南昌起义
您的位置： 首页 > 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研究新论
来源：周根保 日期：2024-11-06
献给建军一百周年
目 录
上篇：历史功勋浅析
中篇：人物传奇侧记
下篇：疑题解析探幽
上篇：历史功勋浅析
卷首语
南昌起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光辉篇章之一，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在学术界激起了广泛的研讨，并在每一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
作为一名资深读者，经过多年的沉淀与思索，对于南昌起义的伟大意义有了更加深刻的领会与感悟。
首先，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端，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一个以政治斗争为主的党派，转变为一个能够掌握和运用武装力量的党。
这次起义虽然在短期内遭遇了挫折，但它为后来的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为红军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正如许多史学家所论述的那样，南昌起义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它不仅展现了共产党人的英勇和决心，也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提供了精神上的鼓舞和力量上的准备。
其次，南昌起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一次极具前瞻性的行动。1927年，国民党右派发动了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的残酷镇压，中国革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南昌起义的爆发，不仅是为了反抗国民党的暴政，更是为了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起义虽然在军事上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但它政治上却具有深远的影响，它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不畏强权，坚持革命的决心。
再者，南昌起义的参与者们，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坚力量。例如，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杰出的革命家，在起义中表现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和革命精神。他们的名字和事迹，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不朽的传奇。这些革命先辈的英勇斗争和崇高理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了国家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而奋斗。
最后，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还在于它对后世的启示。它告诉我们，任何伟大的事业都不可能一帆风顺，革命的道路更是充满了艰难险阻。但正是这些困难和挑战，磨练了革命者的意志，凝聚了人民的力量。南昌起义虽然遭受了挫折，但它所体现的革命精神和不屈不挠的斗志，却成为中国革命的宝贵财富，激励着后来者继续前进。
总之，南昌起义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武装斗争的起点，更在于它所展现的革命精神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作为一名老年读者，笔者通过回顾这段历史，深刻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们的英勇和牺牲，以及他们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笔者在探究南昌起义这个伟大事件中，存在三个困惑之谜题，长期以来始终萦绕在思绪之中：
当年，毛泽东主席为什么坚持在军旗图案上“加‘八一’二字”？[]
曾经，毛泽东主席为什么称“南昌起义是大政治”？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为什么坚持“八一建军节不能改……”[]
研读了2017年8月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受启迪，豁然开朗。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郑重指出：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
对南昌起义这“三个伟大”的解读，许多大专家作出了不同解读。
下面，笔者仅从四个问题，说说个人对这“三个伟大”的深刻内涵的浅见。
第一题：
为什么说南昌起义打响了真正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笫一枪”？
1954年10月18日，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讲话中，曾把中国近代军队建设分为三个阶段，就是清末新军、黄埔军和后来的解放军。[]
深入研读历史，我们发现：
在中国百年近代史中，以南昌起义为核心的三声“第一枪”，深刻改写了中国近代史的轨迹。
回顾这三声“第一枪”的历史，不仅是对历史的一次深情追溯，更是绘制了一幅打造世界一流军队的壮丽画卷。
这三声“第一枪”，宛若一部沉甸甸的历史巨著。
品读这部巨著：深深感到，这是一次信仰的洗礼，斗志的激励，动力的催生，血性的提升。
以南昌起义为核心的三声“第一枪”，是如何改变中国现代史命运的？
第一，1839年6月3日至25日，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壮举，打响了中国近代史上反帝斗争的“第一枪”。
这一声枪响，不仅标志着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斗争的序幕拉开，更预示着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的志士仁人，踏上寻求民族新生历程的起点。
西方列强侵华，是从鸦片战争开始。
1839年，林则徐奉命赴广州开始禁烟活动，用34天，缴获英国鸦片2376254斤，全部集中虎门销毁。
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八块浮雕，第一块是“虎门销烟”。
“虎门销烟”事件，表明中国人不再是任人宰割，它不仅对中华民族反帝斗争产生巨大影响，也对当年以英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产生了巨大震撼。
这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笫一枪”。
但由此而引发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却把中国拖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坑……
让我们踏入清朝末年那段遭受列强宰割的苦难岁月……
自诩为天朝的晚清时代，犹如一件精美绝伦的花瓶，英国人“一声枪响”，便使之破碎一地……
英国人借虎门销烟，悍然发动了为期两年之久的第一次鸦片战争——
1840年7月2日，英舰抵达厦门，与守军发生炮击，旋即退去。
7月6日，英军再向定海县城进攻，守军望风溃逃……
定海失陷，江浙报警，引起清廷极大震动……
英国海军的炮舰轰开了中国的门户，战争的硝烟弥漫在沿海城市。清军由于武器落后、战术陈旧，无法与装备精良的英军抗衡。
战争的结果是清政府的惨败，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并开放多个通商口岸，支付巨额赔款。
英国的侵华恶行，引得美国、法国诸国纷纷效仿……
1856年至1860年，英、法在俄、美支持下，联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
又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又夺走大批白银；
又割走大片领土……
中日甲午战争，更是深深刺痛了中国人的心灵。
1884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全国震惊……
八国联军侵华史，更是触目惊心的历史。
1860年8月，英法联军一万八千人，先攻占了天津。
9月，英法联军8000人，进犯北京。
清军3万人，在北京八里桥附近，与英法联军展开激战。
清军全是骑兵、步兵，拿着冷兵器，和一个具有先进装备的军队对战。
结果，3万清军伤亡过半，而英军死2人，伤29人。法军死3人，伤18人。
这是一场令人叹息的战斗……
八国联军在北京的暴行，更令人发指：
在北京城内，法军路遇一队中国人，竟用机枪把人群逼进一个死胡同，连续扫射十五分钟，不留一人。
英国人记载说：“北京成了真正的坟场，到处都是死人，无人掩埋他们，任凭野狗去啃食躺着的尸体。”
北京被沦陷后，八国联军统帅竞公开特许士兵抢劫三天，皇宫和颐和园的珍贵文物，被空前浩劫；
法国人还野蛮地烧毁了圆明园，抢走了我国海量珠宝……
此间，美国强迫清政府签了《中美望厦条约》，掠夺了中国大量财富……
俄国逼着中国签订了各种不平等条约，从我国巧夺15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
更值得一提的是，奥匈帝国，入侵中国人数不到400人，也强迫清政府割让了天津……
这血淋淋史实，深刻地说明了一个铁的真理：
落后就要挨打。
八国联军武装占领北京，居民门口还要分别悬挂占领军的国旗。
冷酷的事实，把一个尖锐问题摆到国人面前：
中国是不是要灭亡了？
鸦片战争不仅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也暴露了中国在科技、军事、国防上的落后。
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沉痛的一课，催生了一批中国仁人志士的觉醒。
他们深刻意识到，唯有改革，唯有借鉴西方的科学技术，方能使国家走向繁荣，民族实现复兴。
这场战争成了中国军队近代化进程的一个催化剂。
尽管这个过程充满了艰难和曲折。
历史表明，正是西方的坚船利炮，将沉睡了数千年的东方巨狮从梦境中唤醒……
在清政府岌岌可危时，袁世凯等军阀看到腐败旧军不堪用，从1895年始，在天津小站练兵，成立新建陆军，按照德国、日本的典章制度、战术编制和训练。新军的影响，很快扩展南方……
毛泽东对小站练兵很高评价，认为这种建立新军的举动，标志着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开端。[]
新军最后成了埋葬封建王朝的掘篡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这是后话。
此刻，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民族救亡；
此刻，中国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
也正在此际，代表着我国先进社会力量、孙中山领导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逐步登上中国政治的历史舞台……
尤其是先进的知识分子和爱国人士，认识到唯有变革，才能救国救民。
特别是，随着新军实力的壮大，它们亦逐步转变成了封建体制的破坏者……
新军中不少士兵与军官接触到了西方的先进理念，对清廷的腐败与无能感到愤慨。他们开始深思国家的未来走向，热切盼望改革。
新军的崛起，改变了旧军队面貌，随着新军引入西方先进军事理论和技术，标志着中国军队现代化进程的初步启动。
新军力量的壮大，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历史昭示，当年虎门销烟催生出的清末新军，与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党携手，迅速地迎来了终结千年封建统治的又一声“第一枪”……
第二，在1911年10月10日，由孙中山引领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联合新军，在武汉打响了反封建王朝的“第一枪”。
这一枪，终结了数千载的封建帝制，引领了华夏大地上封建王朝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开端。
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在于把推翻清政府作为直接目标。
中国封建社会有个头，就是皇帝。
一旦把这个头砍掉，整个旧秩序就乱了套。
历史表明，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清朝腐败统治，还在中国首次引入民主共和的理念。
1911年10月10日深夜，受民主革命势力影响的武昌起义新军，一声枪响，不仅吓跑了两湖总督，也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王朝。
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里，那一声枪响，犹如穿越古今的霹雳，象征着旧时代的落幕与新时代的曙光。
1921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建立起第一个共和国，第一次开创了完全意义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
在辛亥革命胜利之后，袁世凯利用自己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力，迫使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自己则在1921年2月15日，正式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的篡权行为，不仅使得辛亥革命的民主理想未能实现，还导致了民国初年的政治混乱和军阀割据的局面。
但这一历史阶段为中国革命力量提供了宝贵经验，特别是认识到没有强大的革命武装，就无法守护革命成果，也无法实现国家的真正独立和解放。
孙正山在革命道路上的探索虽未能最终成功，但他的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与坚持，为中国共产党后来走上正确革命道路，提供了重要思想启示。
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在1927年7月1日，受新文化与“五四运动”的思想洗礼，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它为中国革命注入了勃勃生机，为中华民族的根本转变，奠定了坚实的组织基石。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27年夏，6年期间，在共产国际的引领下，中国共产党的核心工作聚焦于推进工人与农民的解放运动……
1924年1月，成为中国近代史册上浓墨重彩的一页。
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国共两党达成一致，开启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在这一过程中，中共按照共产国际指示，在帮助国民革命军发展壮大中，却忽视了自身武装力量建设，为大革命失败埋下深深隐患……
1925年3月12日，正当大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孙中山先生却因病不幸英年早逝，这对于国共合作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1926年7月初至1927年夏，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这场旨在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统一中国的战争，虽然在初期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但由于国民党右派的背叛，最终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蒋介石和汪精卫的背叛，不仅导致了北伐战争的失败，也使得国共两党的关系彻底破裂……
后来，蒋介石靠夺取北伐战争胜利果实，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中国仍处于内忧外患、风雨飘摇之中，中国人民仍然弥漫在饥渴死亡之中……
此时，蒋介石、汪精卫，举起血腥之手，对毫无戒备的中国共产党人及广大革命民众，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屠戮，令华夏大地沉浸在腥风血雨之中。
中国共产党面临被“赶尽杀绝”的险境，中国革命亦陷入“命悬一线”的紧急关头……
孙中山当年领导的先进国民党，变成了反革命、反人民的黑暗势力……
面对反革命势力气焰日益猖獗，中国人民面前已经凸显出一个严峻的挑战——
中国向何处去？
中共早期高层领导，大多是知识分子，缺乏实际军事工作经验。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把实现共产主义，庄严写在自己旗帜上。
但中国革命道路怎么走？开始并不清晰。
全国当年五十几名党员，唯有一人当过兵——毛泽东。
他参加长沙新军半年。辛亥革命一声枪响，以为革命成功了，他又回到学校。
其他人，均无军事工作经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仅缺乏军事工作人才，而且对军事工作极不重视……
蒋、汪叛变、对共产党人屠杀的事实，昭示共产党人，没有革命的武装的，便无法战胜反革命的武装，亦无法取得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
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正如毛泽东在1945年《论联合政府》中指出：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这是孙中山革命成果丢失，给中国共产党人带来的深刻教训……
在此之际，南昌城头响起了震撼中外的枪声……
第三，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城头，中共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这一枪，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纪元，诞生了第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
1927年，黑云笼罩，中国大地一片白色恐怖；
1927年，敌我力量悬殊，中国革命形势处于最低谷时期……
不少仁人志士，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中共高层如果犹豫不决，坐以待毙，那就意味着死亡……
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临时常委会，面对生死存亡关头，决心不计成本，作出南昌暴动的决策。
对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这种不畏强敌，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毛泽东在南昌起义十年后，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进行了生动地总结，他说：
大革命失败后，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
这个战斗，就是南昌城头的“第一枪。”
这一枪，被时任中共中央称为“八一革命”；
这一枪，被历史铭记为“南昌起义”。
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碑文，对南昌起义作了深刻描述：
“1927年夏，由于国民党右派叛变，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遭到了失败。为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领导南昌起义。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在我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二万余人，向南昌守敌发起猛烈攻击，歼灭国民党反动军队三千多人，胜利占领了南昌。这次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表现了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畏强敌、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新时期。”
起义胜利了。
中国共产党终于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
起义军胜利后的第三天，按照中央原定方针，挥师南下……
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历经两月的艰苦转战，不幸在潮汕地区遭遇了强敌的围剿。面对敌人的绝对优势，起义军主力最终陷入困境，遭受了挫折……
但——
“八一革命”火种没有灭；
“八一革命”旗帜没有倒；
“八一革命”队伍没有散！
在朱德、陈毅的英明指挥下，这支起义军余部历经艰苦转战，经过“赣南三整”，经过湘南暴动，终于在1928年4月，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队伍胜利会师于井冈山，开启了朱毛红军的新时期。革命的火种，如同星星之火，开始呈现燎原之势……
经过二十二年的不懈奋斗，这支英勇的军队，在无数场激烈的战斗中，凭借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最终赢得了全国（大陆）的胜利。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强大的军队是国家安全的基石，也是实现民族复兴的保障。
数十年来，国防大量投资更新装备、创新科技，强化军队训练，提升战斗力，人民军队已成为维护和平的关键力量。
经数十载努力，国家已由贫弱转变为世界经济、军事强国。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远见与决心，为实现百年强军目标，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已展示了光明的前程。
笔者长期肩负南昌起义精神研究学会领导职责，深切体会到，救国救民、无私奉献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南昌起义英勇烈士们的鲜明写照。
南昌起义的前夜，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只有两种可能：
或者是灭亡；或者是不屈不挠挺身站立起来，把革命推向武装反抗新阶段。
是什么力量促使中国共产党人作出打响“第一枪”的决定？
是什么力量感召已是“高官厚禄”的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老一辈革命家，义无反顾投身起义之中？
是忠诚信仰的力量！
是爱国主义的力量！
笔者经常独自一人，伫立在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前，翘首凝望纪念塔顶“那支枪、那面旗”，细细品味“第一枪”的味道……
那挺傲指苍穹的汉阳造步枪；
旁边那面迎风招展的八一军旗：
似乎在无声述说八一起义的光辉伟大……
凝望这支枪，透过这面旗，我仿佛回溯到1927年8月1日的凌晨，那支由两万人组成的“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胜利地攻占了南昌壮丽画面……
正是这支正义之师，在战胜千难万阻，最后转战上井冈，又燃起燎原之势……
南昌起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南昌矗立起这座历史丰碑，续写的爱国主义浩然正气，正如光芒万丈的朝阳，普照祖国大地。
以南昌起义为核心三声“第一枪”，不仅标志着我国现代军队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更是中华民族由封建体制迈向现代化国家的重要节点。
从鸦片战争的痛楚到辛亥革命的曙光，再到南昌起义吹响的独立武装斗争号角，我国军队在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中不断成长、蜕变，最终铸就了今日强大的人民解放军。
历史显示，以南昌起义为核心的三声“第一枪”响，见证了中国军队的革新与成长。从虎门销烟至南昌起义，军队在历史事件中演变，铸就了今日强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其不仅捍卫国家主权，也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国家发展，象征中国现代化转变的关键。
第二题：
为何称南昌起义是“听党指挥”军魂铸造的伟大开端？
南昌起义不仅以人民军队的开创之功而永垂青史，而且铸造了“听党指挥”这一军魄。
“听党指挥”，从南昌起义开端，逐步被熔铸成为人民军队不朽的军魂。
有人曾经惊叹：南昌起义主力失败后，所剩无几。短短二十二年，不仅拥有千军万马，而且夺取了政权，靠的是什么力量？
在庆祝建军九十周年庆典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
习总书记的讲话，对南昌起义对党的建设功绩的肯定，表明我军诞生之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已作为铁血军魂熔铸于我军建设之中；习总书记的讲话，同时旗帜鲜明地阐明了南昌起义，对我军军魂铸造的历史贡献。
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南昌起义不仅催生了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更开启了铸就人民军队军魂的崭新篇章。
南昌起义前，中共中央就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员会，指挥前敌一切。前敌委员会的设立，开创了党对军队领导的创新模式。
1927年7月27日，在南昌大旅社召开的第一次前委员会，对起义作战计划、起义时间、起义领导分工等事项，进行了研究，标志着起义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进行的。
起义胜利后，不仅任命了中共党员担任各级党代表，而且在部分条件好的单位，设立了党小组。
特别是朱德率领起义军余部，半年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最后胜利登上井冈山，开创“朱毛红军”新时代，靠的就是党的力量。
跟随朱德在赣南转战的杨志诚，在回忆起义军西进艰难日子时说：
“回想起来，当时部队之所以能保存下来，是有一种巨大力量在起作用，那就是党的坚强领导。”[]
让我们聚焦于那些英勇无畏的先辈们，他们在起义军中铸就了不朽的军魂，为后人留下了深刻的生动事迹。
周恩来是军魂铸造带头践行者，是永远奋斗在党的旗帜下的杰出代表。连张国焘在后来他写的《我的回忆》一书，都难以抹杀周恩来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他这样写道：
“正当人们纷纷准备逃离时，周恩来转而和我与李立三作紧急的商谈。他说，你们赶紧离开部队潜返上海。我将随部队行动，沿途由我相机处理，除应留下的人员外，一律遣送香港上海一带去。我问他，你的病怎样？你病了应先离开部队，让我留下来代替你的工作。……他急遽地回答说：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准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
周恩来抱病主持流沙会议，做出部队撤退和领导人疏散的安排，自己带病坚持一直留在潮汕地区农村，直到起义领导全部安全转移， 他才和叶挺、聂荣臻乘船离开了广东。
周恩来临危不惧，负重践危，创造了在敌人四面包围的撤退中，起义领导人（部队团以上，地方科以上）“一个没抓，一个没杀”的奇迹！
试想，如果不是这样，中国革命丧失了这样一大批人才，那共和国的历史，可能改写……
南昌起义时，贺龙尽管还不是共产党员，但跟党走的人生目标已经确定，在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他选择了共产党。
1927年7月23日，当谭平山把南昌暴动决定告诉他，征求他的意见时，贺龙坚定表示：“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
1938年，蒋介石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问贺龙：你为什么放着好端端的军长不当，去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
贺龙用“政见不同”回击了蒋介石。
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已经是威震四方的军长了。他把一个军的部队交给共产党，为的什么？
据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老馆长徐巍介绍，贺龙曾说：
“我参加南昌起义不是一时的冲动，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什么目的，而是当时我就选择了今后一生要走的道路，那就是坚决跟共产党走。做出这个决定，我花了七年时间”。
听党指挥，是贺龙永远凝固在历史上的忠诚。
叶挺的部队不仅是南昌起义的主力，特别是他本人，毅然抛弃优裕的生活，抛弃名利，面对国民党方面的利诱毫不动摇，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义无反顾投身起义之中，更是难能可贵。
叶挺英年早逝，他在南昌起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史学界对叶挺宣传的文章极少，特别是他在南昌起义关键时刻，听党指挥的高度政治自觉，党史界的宣传更是少之又少 ……
叶挺会率部起义，张发奎万万没有想到！
张发奎在自传中说：“那次庐山会议，叶挺、贺龙、蔡廷锴没有出席，因此会没有开成。不过，我并不认为共产党会发动叛乱，所以没有先下手逮捕他们。”
叶挺和张发奎，是广东北江的小同乡，从小便在一起，可以说是如兄如弟。以他和叶挺的私人关系，他认为叶挺绝不会与他为难。
此时，如果叶挺对张发奎不念旧情……
此时，如果张发奎对叶挺的部队产生警觉……
此时，如果叶挺在党的指示面前产生了动摇……
南昌起义的历史可能要改写……
当年，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刘伯承、叶剑英、郭沫若、徐特立、聂荣臻等人，他们都是身居要职，在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横尸遍野、血流成河的白色恐怖的时刻，勇敢站出来，听党指挥，义无反顾来参加南昌起义，为的是什么呢？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南昌起义还创造了世界军史上一大奇葩：
一次起义，锻炼造就了人民军队一大批杰出将帅，开国十大元帅有七人参加或间接参加南昌起义，被授予大将、上将、中将和少将，也为数不少。他们在漫长的革命战争中，获得武装斗争的经验，成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杰出将帅。
“听党指挥”，这个刻印在南昌起义将士灵魂深处的鲜明印记，已经穿越历史时空，在人民军队近百年的历程中，熠熠生辉。
南昌起义的伟大壮举，诠释了“听党指挥”的军魂，始终是我军不变的信仰。
党的领导，如同定海神针一般坚定有力，使中国共产党在历史的洪流中始终保持航向。
在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中共之所以能够果断打响第一枪，离不开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所发挥的核心领导作用。
起义军的残余力量之所以能够走上井冈山，揭开朱毛会师、开创工农红军崭新篇章的壮丽画卷，离不开以朱德、陈毅为代表的坚持党的领导力量。
八一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诞生，为中国革命开辟了新道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八一起义展现了中国人民的坚韧和对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追求，为革命道路指明了方向，激励了无数革命者。其历史功勋永载史册，激励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八一战旗，自南昌城头崭露锋芒，飘扬至井冈山之巅，最终遍布中华大地，汇聚了南昌起义不朽的历史荣光。
第三题：
怎样理解南昌起义军与秋收起义军的汇合是建军大业的基石？
朱德在一次座谈会上曾说：“井冈山的部队和南昌起义剩下的部队会合后，编成了红四军，毛主席为党代表，我为军长。井冈山成了我们的根据地。……红四军的成立，对革命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纵观人民军队发展史，“朱毛红军”的诞生，不仅开创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新局面，而且是人民军队建军大业的基石。
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朱毛井冈会师”那个传奇岁月……
1910年，17岁的毛泽东离开偏僻的家乡韶山，临行前写了一首诗：“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其雄心壮志跃然于纸上。
“改造中国与世界”，这是毛泽东在1921年初，为他组织的新民学会确定的目标，从那天起，他为实现这一目标奋斗，终生坚守不渝。
20世纪20年代初，一艘红船从嘉兴南湖起航；6年之后，小船上一个叫毛泽东的青年，率领一支不足千人的队伍来到了井冈山……
不久，一个叫朱德的“老同志”（42岁），率领从南昌城走来的一支不足两千人（南昌起义军余部），也登上了井冈山……
朱德曾是旧民主革命的忠勇战士。1922年，36岁已是滇军少将旅长，金钱地位唾手可得。可是当他接触共产主义以后，毅然抛开一切，千里转折寻找共产党。
1926年，他奉党的指示，来到南昌，不久，参加了南昌起义，踏上了无产阶级武装夺取政权的征程。
是什么力量使两位伟人的大手，紧紧握在一起？
是什么力量使两支小小队伍，紧紧结合在一起？
对于这样一个彪炳史册的伟大事件，我们今天能得到什么启示……
随着毛泽东、朱德两位巨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的瞬间，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在中国历史上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汉字组合“朱毛红军”，中国革命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笔者从朱毛井冈会师的史料中，深深感悟到共产党人信仰的力量……
（一）两位伟人晚年，讲述了一个几乎相同的“信仰”故事
几十年来，所有党史，军史著作中，对秋收起义，极少用“失败”两字，然而，1975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度过最后一个国庆节时，艰难地支撑着身体，对身边唯一陪伴着他的护士追忆起建立新中国所经历的革命往事，首先想到的就是1927年的秋收起义。
对于很多人来说，过去听到的秋收起义宣传，都是毛泽东领导起义时是如何英明正确，暴动后的战斗是如何胜利辉煌，结局又是率众满怀豪情地奔上井冈山。然而，从毛泽东本人口中讲出的秋收起义过程却大不相同：
“这故事，你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听到，哪本书上都没有。即使是上井冈山前，秋收暴动以后，我们连打了几个败仗。人不断地跑，连师长都不辞而别了，人心乱得很。当时，就有人说，‘还是算了吧，就这么几个人，能顶什么用？’有一天，队伍来到一个镇子上，大伙休息的时候，一群人又聚在一起谈论散伙的事。当时，就有人问我：‘毛委员，凭我们这几个人，这几条枪，革命能成功吗？’我对他们说：‘我们这几个人，这几条枪，用不完，绰绰有余，愿走都可以走，不信，咱们有言在先，到庆祝革命胜利的那天，我们肯定死不光。’1949年开国大典后，我见了几个当时听过我讲话的人，没想到，他们还都记得那些话。”[]
毛泽东心中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往事，语言平实，但彰显的却是理想信念的伟大力量，秋收起义军从失败走向胜利，靠的就是理想信念的精神支撑。
据史料记载，当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开始连打败仗，连一个县城都坚守不了。9月19日，在文家市里仁学校，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员会，冒着“逃跑罪名”，力排众议，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毅然决然将起义军，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罗霄山脉中段。
第二天早上，在里仁学校操场上，毛泽东向起义军动员说：“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毛泽东富有激情地讲话，把起义军失败后低落的情绪，重新鼓动起来。
随后，毛泽东背着斗笠，穿着草鞋，拖着受伤的脚，一瘸一拐地和秋收起义部队一起，走在上山的路上……
朱德当年率领从三河坝突围的南昌起义军余部，在赣南转战时，已是“七零八落”，没有组织，有些人中途跑了，留下的人还有继续要求走。
1927年10月下旬，朱德率领这支“七零八落”的队伍，来到江西境内天心圩。
一天傍晚，朱德身穿灰布军衣，戴着斗笠，穿着草鞋，站在天心圩河坝子里，对起义军排以上干部讲话一一
说了一番和毛泽东当年在里仁学校意思相同的话……
据史料记载：在天心圩河滩上，朱德走到排以上干部队伍前，严肃地说道：
“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朱德接着说：我们今天革命，就像俄国的1905年，俄国人1905年失败了，但1917年他们成功了。
我们只要能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
我们也有我们的1917年！
此时，谁也没有说话，河坝子里静悄悄地，只有风吹着竹林，刷刷地响。
朱德一席简短的话，传递出带有热血温度的坚定，使大家在黑暗中，看到光明的前途。
在这段艰苦的日子里，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起作用，那就是信仰凝成的力量。
1961年2月，朱德偕同康克清，由省委书记杨尚奎陪同，来到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在天心圩军人大会的油画前，纪念馆工作人员说：“每当我们向观众介绍您在天心圩的讲话时，观众都很感动。”
朱德笑了笑说：“那时的形势，真困难呀，和党中央失去了联系，部队的目的地在哪里，下一步怎么办都不清楚，队伍涣散，开小差的很多。这时，我把一些同志请来，向大家讲了几句心里话，说：‘哪怕只有十几、二十几个人，我也要干下去，中国革命是一定会胜利的。’会后，大家的情绪高多了，坚持干下去的有七八百人。”停了一下，他又说，“部队真正得到巩固，还是在经过几次整顿之后。那时，我们不急于打仗，而是花力气把部队的组织和纪律搞好。特别到了上堡，才算稳住了脚跟，部队按游击战的要求整训。我们原来也不知道上山，开始上山搞了个把月，才觉得上山有出路。”[]
毛泽东曾说：“这个故事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听到，那本书上也没有。”
毛泽东和朱德讲述的故事，没有豪言壮语，但告诉了我们一个真实的历史：
南昌起义剩下的部队和秋收起义军，这两支小小的队伍，在外部遭受敌人追击，内部不断发生叛逃的困苦中，转战千里，最终在井冈山汇成铁流，使井冈山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和坚强的堡垒，使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成为开创建军大业的伟大的开端！
毛泽东、朱德讲述的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坚定信念，听党指挥，是人民军队在风雨如磐的漫长道路上，在挫折中奋起，在困苦中勇往直前的精神支柱，是老一辈革命家开创建军大业的军魂！是建军大业的伟大开端的基石！
（二）两支起义队伍，演绎了几乎相同的“上山”之路
历史又如此奇特，在江西上犹县境内，两山之间，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和朱德领导的南昌起义军余部，虽然被敌人分隔两处，但在探索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道路，怎样建设一支人民的军队等问题上，各自都得出了几乎相似的认知，演绎了几乎相同的“上山”故事。
史料记叙，1927年10月5日，朱德率领从三河坝撤下起义军，来到饶平的茂芝村，得知南昌起义军主力在潮汕遭到失败，指挥部也不存在了，一时间感到震惊和茫然……
失败主义笼罩全军。而四周的敌人大军压境，企图一举消灭起义军。
形势十分严峻。
10月7日，朱德在茂芝全德学校，主持召开20名军官会议。
会上不少人说：既然主力都失败了，叶军长又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们留下还能干什么？不如散了好。
朱德振臂一呼，反驳说：“南昌起义军主力虽然失败了，但是，这面旗帜不能丢！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南昌起义的革命的种子保留下来，我有决心担起革命的重担，有信心把这支队伍带出敌人的包围圈，和同志们团结一起，一直把革命进行到底。”[]
经过一番争论，朱德的意见得到多数人的支持。
会议最后作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的决策，摆脱了过去“围绕城市闹革命”的方针，起义军从此开始了“上山”，开始了打游击，开始走上新生道路。
解放后，朱德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们由福建退至江西，开始被廹上山，被迫进行游击战，这有一个好处，即开始转入正确方向——游击战的方向。”[]
在西进千里转战中，朱德把游击战，作为起义军唯一发展方向，特别是坪石大捷，运用游击战，我军一个团的兵力，战胜了许克祥的六个团，首创了我军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
作战方法的转变，使濒于溃散的部队，焕发勃勃生机。
1928年元月，宜章年关暴动，揭开了湘南暴动序幕，3个月内，起义军以武装暴动建立了宜章、郴县、耒阳、永兴、资兴、安宁等6个县苏维埃政府，在湘南开展了轰轰的土地革命。
1928年4月，正当湘南暴动如火如荼开展之际，敌人组织7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对起义军联合“围剿”。
在敌强我弱严峻形势下，朱德不顾湘南特委反对，采取“且战且退”运动战方法，撤出湘南，直奔井冈山。终于4月26日，到达砻市。
4月28日，从井冈山下山、掩护朱德从湘南撤退的毛泽东，也率部从酃县，回到砻市。
4月28日，这是个记入历史史册的一天：
两位伟人的巨手，终于紧紧握在一起……
朱毛井冈山会师，经历了人们难以想象的奇迹：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军“上井冈山”，也不是像人们传说中的那样……
史料记载，毛泽东上井冈山，有“初上”和“重上”两个不同阶段。
初上，是古城会汉后，1927年10月6日，毛泽东亲自去茅坪大苍村会见了袁文才，并送枪一百支，对袁文才做好了思想工作，10月7日，才把工农革命军的伤兵病兵安置到茅坪……
此时，毛泽东并没有带部队上山，却指挥部队经古城、砻市、向酃县进军。直至在大汾打了败仗，才最终确定了上井冈山。
谭政在1980年4月13日回忆说：
“那时我是毛泽东的秘书，……由于大汾战败，我们就上了井冈山……
……上井冈山是逼上去的。”[]
史料表明，当时，毛泽东率领起义军，踏遍了罗霄山脉的北段、中段以及南段边缘后，直至1927年10月27日，在王佐的欢迎下，才率部进驻井冈山的中心茨坪。
从此，工农革命军落脚井冈山，开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与南昌起义主力失败悲剧相似，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上山前，也遭受过出师不利的考验……
1927年9月9日，震撼全国的秋收起义，霹雳一声爆发了。起义战士和广大工农，向土豪劣绅和国民党猛烈地冲杀过去，工农武装革命的风暴，席卷了湘东赣西大地。但秋收起义的惊雷炸响后，又多一声惊雷轰鸣而去。由于当时起义战略指导失误和战术上的分散，致使三个团刚起义就连遭挫败，用毛泽东的话，“连打了几个败仗”：
9月9日，驻修水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取道长寿街，围攻长沙，刚收编的国民党邱国轩部突然叛变，毫无防范的一团二营，受到该部袭击，全被打垮。
9月10日，第二团从安源出发，由于主要干部麻痹轻敌，于17日攻克浏阳县城后，遭敌优势兵力突然袭击，部队全部被打散。
9月11日，毛泽东率第三团从铜鼓向浏阳进军，一举攻下长沙东门，团长苏先骏疏于防范，于14日遭到敌军反扑，起义军被迫转移。
在起义连遭失败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立即实行战略退却，指示起义部队到浏阳县文家市集中会合。
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前委会议，集中讨论部队进军方向问题。毛泽东在激烈的争论中，说服了大家，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决定退往湘粤赣边境，寻机上山打游击。
9月21日，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开始了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至此，起义军进军方向，由攻打长沙改为向湘赣边的农村山区转移。
一个是文家市，一个是茂芝村，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内容，但传递的都是同一种“信仰”；都是在“出师不利”的阴影下，做出的“上山”决策。
两支起义军，在两位伟人的领导下，以非凡的英雄气概和坚定信仰，冲破千难万险，开始了对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伟大的探索。
（三）两支起义队伍，都是采用“整顿”的办法，战胜部队中出现的叛逃和重塑革命信仰。
秋收起义革命军在向罗霄山脉中段行进中，不仅路途越来越艰难，部队也越来越不好带。秋收起义的参加者赖毅后来回忆道：
“那时，逃跑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里去？’”“第一营第一连的一个排，就在排长的唆使下，利用放哨机会逃跑了，并且带走了所有的武器。”
不仅当兵的跑，官场中也有不少人动摇叛逃。起义后先是四团团长邱国轩叛变，一团团长钟文璋弃部出走，二团团长王兴亚下落不明，后是三团团长苏先骏、师长余洒度离队（后来叛变）。
9月29日到达永新县的三湾村，部队5000余人，只剩下700多人。到达三湾的当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前敌委员会议，决定对部队整顿和改编。这就是我军建军史上著名的“三湾改编”。
9月30日清晨，毛泽东在三湾的枫树坪，向全体官兵强调了改编意义后，接着慷慨激昂地说：“同志们，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条腿，我们也有两条腿。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了军长，带了一军人马。我们现在不只有两把菜刀，我们有几百人，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秋收起义出来的，一个人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我们现在有这样的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没有挫折和失败就不会有成功。”[]
这次整编，在思想整顿、坚定信念的基础上，把部队从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建立了士兵委员会，在军队内部实行民主主义制度。三湾改编，是秋收起义军的一个转折点，毛泽东后来说：1927年，在三湾村“那个村子里，工农革命一个师整编为一个团，那是一次新生。”
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在西进的转战中，所遇到的困难和考验，和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军所遇到的情况，几乎相似。
当年随朱德一起战斗的杨志诚，解放后回忆了这段历史：
“这时已是十月下旬，山林里的气候已经很冷了，我们身上却还穿着八一起义时发下的单衣，破烂不堪，到处是汗污，到处是破洞。短裤遮不着的小腿，饱受风吹日晒，皴裂得像两条木棍子。鞋子早已穿烂了，要打草鞋，既无材料，又无时间，有的撕下块布把脚包起来走，有的索性打赤脚走。露营更是经常的宿营方式。一到宿营，个人就把树叶子垫在身子底下。至于吃饭，那更是困难。吃饱肚子的时候是少有的，尤其难耐的是疾病的折磨，南方发病的季节，拉痢、打箅子的一天天增多，又没有医药治疗，有的就寄养在老乡家中，病势沉重的，就在野营的树下或是小道旁牺牲了。”
“自然，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到了目的地的。很多人受不了这种失败的考验，受不了这种艰苦困难的考验，不辞而别了。一路行军，只要碰上岔道，就有三三两两向岔道上走了，喊也喊不准。记得这天刚上路没多久，我们连的一个湖南籍士兵便离开大路走开了。我追上去喊他，他掉转身来，举起枪，唰啦推上了一颗子弹，指着我说：‘你敢来？’我连忙讲好话：‘朱军长说过，你受不了苦可以走，可是枪是革命武器呀！’……他想了想，把枪一扔，头也不回地走了。像这样的事，不是一回两回，在到达信丰的时候，迫击炮也被陈叶珍带走当土匪去了。”[]
进驻安远县天心圩时，起义军师、团领导，相继离队，这支部队领导，除朱德外，只留下73团党代表陈毅和74团参谋长王尔琢；部队从一千多人只剩下八百人。
面对部队顷刻溃散的局面，朱德采用和毛泽东几乎同样的办法，保持了起义军的稳定——
10月下旬，起义军进入江西，敌人忙于打内战，不追了，朱德在陈毅协助下，抓住这个时机，搞了二十余天的“赣南三整”。
朱德在《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一文中写道：“十月底到了大余，对部队进行整编。首先，整顿党、团组织，成立党支部。”到了上堡后，“我们利用这一时机进行了整训。首先是整顿纪律，那时就规定了募款和缴获的物资要全部归公。其次进行军事训练，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天天上。”[]
为了便于指挥，在大余整编中，朱德把队伍整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司令，陈毅任指导员，王尔琢任参谋长。
三河埧突围后，起义军一路情绪低落。经过这一段整顿，部队逐渐活跃起来，部队中谈笑声，常常在人群中回响。
从此，部队精神面貌大为改观。不仅纪律加强了，信心更足了，而且战斗力也提高了，部队走向了统一团结。
前有毛泽东的“三湾改编”，后有朱德的“赣南三整”，同是改造起义军的宝贵法宝。
“三湾改编”和“赣南三整”，都是意在坚定信念，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它不仅对起义军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为我军以后的整党、整军提供了宝贵经验，可以说，我军各个历史时期的整党、整军，无不和“三湾改编”“赣南三整”有着内在联系，所不同的，只是注入了新的内容，有了新的发展。
井冈山会师，两股铁流汇合到了一起，从此成为红军主力，连续几次打退了国民党对井冈山根据地的“进剿”，使井冈山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
在井冈山斗争一年多时间里，“朱毛”把“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进一步完善，成为红军取得屡战屡胜的法宝。
1961年2月，朱德到八一南昌起义纪念馆参观，在井冈山会师的油画前，静静地凝视了很久，深情地说：“起义部队到了井冈山，和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力量壮大了，更重要的是开始找到了开展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
朱德的话，深刻揭示了井冈山会师伟大历史意义。历史表明，没有井冈山会师，就没有人民武装的汇聚、融合，就没有从星星之火到腾飞之势。
“朱毛井冈会师”的壮举，给我们留下的启迪是什么呢？
坚定革命理想，筑牢信仰之魂。在中国革命低潮时候，前途渺茫之际，朱毛举起了一面坚持武装斗争的大旗，为中国工农红军的成长构筑了坚实的根基。传承朱毛会师壮举，就是要坚守共产党人信念，在各种风险和挑战面前，做到永葆共产党人本色。
坚决听党指挥，筑牢强军之魂。朱毛会师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军委，将红军置于党的坚强领导之下。朱毛红军在井冈山铸造的听党指挥的军魂，永远是人民军队战胜一切强敌的动力，铭记朱毛会师传统，就是要把听党指挥的火种，一代一代传下去，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提供有力支撑。
坚持人民至上，筑牢初心使命。依靠群众，严守纪律，是井冈山根据地初创与发展的重要法宝。 回顾朱毛会师这段历史，我军在那么艰难困苦下能逐步成长发展起来，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军始终紧紧依靠群众，从而赢得人民衷心地拥护支持。弘扬朱毛会师传统，就是要牢固树立群众观念，才能获得不竭的力量源泉。
革命信仰之花，结出了丰硕之果。
井冈山的星星之火，慢慢地在赣南、闽西点燃……
有一首人们耳熟能详的歌，首面一段歌词是：
雄伟的井冈山，
八一军旗红，
开天辟地第一回，
人民有了子弟兵。
从无到有靠谁人？
伟大的共产党，
伟大的毛泽东。
……
这首歌词，不仅是朱毛井冈山会师的颂扬，更是对“什么是建军大业基石、什么是信仰力量”的诠释。
习近平总书记为把我军建设成世界一流军队，为实现“百年强军”目标，在建军九十周年庆典会上，特别强调：“党的领导，是人民军队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创造力、战斗力的根本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色，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人民军队必须“把这一条作为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军魂。”[]
这是一条被实践证明的真理。
当前，世界上军事竞争日趋激烈，我军正处在变革重塑紧要关头，挑战和困难不会减少，要应对和战胜风险，更需要弘扬老红军优良传统，更需要运用习近平强军思想，解决实践中新问题，在推动百年强军伟大实践中取得新的突破。
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于2010年7月在南昌成立。这是国内唯一一个经政府相关部门批准、注册的研究“八一精神”的民间团体。
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历经十几载，始终专注于“八一精神”的深入探究与广泛传播，其影响力在社会各界持续发酵。虽然“八一精神”尚未得到官方的正式肯定，但其内涵已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内心。
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为什么是“八一精神”？
以下是对“八一精神”立论的笔者见解，仅供相关部门及专家、学者参考。
（一）“八一”的光辉已铭刻于人民军队的永恒的史册中
仅以两个实例为证：
在1948年冬季，值此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之际，中央军委作出决策，全军统一军旗。
三个月过去了，累计收到五百余个军旗图案设计，然而，这些图案中，未出现带有“八一”字样的设计。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面对某些人对南昌八一起义的非公正指责，曾深情地发表了一段充满哲理的演说：
“中国人民解放军旗的图案就是‘八一’两个字。定军图案的时候，正是解放战争快要取得胜利的时候，我和毛主席在一起工作，各种图案都选不上。毛泽东同志说，何必另选呢？把‘八一’两个字写上就是一个图案了。我说，红军获得成功是井冈山开始的，八一起义是失败的，恐怕用‘八一’两个字不一定恰当。毛主席说，不对，八一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开了第一枪，秋收起义在八一起义之后。”[]
1949年3月13日，在中共第七届二中全会上，由毛泽东同志亲自执笔起草的《关于军旗的决议》获得了审议通过。自那一刻起，“八一”这一标志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象征。
另一例：
1967年7月26日，毛泽东同准备回北京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楊成武谈话。谈到有人要把9月9日秋收起义纪念日作为建军节时，毛泽东说：
“这是错误的。南昌起义是八月一日，秋收起义是九月九日嘛。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八一建军节是1933年中央苏维埃政府作过决定的，这件事不能变。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是大政治。但政策错了，失败了。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不能因为我参加了，就吹上天。还有许多起义都是地方性的，与‘八一’不一样。”[]
在那个独特的历史节点，即“文化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对八一建军节的坚持与捍卫，其深远意义究竟何在？
以上两个实例，充分体现了“八一”在人民军队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1985年，聂荣臻元帅为南昌起义题词：
“南昌起义精神永放光芒！”[]
南昌起义，同称八一起义；
南昌起义精神，人们习惯称谓：“八一精神”。
在2017年前，《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主流媒体，“八一精神”四个字赫然在目……
自2017年起，却被相关部门明令禁止传播……
笔者陷入了深深的迷惘之中……
（二）“八一精神”是建党精神的生动体现
在建军100周年之际，笔者回顾八一南昌起义及其中共核心领导作用，具有时代烙印与历史意义。
如何理解八一起义与党的领导的内在联系？
又如何解读建党精神与八一精神的交融契合？
1、八一起义，推进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关系的演进
八一起义，无疑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军事领导领域迎来了崭新的篇章。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不仅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军事斗争的起点，更在革命历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其伟大意义在于成功地孕育了一支崭新的军队——“共产党领导的新型军队”，为中国的革命斗争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这支由南昌走来的人民军队，正是从南昌城这片热土上崛起。
这一壮丽的历史画卷已无需多言，其深远影响与不朽功勋早已铭刻历史丰碑。
由于大革命的惨痛失败和国民党残酷屠杀的严峻现实，中共深刻认识到掌握军队力量的极端重要性，并在政策上实现了根本性的转折。
而南昌起义的爆发，更是成为这一转变的催化剂，有力推动了中共将军事工作从边缘地带逐步提升至中心地位，从辅助角色转变为引领主导的双重转变，为后续的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此之前，中共在苏共和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始终把工作重点放在工人、农民运动上，特别是在1924年以后，在共产国际主导的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共工作的重心，全是帮助国民党如何强大起来，帮助国民革命军如何强大起来，帮助推进北伐战争如何胜利发展……
历史总是充满了难以预料的转折和惊奇的瞬间……
为挽救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革命事业，捍卫党的尊严与信仰，中国共产党坚定地抵制了莫斯科方面的重重压力，毅然决然地冲破层层阻碍，在南昌城头毅然举起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打响了武装斗争的第一枪。
这一枪声震彻云霄，昭示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强决心和不屈精神，标志着中国革命迎来了崭新的篇章。
近百年来，学术界关于八一起义对中国革命和党的领导影响，论述诸多，尤其是八一起义亲历亲者，对此提出了深刻的诠释。
起义领导之一朱德指出，南昌起义“明确地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政治方向，它是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开始”。[]
中共前敌委员会成员之一李立三，在1930年《党史报告》中写道：“南昌暴动在革命历史上有他的伟大意义。在广大群众没有出路的时候，全国树出新的革命旗帜，使革命有新的中心，南昌暴动是很重要的时期。”[]
中国共产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也由于八一起义的暴发，经历了由边缘到中心；由辅助到主导的质的转变。
历史已经清晰证明，正是八一起义，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觉醒的首次标志，昭显了中共成功超越了单纯侧重工农运动、轻视军事工作的局限，进而使武装斗争跃升为中国革命不可或缺的三大法宝之一。
那两句脍炙人口的至理名言——
“没有人民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深刻诠释了八一起义以及人民军队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地位。
八一起义和人民军队的诞生，不仅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成熟与坚定，更昭示着武装斗争对于中国革命事业不可或缺的关键作用。
2、八一起义，深化了党与人民军队之间的紧密联系
探究党的领导与人民军队之间的内在联系，我们必须立足于历史维度，细致剖析两者之间的逻辑关系及其相互作用。
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而八一起义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次伟大军事行动，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为中国革命的新道路开辟了崭新的前景。
首先，我们要认识到党的领导在八一起义中的核心地位。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以其先进的政治理念和坚定的革命决心，成功地组织和领导了这次起义。党的领导人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准确地把握了时机，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果断地发动了起义，展示了党的领导和组织能力。
起义前，中央确定建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这是中共对八一起义最高决策和指挥机关，“指挥前敌一切事宜”。
在起义前成立中共前委，开创了中共对军队实施直接领导和指挥的新模式。周恩来作为前委书记，始终处于起义最高领导者地位，实际上一直是起义行动的最终决策者。这充分表明，起义军第一次成为中共独立领导的军队，成为接受中共中央政治主张的新型人民军队。
其次，八一起义的成功，也进一步证明了改组后党中央决策的正确性。这次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并不断取得胜利。
同时，八一起义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英勇无畏和坚定信念，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党的领导是八一起义胜利的关键，起义彰显了党的领导 correctness 与伟大。我们应铭记这一关系，汲取力量，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
这里，还要特别指出，关于八一起义与党的领导，这不仅仅是一场军事行动与政治指导的简单结合，更是党的坚强领导与人民革命力量的完美融合。八一起义，作为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关键时刻的领导核心作用，以及其对革命事业的深刻理解和坚定信念。
在党的领导下，八一起义的成功；以及潮汕失败后，朱德、陈毅率领起义余部，走上井冈山，并非偶然。
它源于党对时局的深刻洞察，对革命形势的准确把握，以及对革命目标的坚定追求。
党通过细致周密的筹备，精心组织起义，确保了起义行动的有序开展和最终胜利。同时，党还积极发动广大群众，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为起义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八一起义，成功彰显党领导英明与群众路线正确，依靠人民发挥主体作用，为革命提供经验启示。
综上所述，八一起义的伟大壮举与党的坚强领导，紧密相连。党的光辉指引为起义注入了明确的方向与不竭的动力，二者相辅相成。
因此，我们必须深入领会党的领导在革命历程中的核心作用，毫不动摇地维护党的领导地位，为实现百年强军梦，打造世界一流军队，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努力。
3、实践表明，“八一精神”，是建党精神在建军的生动体现
有的军史、党史专家，有一种认识：建党百年，已科学总结了建党精神；建党精神，已涵盖了八一精神。
笔者对此，持有不同看法。
人们对历史重大节点，有一个共识：七一乃党之创立，八一标志军队之建立，十一则是国家之诞生，此三者堪称中国革命史上的辉煌里程碑。
在建党百年盛大庆典的庄严时刻，细心观察我们会发现，阅兵仪式队伍的最前方，党旗、军旗、国旗三面鲜艳的红旗高高飘扬，共同引领着队伍的前进。
这三面红旗的设定并非随意之举，而是蕴含着深刻的寓意。它们不仅是对党的辉煌历程的庄严致敬，也是对人民军队英勇无畏精神的赞美，更是对伟大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三面红旗并肩而立，象征着党、军队和国家三位一体的紧密联系，共同引领着中华民族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把建党精神，代替八一精神之说，值得商酌。
实践表明，科学总结八一精神，不仅丰富了建党精神的内涵，更在实践层面上展现了党的核心领导在军队建设与发展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强调了党的坚强领导对确保人民军队性质和宗旨的重要保证作用。
八一精神作为人民军队的核心精神，深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在革命战争年代所展现出的坚定信念、英勇顽强、无私奉献和敢于胜利的崇高品质。这种精神是对建党精神的传承和发展，丰富了建党精神的内涵，弥补了党的革命精神谱系在某些方面的不足，是对党的革命精神的传承和发展。
八一精神所蕴含的“听党指挥、坚定信念”，体现在人民军队始终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努力奋斗。这种信念使人民军队在面临各种困难和挑战时，始终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坚定的立场。
“力挽狂澜、英勇顽强”的英雄气概，则是人民军队在战争中敢于冲锋陷阵、不怕牺牲的精神的具体体现。无论是面对强大的敌人还是恶劣的自然环境，人民军队都能够以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克服一切困难，取得胜利。
“不屈不挠、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则表现为人民军队始终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和利益，为国家和人民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这种精神使人民军队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敢为人先、敢于胜利”的英雄品质，则是人民军队在战争中敢于面对强敌、敢于胜利的精神的具体体现。这种品质使人民军队在战斗中始终保持高昂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念，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
同时，在建军百年之际，科学总结八一精神，也是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的客观需要。
八一精神彰显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必要性，确保人民军队忠诚于党、人民和国家，以坚定信仰和铁纪律克服困难，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确保军队与党中央一致，政治、思想、行动紧密配合，快速响应党的决策，保障党和人民事业。军队在革命战争与和平建设时期均忠诚履行使命，为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幸福作出贡献。
因此，八一精神是历史传承与时代精神的结合，激励官兵发扬光荣传统，提升素质，助力民族复兴。同时，它强调党的绝对领导，确保军队的可靠性。
因此，科学总结和阐释八一精神，对传承军队传统、激励新时代奋斗、助力民族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在新时代，我们需坚定发扬八一精神，助力全国繁荣、民族复兴，继承军队优良传统，保持政治觉悟，勇于担当斗争，提升素质与战斗力。
积极宣扬八一精神，举办活动推广其价值，使之成为前进动力。
科学总结八一精神，践行建党精神，传承军队传统，助力民族复兴中国梦。应以热情信念，在新时代发扬八一精神，为国家繁荣、民族振兴奋斗。
（三）“八一精神”是一枚熠熠生辉的精神勋章
笔者庄重地表明：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表述，最后决定权在军委。
人民军队已历经近百年之沧桑，它所孕育的革命精神，以“八一精神”命名，笔者认为是实至名归。
其实，“八一精神”——
已深深烙印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论从史出”。
八一起义的历史地位，犹如长征、井冈山斗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已名垂青史。
长征、井冈山斗争等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所孕育的革命精神，已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熠熠生辉，映照着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
但“八一精神”，至今未被权威部门认可；
难道八一起义的地位微不足道吗？
今天，应该没人敢说这样的话。
八一起义所孕育的“八一精神”，它的地位，正是深深植根于八一起义所承载的非凡历史意义之中。
前面，我们已重温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对八一起义重要意义的论述；“八一精神”的核心内容，与习近平强军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期强军思想，为我们命名人民军队精神，提供了理论指南和基本遵循。
第一，用“八一精神”概括人民军队精神，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八一起义重要讲话精神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大会上的讲话，高屋建瓴，站在大历史、新时代的高度，称颂八一南昌起义是“党史、国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对八一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作出了全新的概括。
笔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南昌起义的重要论述，不仅为我们研究八一精神提供了基本遵循，而且提出了三个新的重要课题，十分值得我们认真学习领会。
（一）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第一次从党的初心和使命担当，深刻揭示了南昌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
中共为什么要发动南昌起义？
习近平同志在讲述南昌起义历史背景时，从共产党人坚守党的使命与初心的视野，讲了一段含义极其深刻的话，他说：
“正当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血腥的屠刀。一时间，神州大地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中国共产党面临被赶尽杀绝的严重危险，中国革命处于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从共产党的初心、历史使命、共产党人的政治担当，阐述了发动南昌起义的紧迫性、重要性，令人醍醐灌顶。
批判的武装绝不能代替武装的批判，中国共产党从血的教训中，悟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从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悟出了“只有拿起枪”，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能担起中国革命的重任，才能改变人民的命运，才能完成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字里行间，透视了一个重大的真理：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上第一次重大觉醒，说明党发动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初心与使命、救国救民的高度政治自觉生动体现。
在起义前夕，前敌委员会紧急扩大会上，周恩来怒斥中央代表张国焘，就是生动的例证。
有人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是依照攻打冬宫的经验，耳提面命式给中国革命开药方。
南昌起义是中共没有事先取得莫斯科同意而采取的一个重要行动。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中，从莫斯科吹来一股冷风……
共产国际对南昌起义的回电，语气模棱两可，表达了对起义的怀疑的立场。中央代表张国焘企图借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在起义前夕前委会上说服和阻止起义的举行。
据史料称，张国焘是颇善雄辩的，周恩来为了驳斥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平生第一次拍了桌子，最后团结前委一班人，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冲破共产国际的束缚，说服了中央代表，作出了“还是干”的决定，体现了周恩来等起义领导人坚守初心、勇于担当的政治勇气。
毛泽东同志曾在坦诚他为什么要“拿起枪杆子”时，曾说：
“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教员，也没有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的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
九十年后，习近平同志对南昌起义紧迫性、重要性的论述，是毛泽东同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伟大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大革命失败和国民党的屠杀，使中共对军事工作完成历史使命的认识，有了根本转变，对共产党的政治担当有了新的认识，南昌起义的发动，正是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
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
“南昌城头的枪声，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人民的希望，在逆境中看到了奋起的力量。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近些年，在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下，在网络传媒上，对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出现了一些攻击、诋毁的声音。
据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建华提供的信息，在有关“纪念南昌起义90周年”的网络宣传中，发现有的网民认为南昌起义是“国民革命军自相残杀”、“起义军在南昌并无敌人”，胡说是周恩来、恽代英认为，既然是暴动，就应该有暴动的样子，不放几枪，打死几个“反动派”，毁坏几座建筑，叫什么革命呢？认为“南昌起义是黄埔军校的学友，第一次面对面相互残杀”。[]
还有的个别学者，称“南昌起义军充其量，只能算国民革命军”；认为只有秋收起义军， 才是第一支人民军队等等。
习近平同志对南昌起义重要性、紧迫性的论述，不仅是我们统一对南昌起义伟大意义的理论指南，也是回击历史虚无主义谬论的有力武器。
其实，政治上勇于担当，不仅在面对生死存亡考验的革命战争年代，是共产党人的高度政治自觉，尤其是在今天，在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伟大历史使命中，更显得尤为重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南昌起义历史意义的论述，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习近平同志在讲话，第一次把南昌起义，称颂为“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高度颂扬了南昌起义伟大的历史地位。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把南昌起义定格在“建党、建军、建国和实现中国梦”的大背景下，称之为“一个伟大事件”，这是对南昌起义历史地位，一个新的定位。
南昌起义，称之为“中共党史上一个伟大事件”，这是人们共识；
南昌起义，称之“中国革命史上一个伟大事件”，这也容易理解。
党和国家领导人，把南昌起义称之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伟大事件”，却是意义非凡的第一次。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作出了新的评价。2016年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一书，对南昌起义的历史地位作出了庄重评述：
“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次起义像一声春雷，使千百万革命群众在经历了一系列严重挫败后，又在黑暗中看到高高举起的火炬。南昌起义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造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这是对南昌起义在党史、在中国革命史伟大意义的最新解读。
（三）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第一次肯定“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旗帜鲜明地阐明了南昌起义在我军铸造军魂中的重要历史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对南昌起义加强党的建设的肯定，表明第一支人民军队诞生之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已作为铁血军魂熔铸于军队建设之中。
南昌起义全过程，生动地诠释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
我军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发端于南昌起义”；
自然我军军魂的铸造，也始于南昌起义。
我们从南昌起义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南昌起义铸造军魂的生动轨迹：
1927年7月27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在南昌成立，并对南昌起义作战计划、起义领导等事项进行研究，标志着南昌起义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前敌委员会的设立，开创了党对军队领导的新模式，作为中共指挥军事工作，这是第一次尝试，意义十分重大。
史料表明，第一支人民军队诞生之初，已初步提出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基本思想，规定了人民军队担负的重大任务，明确了“救国救民”的目标，提出了人民军队任务及革命纪律、政治建设等重要内容，明确提出“党的作用高于一切”、“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来源”等原则。
特别是起义开始，不仅任命了由中共党员担任的各级部队党代表，而且在军队设立了师、团党委、党支部，在连、营设立党小组，体现了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尤其是起义军南下主力溃散后，面对部队混乱溃散形势，朱德、陈毅抓住时机，果断进行了“赣南三整”，有力地巩固和稳定了部队。[]
朱德率领起义军余部从三河坝突围后，经闽西进入赣南山区，不仅遭受敌人频繁袭扰，而且生存环境异常艰辛。10月间，山区的气候已经很凉了，起义军官兵还穿着起义时的单衣，经过几个月长途跋涉和连续作战，早已破烂不堪，那些经不起考验的人，有的不辞而别了，有的叛变了，在这异常艰难的时刻，朱德、陈毅成了整个部队的主心骨。他们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身先士卒的行动，力挽狂澜，使这支濒临瓦解的部队得以保存下来。
在大革命失败的低潮，在面对生与死的考验面前，起义将士对信念的执着，对党的忠诚显得尤为重要。起义军永远奋战在党的旗帜下的决心，在以后建军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听党指挥”已成为我军不变的军魂。
历史已经证明，保留下来的这支七八百人的队伍，是大浪淘沙的真金，是南昌起义军的精华，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了对党的坚定信念，他们个个是军魂铸造的亲历者。
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筑牢听党指挥这个强军之魂”。在建军九十周年庆祝大会上，他又强调：
“人民军队必须牢牢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这一条当作人民军队永远不能变的军魂”。[]
这不仅是对南昌起义、人民军队成长史的总结，更是对建设世界一流新型人民军队的庄严宣誓。
南昌起义的伟大壮举，生动诠释了：“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的伟大真理。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告诉我们，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我军不变的军魂。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我们研究人民军队革命精神，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以八一精神命名人民军队革命精神，更贴紧习近平百年强军思想。
聚焦百年建军辉煌历程，汲取“八一精神”的磅礴力量，是当前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以整风精神推进政治整训的重要指示的迫切需求。我们要以钉钉子般的坚韧不拔，积极促进“八一精神”的广泛传播与深入践行，让这一精神成为我们前行的灯塔和动力源泉。
第二，“八一精神”简明扼要，恰到好处地映射出人民军队的核心灵魂，是对英勇无畏精神的至高赞誉。
人民军队自诞生以来，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辉煌历程。
这支英勇无畏的队伍，在历史的长河中始终坚守着初心和使命，为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幸福英勇奋斗。
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人民军队不仅锤炼出了强大的战斗力，更孕育出了一种独特的革命精神——“八一精神”。
“八一精神”，以人民军队的诞生之日命名，不仅名正言顺，更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内涵和时代价值。
它代表着人民军队在革命战争年代所展现出的听党指挥、英勇顽强、不怕牺牲、敢于胜利的革命品质，是人民军队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强大的精神动力。
“八一精神”已经成为人们普遍接受和认同的南昌起义的代名词，这种称呼简洁明了，易于抟播和记忆，已经深入人心，成为激励全体军民团结奋斗、不断前进的强大精神支柱。无论是在保卫国家安全的边防线上，还是在抢险救灾的第一线，我们都能看到人民军队官兵们以实际行动践行八一精神，为国家和人民利益英勇奋斗的身影。
八月一日，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纪念日，无疑承载着深厚的历史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正式诞生，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
“八一精神”，这一词汇，恰如八一建军节之庄重、八一军旗之鲜明，是人民军队在革命历程中铸就的崇高精神的贴切称谓。
它不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独有的宝贵精神财富，更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象征。八一精神蕴含着坚定的理想信念，那是对共产主义事业的执着追求，是在任何困难和挑战面前都不动摇的信仰基石。
它体现在人民子弟兵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上，无论时代如何变迁，这份忠诚始终如一，激励着每一代军人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冲锋陷阵、勇往直前。
进入和平年代，“八一精神”依旧熠熠生辉。它激励着人民军队在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中继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无论是在抗洪抢险的第一线，还是在抗震救灾的最前沿，人民子弟兵总是冲在最前面，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同时，八一精神也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力量。它倡导的无私奉献、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精神品质，不仅是军队建设的宝贵财富，也是社会各行各业应该学习和借鉴的。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我们更需要弘扬八一精神，凝聚起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第三，将“八一精神”作为人民军队建设的精神标识，契合了人民军队命名精神的传统做法，蕴含着深远的象征意义和合理性。
命名人民军队精神时，既要考虑人民军队的历史传统，又要兼顾其在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既不能过于抽象，又要避免直接提及过于具体的历史事件名称。但可关联到具有标志性的历史事件。
而“八一精神”隐含了八一起义的历史背景，既不过于抽象，又能体现历史的厚重感。
“八一精神”，乃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所孕育的宝贵革命精神，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的辉煌开端。
南昌起义不仅象征着中国共产党自主掌控武装力量的起点，更是宣告了中国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在那个划时代的瞬间，中国共产党人及革命志士们彰显了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与坚韧不拔的战斗意志。
“八一精神”的核心是坚定的革命理想和信念，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惜一切代价地英勇斗争。这种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军人，无论是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都始终保持着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热爱和对国家的忠诚。
“八一精神”还包含了创新和开拓的勇气，南昌起义的领导者们在当时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敢于突破旧有的束缚，勇于实践新的革命道路。这种开拓进取的精神，成为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的动力源泉。
此外，“八一精神”还强调了团结和牺牲，起义军在起义过程中，各路革命力量紧密团结，共同为革命目标而奋斗。无数革命先烈为了革命的胜利，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甚至生命，这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是人民军队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保证。
因此，“八一”精神不仅是人民军队的建军精神，也是激励全体中国人民不断前进的精神财富。它所蕴含的革命理想、创新勇气、团结牺牲等价值观念，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当前，理论界的权威人士，以倡导建军精神，野蛮封杀“八一精神”，在军委未对人民军队革命精神，作出定论前，此做法似乎欠妥……
当前，理论界在理论研讨中，存在一种倾向——
即将“八一精神”与人民军队建军精神相割裂；
更有甚者，试图淡化乃至抹除“八一精神”的深远意义……
历史表明，人民军队的建军精神与八一精神，本质上并无二致；
那些试图摒弃八一精神，推崇单一建军精神的行为，实属逻辑上的谬误，极其荒谬。
这种做法不仅扭曲了历史事实，更是对传统观念的极大颠覆。
“建军精神”主要强调的是人民军队的创建过程和精神特质。而人民军队的精神内涵远不止于此。它还包括了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现代化建设中形成的诸多精神品质，“建军精神”无法全面涵盖人民军队的精神内涵。
然而“八一精神”，不仅凸显了创建人民军队的基础，标志着人民军队的诞生，有助于强调八一起义在人民军队创建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而且通过这个名称，人们可以快速地联想人民军队的历史革命风貌和新的开始和希望。
“八一精神”寓意着人民军队始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为实现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强军梦而努力奋斗。
从某种意义上讲，“八一”这个具有特殊象征意义的数字，可以激励人民军队继续发扬革命传统，坚定信念，忠诚勇敢，为人民和国家的事业而奋斗。
而建军精神，主要是从宏观的视角，阐述人民军队的革命精神的深远意义。似太抽象。
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自1927年8月1日那个光辉的日子起，贯穿了今日、明日乃至更加遥远的未来…… 这并非一个可以轻易地用寥寥数语便能概括的复杂议题。
人民军队在每个时代，都孕育着其独特的新篇章与丰富内涵。
唯有“八一”，这一独特标识，既牢固确立了其定位，又生动展现了其动态变化，更深深烙印着时代的鲜明特征。
客观上看，建军精神与八一精神之间存在着紧密而不可分割的联系。
建军精神，作为人民军队诞生与发展的精神支柱，其内涵与外延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被丰富和拓展。
而“八一精神”，正是建军精神在特定历史节点——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日上的集中体现与高度凝练。更具时代鲜明特征。
我们不应将两者视为对立或割裂的存在，而应将其视为相辅相成、相互补充的有机整体。
具体地说，建军精神为八一精神提供了深厚的精神土壤和理论支撑，而八一精神则以其独特的纪念意义和象征价值，进一步强化了建军精神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和影响。
因此，当我们谈论人民军队精神时，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八一这一重要历史时刻；
同样，当我们提及八一精神时，也应深刻认识到其背后所蕴含的建军精神的深厚底蕴和广泛内涵。
两者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人民军队独特而光辉的精神谱系。
但作为人民的精神命名，“八一精神”更为贴切。
正如近百年来，八一军旗，八一建军节一样，“八一精神”更富含人民军队的独特光芒。
“八一精神”光芒永存。
结语
随着建军百年纪念日的临近，我们面临着一个重要的历史课题：如何科学地总结南昌起义的历史功勋？
回顾往昔，旨在让我们深知：南昌起义对我军实现百年强军目标提供了哪些启迪？
对于打造世界一流军队，实现强军梦想，我们又可从中汲取哪些借鉴？
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南昌起义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起点，也是我军实现百年强军目标的重要历史里程碑。
南昌起义的枪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掌握自己的武装力量，为后来的革命战争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这次起义中，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对革命理想的忠诚和对胜利的坚定信念。他们的英勇斗争，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历史经验。
南昌起义的历史启迪我们，坚定的理想信念是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的强大的精神支柱。在打造世界一流军队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保持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坚定的理想信念。只有这样，我们的军队才能在各种复杂严峻的斗争环境中，始终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南昌起义启示我们，创新是军队发展进步的重要动力。起义军在面对强大敌人的围追堵截时，能够灵活运用游击战术，以弱胜强，充分体现了革命先辈们在军事战略上的创新精神。在今天，我们要实现强军梦想，就必须继续发扬这种创新精神，不断推进军事理论、军事组织形态、军事战略战术的创新发展，以适应现代战争的新要求。
南昌起义还告诉我们，团结协作是战胜一切困难的重要保证。起义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能够紧密团结，共同面对困难和挑战，这种团结协作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在未来的强军征程中，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军队内部的团结，形成强大的集体力量，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协同作战，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
最后，南昌起义的历史还启示我们，严明的纪律是军队克敌制胜的关键。起义军之所以能够在逆境中坚持斗争，与他们严明的纪律是分不开的。在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过程中，我们要继续强化纪律建设，确保全军上下令行禁止，形成铁的纪律，为实现强军目标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综上所述，南昌起义对我军实现百年强军目标提供了丰富的启迪，打造世界一流军队，实现强军梦想，我们应当从南昌起义中汲取坚定理想信念、创新精神、团结协作和严明纪律等多方面的借鉴，以此推动我军不断向前发展，为维护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篇：人物传奇侧记
时势造英雄，伟大的革命实践必然孕育出伟大的历史人物。南昌起义是中国革命重要转折时期，也是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人生重要转折时期。
俗话说：漫漫人生，但关键只是几步。南昌起义，成了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生中的关键几步，成了他们人生的转折点。如此众多的高级将领，精英人物聚集于南昌，他们虽然各具特色，但却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中人生许多“第一”，都是在南昌起义中发生的。仔细品读八一起义历史人物的革命风范，对当代中国反腐倡廉，挖掘整合红色文化基因，有着极其重要的史鉴作用。笔者怀着敬仰之心，写下对他们的传奇感悟。
—— :
一代英豪
一，打响第一枪的中共领导人周恩来
南昌起义是党中央直接决定和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在中国革命史上，是党的一件大事，是军队的一件大事，也是周恩来一生革命活动的一件大事。
1927年7月25日，他受命任南昌起义前委书记，第一次独当一面，领导中共重大军事活动。南昌起义和他一生息息相关。然而，他一生极力回避的话题，却是南昌起义。1961年，他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陪同参加的省委杨尚奎书记请他题词，他说：“我的笔是用来写经验教训的。”
更加令人不解的，是——
2002年，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编著的《周恩来自述》，除开篇所附周恩来与美国记者斯诺一段谈话，对南昌起义作了两百来个字的简要介绍外，自述十一章，没有南昌起义内容。编者说：“本书的前前后后，均引录了周恩来自己的叙述，贯穿起来看，可以大致明了周恩来的生平，反映这位历史伟人的经历。”而自述正文却对这样重大的南昌起义，只字不提。南昌起义，周恩来的自述为什么避而不谈呢？周恩来是如何领导打响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的呢？
南昌起义总指挥贺龙回忆说：
“起义是党领导的，而代表党来领导起义的就是恩来同志。恩来是党、军事、前委会的实际主要负责人，他忠诚坚定，机智聪明，民主谦逊，大家都很尊重他。在介绍起义领导人时，一定要重点介绍他的活动，这样才符合历史事实。”[]
这是对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的高度总结。
历史的事实是，在南昌起义时，周恩来是党内公认的富有军事工作经验的人。有位作家描述，周恩来参加起义时，时年29岁，正是风华正茂。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表露他在革命风暴中锤炼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他在南昌起义中展示的军事才能，一半来自天赋的胆大心细，指挥若定；一半来自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实践锻炼。过去笔者所读的多数作品，对周恩来的描述都是文质彬彬、和蔼可亲。忍气吞声……而在南昌起义的历史画卷中，展现出的周恩来当仁不让的气概、雷霆震怒的神威、周到细致的作风，在山崩地裂面前沉着冷静的英雄静气，令笔者油然而生崇敬之意。笔者在史料中的所见所闻，在南昌起义中，周恩来至少创造了改造中国命运伟人的三大奇迹：
（一）顶住共产国际和张国焘的政治压力，做出南昌起义“还是干”的重大决策。
当时的压力，除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外，首先是共产国际的政治压力。这是现在的人们很难理解的。当时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几乎全部来自莫斯科，据有关史料称，1923年至1927年，莫斯科专门讨论中国革命问题122次，做出了738个决定。有人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是依照攻打冬宫的经验，耳提面命式给中国革命开药方。南昌起义是中共没有事先取得莫斯科同意而采取的一个重要行动。后来根据共产国际代表指示，向共产国际报告了起义的计划。正当起义准备工作在紧锣密鼓进行中，从莫斯科吹来一阵冷风：
“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
共产国际的回电，语气模棱两可，表达了对起义的怀疑的立场。
应该说，在1926年以前，斯大林基本是全力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掌握的国民革命军，在蒋介石反革命政变期间，共产国际还电告共产党将工人的枪支埋藏起来……南昌起义时，共产国际代表，根据莫斯科指示，作出两条出人意料的决定：一是不提供起义经费资助；二是禁止俄国顾问以任何形式参加暴动活动。
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摆脱共产国际的束缚，坚定地做出起义决定，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我党思想上第一次大解放，体现周恩来等起义领导人勇于担当的政治勇气。
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张国焘对起义的干扰，这更是现在人们难以想象的。当年的张国焘，并不是像现在文学作品所描写的那样，在党的“一大”，他是主持人，共产党成立之日起，他就长期居于中央核心领导地位，改组后的中央常委，他位列第一，这次又拿着共产国际的宝剑，企图在起义前委扩大会上说服和阻止起义的举行。据史料称，张国焘是颇善雄辩的，周恩来为了驳斥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平生第一次拍了桌子。最后坚定地回答：
“还是干！”
贺龙后来回忆说：
“如果不是周恩来的英明决定，八一南昌起义很可能被取消了，这是周恩来同志在党的危险时刻为革命作出的很大贡献。”
试想，如果在那种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前委不及时作出起义的果断决定，稍有迟疑，我党仅有的这一武装力量必将完全断送。贺龙一席话，周恩来敢于担当，大气浩然的形象跃然于纸上。
（二）严密组织，果断决策，确保了中共独立领导的第一次武装起义旗开得胜。
南昌起义，是我党第一次独立组织的武装行动，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在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贺龙、叶挺的部队2万余人，还有各地参战的农军；参加起义人员有早期中共高层人物，还有国民党的左派代表，如何把起义军各种力量捏在一起，又要达到起义战斗“出其不意”？周恩来在起义组织指挥中出色地做到：
一是正确地选择了地点。中央开始提出的起义地点是南浔。7月25日，周恩来来到九江，李立三不同意把暴动地点选在南浔，认为九江地区军阀部队聚集，于我不利。周恩来断然采纳了李立三的意见，把起义地点选在南昌，事后证明，这种选择是正确的。
二是正确地选择了时间。南昌起义时间，三次更改，特别是在叛徒告密的情况下，果断将凌晨四点改为两点，对达成起义突然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是正确的使用人员。非共产党员的贺龙任总指挥，体现周恩来用人的独到眼光。刘伯承周到细致，担任参谋团参谋长，朱德则因熟悉人员情况，负责收集敌人情报和在起义当晚，利用设宴控制两个敌人团长。谭平山在国民党享有特殊地位，负责革委会工作。起义领导正确分工，使起义领导人的整体力量得到充分发挥。
四是正确地部署了兵力。起义部队采用“区分目标，量敌用兵，各个歼灭”的办法，把每一个歼灭敌人目标，区分落实到具体部队。为了更好地出其不意，起义各部队区分任务时，以就近歼敌为主。对于驻地距离歼敌目标较远的部队，战前秘密地进行部队调整，尽量缩短进攻距离。起义战斗发起后，除朱培德总部警备团得到叛徒告密，事先有所准备，抵抗比较激烈外，其余敌人根本来不及进行组织抵抗，便被解除了武装，有的根本来不及摸枪就被起义军俘虏了。人民军队在自己诞生的第一天，就打了历史上第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三）在潮汕起义军主力失败，敌人重兵包围之中，周恩来临危不惧，负重践危，抱病指挥部队转移，组织领导机关安全脱险，创造了在撤退中，起义领导人一个没抓，一个没杀的奇迹。
当我军主力正在汤坑一线与敌激战时，周恩来因病留守汕头，当敌军一部从海上发起进攻时，城内守军不足一团，周恩来抱病指挥，终将敌人击退。之后，他从敌人误以为汕头已被攻占而打来的联络电话中，得知敌陆路进攻主力已逼近汕头，在危急中，他紧急动员留守机关干部连夜转移，自己带病坚持断后，把安全让给了同志。10月3日，领导人在流沙召开最后一次决策会议，周恩来面对起义军失败的混乱局面，从容镇定，对善后工作做了安排。采取武装人员收拢集合，向海陆丰撤退，非军事人员，一律就地解散，领导人员则由当地农会人员作向导，分别向海口撤退，再转香港或上海，使领导人全部安全脱险。当时周恩来正发着高烧，躺在担架上主持会议，别人劝他先走，他说：“我不能脱离部队，我要把部队带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旗帜。”[]他抱病留在潮汕地区，直到起义领导人全部安全转移，他才和叶挺、聂荣臻一起乘船离开了广东。
试想，如果不是这样，中国革命丧失了这样一大批人才，那共和国的历史可能将重新改写。
至于周恩来生前反复讲到南昌起义后，“没有就地革命”的经验教训，笔者认为：起义军南下广东，是共产国际的指示，第一责任是共产国际的；南下广东，是中央决定，中央自然负有主要责任。作为前委书记的周恩来，当然也有责任。用他的话：“当时没有这个思想”，这在当时也属正常。当然也有例外，毛泽东在秋收起义，连个县城也没攻下，他便马上放弃攻打长沙计划，把部队带上井冈山。而习惯按中央指示办事的周恩来，带领起义军，却不屈不挠地去占领了潮汕，结果结局只能是失败，受到中央的指责和处分。周恩来把这个失败的责任一直揽在自己身上，而且“经常讲，反复讲”。 这恰恰体现了周恩来同志敢于担当的政治觉悟。在建军三十周年，总政治部准备在解放军报刊登《南昌起义》连环画，解说词送周恩来审定，其中凡是起义领导人只提周恩来一人名字的地方，他都要加上“等”字。一个“等”字，既反映出集体的贡献，更释怀出周恩来一代伟人的胸怀。领导南昌起义，是周恩来一生中革命活动的一座丰碑。打响第一枪则是周恩来革命人生的神来之笔，周恩来生前总是回避这个话题，正是周恩来伟大之处。
张学良曾经说：“毛泽东能打天下，周恩来作用很大。”这个很大的作用，在南昌起义已经崭露头角了。
二，改变起义军命运的朱德
朱德曾经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忠勇战士。1922年，他36岁，已是滇军旅长，金钱地位唾手可得。可当他接触共产主义主张以后，毅然抛开一切寻，找共产党。1926年，他来到南昌，不久，参加了南昌起义。
朱德说：“我年轻时，在滇军中打过很多仗，但南昌起义是我入党后，为党和人民打的第一仗。”史学界对朱德在南昌起义的作用，认识不一。毛泽东对朱德在南昌起义中的贡献，给予了特别的评价。据周恩来说，“文化大革命”，造反派造朱德的反，说朱德是“黑司令”。毛泽东说：
“不管这个同志后来犯过多少政治路线错误，他把一支部队带到井冈山，这是一个大功，保留了很多干部，所以写历史总是把这件事写上。”[]
周恩来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对朱德有更深入的了解。周恩来在南昌起义中正确地使用了朱德，是他在南昌起义中最突出贡献之一。尽管起义时，朱德手下并没有多少部队，暴动胜利后，即任命他为第九军副军长，在起义军进入广东，兵分两路，主力是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亲自率领，直奔潮汕；另一路则由朱德率领，留守三河坝，担任殿后任务。两支部队相隔两三天行程。周恩来如此用兵，被后来评说为“悲惨的决定”。但有的学者则有不同的看法，认为：从历史实际发展看，恰恰又是三河坝分兵，有朱德任总指挥，潮汕主力失败后，留下这支力量，北撤到井冈山，成为人民军队的基本力量。正如理财，不能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当年周恩来想到了什么？笔者认为：至少是周恩来用心良苦，二十五师不是朱德的部队，那时候又非常讲究老长官、老部下这一套，人家可听你的，也可以不听你的，朱德能不负厚望吗？在三河坝完成阻击任务后，这支部队已损失过半，在四面都是敌人，没有支援，没有保障，又上下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朱德是怎样改变这支部队的命运呢？
笔者认为，朱德至少采用了以下四个绝招：
一是扭转根本方向，伸伸展展地搞
朱德和粟裕同志说：“过去那个搞法不行，现在要伸伸展展搞一下。”[]围绕中心城市闹革命，和强大敌人搞硬拼，这是潮汕失败的主要原因，朱德为了扭转根本方向，于10月7日，在茂芝召开了有二十多位军事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朱德在会议上，在统一“要不要坚持和如何坚持‘八一’起义军旗帜”问题的基础上，决定不拘泥于过去的方针，率领部队避开重敌包围的重镇，向西北山区转移。
朱德在回忆这个转变时说：“这有一个好处，从此转到正确方向——游击战方向。”正是这个茂芝会议，扭转了起义军的根本方向。史学界称，这是起义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重要转折。茂芝会议孕育了南昌起义从失败走向胜利的曙光。事实证明：方向转变了，路子就宽了。通过半年来伸伸展展的搞，朱德创造了许许多多别开生面的新经验：
没人发饷，朱德带部队打土豪，到地主家杀猪，挑粮食；
没有经费、装备，朱德找老同学范石生合作，不仅解决经费、装备，还得到一个来月的休整；
在向郴州进军中，朱德把6个连的学生兵俘虏过来，采取召开诉苦大会办法，进行阶级教育，使他们都自觉参加到革命队伍，许多人后来都成长为起义军基层骨干。
在犁步头驻训一个月，朱德把干部组成教导队，亲自编教材，亲自当教员，给他们讲述如何从正规战走向游击战转变。
在湘南暴动中，起义军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第一次创造了“起义军、农军和自卫队三结合”的武装体制，第一次开展“插标分田”，把土地革命的口号落到实处，特别是在智取宜章之后，着手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这是起义军转入农村斗争的又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这是继毛泽东之后，起义军第一次打出工农革命的红旗，向国民党进行武装斗争去夺取政权的斗争。湘南暴动，遍及二十余个县，拥有百万人参加，革命风暴，震惊全中国。
二是凡事以身作则，构建核心力量
毛泽东把“支部建在连上”，称为红军艰难奋斗而不溃散根本原因。面对起义军难以控制的混乱局面，朱德把构建核心力量作为稳定起义军的首要任务。这个核心力量的建立，不是靠文件，也不是靠权威，朱德也没有讲什么豪言壮语，只是凡事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行动，把这支部队稳住了，朱德这样做，陈毅、王尔琢和起义中国共产党也都这样做，摧不垮的核心力量就这样形成了。
朱德在艰难转战中，如何构建核心力量呢？
首先，朱德在树立革命必定胜利的信念上做出榜样。起义军到了江西境内天心圩，团以上的干部，除了团指导员陈毅、团参谋长王尔琢，都走光了，连、营干部也走了不少，两千人的队伍，剩下一千人不到，有的还要走，部队已是七零八落。朱德召开军人大会告诉大家：我们的革命暂时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并以俄国革命胜利的例子，教育大家，中国的革命一定会胜利。在起义战士面前，树立起高山一样的信仰。战士们内心深处都从朱德、陈毅、王尔琢身上感受到共产主义一定胜利的信念。
其次，朱德把战士当兄弟，倍加关爱。平时行军，朱德把自己的马让给伤员，他扛着枪，有时挽扶着伤员，一边行军一边给战士讲革命的道理。
再是，在紧要关头，朱德总是挺身而出，身先士卒。部队退出武平，敌人有两个团兵力追上来了，城外石经岭，是个隘口，只有一条路可通过，却被反动民团占据着。这时，朱德突然出现在队伍前面，他一边指挥部队分散隐蔽，一边亲自带着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峭壁上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人侧后发起进攻，给部队杀出一条血路。战士们看到朱德手里掂着手枪，站在悬崖上，指挥部队前进的威武英姿，心里油生敬意。
三是抓住时机，搞整顿
面对部队一哄而散的混乱局面，陈毅问朱德：“有什么办法呢？”朱德说：“只有一个办法，摆脱追兵停下来，整顿一番。”进入江西，敌人忙于打内战，不追了，朱德抓住这个时机，搞了影响极大的信丰整纪，大余整编，上堡整训即“赣南三整”。朱德在自述中说：
“在军阀混战的矛盾中间，我们得到一个月的休息，在那里开会，进行教育，建立政治工作以及军事技术工作，部队有一千多人，共产主义是提得很高，大家兴趣很高，连伙夫也是这样，都认为非阶级斗争不可，非组织红军不可。”[]
这次整顿，尽管没有提出“支部建在连上”，但对党团员进行重新登记后，健全了党团组织，把党团员派到基层连队去，组织了党的支部，建立了连的指导员，朱德说，通过整顿，“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 []整顿后的这支部队，已经摆脱了旧军队的痕迹，成为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
四是靠游击战，求生存、求发展
游击战是朱德的拿手好戏。早在苏联学习时，他就讲过：“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朱德在《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总结广州起义以后的东江红军失败的教训时说：“正因为没有‘游’这个正确方向，不知道‘游’，光知道‘击’，结果打硬仗，拼得干干净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朱德始终把游击战作为起义军发展的唯一方向。起义军进到信丰，朱德带领部队上山打游击，搞了个把月，说：“上山有出路。”[]
11月初，起义军到崇义的上堡、文英一带，这里是一片绵亘不绝的山区，是开展游击战的绝好场所。朱德把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开来，一边开展向群众做宣传，帮助群众劳动，一边收缴地主土匪武装，开展游击战，第一次把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后来，许克祥率部队进攻宜章，起义军第一次运用游击战术，以一个团兵力打败敌人五个团，取得以少胜多的胜利，作战方法的转变，使这支濒于溃散的部队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1928年4月，敌人组织七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对起义军开始联合围剿，朱德按照“不击则游”的原则，不顾湘南特委反对，采取且战且退的办法，撤出湘南，直奔井冈山。实现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朱毛会师”，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朱德成了中共领导人第一个和毛泽东一起，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合作者。
三，起义军中的三位军长
在起义中，贺龙是第二十军军长，叶挺是第十一军军长，刘伯承在起义前则是国民党第十五军军长。他们的共同特点：地位高，名声大。叶挺是北伐名将，刘伯承是川军名将，贺龙则是两把菜刀闹革命，威名传天下。他们都是抛开高官厚禄，为了“救国救民”的共同目标，义无反顾到南昌参加起义。在起义中，展示着各自不同的风采。
1、听党指挥的贺龙
1927年6月15日，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贺龙，已任国民党第二十军军长，时年31岁，是一位叱咤风云，让敌人闻风丧胆的英雄。
1927年7月23日，贺龙到达九江，谭平山找他谈话，共产党要在南昌暴动，希望二十军一起参加。贺龙说：我只一句话，赞成。7月28日，周恩来见贺龙，征求其意见，贺龙说：“我完全听党的命令，党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34年后，周恩来视察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指着贺龙指挥部旧址说：
“贺龙当时领导一个军，是起义军‘大户’，他性格豪爽，斗争坚决，什么敌人也不怕。在最困难的时候，下定决心跟党走。”[]
1938年1月17日，蒋介石在第二战区将领会议上，问贺龙：“民国十六年，你为什么好端端的军长不当，去参加共产党暴动？”
贺龙用“政见不同”回答蒋介石。[]
解放后，有人请贺龙谈一下他来南昌参加起义经过，贺龙说：“我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不是一时的冲动，也不是为了个人什么目的，而是当时我就是选择了今后一生要走的道路，那就是坚决跟共产党走。做出这个决定，我花了七年时间。”[]
他还说：
“六七月间，敌人暴露了反共的面目，疯狂地屠杀工农……7月底，汪精卫决定在庐山开军事会议，这时，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就上庐山，要就开往南昌，那时，我主意已定，就是跟着共产党走……这时，敌人也用力来拉我，送来金条银洋，还许愿我让我当安徽省省长。我对他们说：“国民党我不入，要入党就参加共产党。”[]
贺龙担任起义总指挥后，作战英勇，立场坚定，在瑞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起义军潮汕失败后，贺龙的一个军，损失殆尽，他根据党的指示，只身回到湘西桑植，很快就打出来新局面，创建红二团，开辟了一个新的根据地。
贺龙带的部队，后来发展为红二方面军，毛泽东称他“二方面军代表”。
贺龙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共产党人，为了革命事业，听党指挥，奋斗不息的光辉形象。他女儿贺晓明说：贺龙的一生，可以用“听党指挥”四个字来概括。听党指挥，是贺龙永远凝固在历史上的忠诚。
2、北伐名将叶挺
叶挺是一位让人怀念的功勋卓著的高级将领。
在北伐战争，叶挺独立团威震四方。我军许多著名将领如林彪、周士第、陈毅、肖克等都出身独立团。他和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是小同乡，如兄如弟，感情十分密切。
南昌起义，叶挺部队是起义军的基础力量，他的态度极为重要。面对党的指示，他毫不含糊，表达了对起义的坚定支持。
会昌战斗，刘伯承和他一起指挥战斗，刘伯承事后对人说：“我见过的指挥员很多，没有谁像叶挺那样沉着坚定的。”
叶挺平时话极少，但常常是一语中的。起义军进入潮汕后，叶挺提出：“放弃潮汕，集中我部兵力”的建议，但多数人不赞成，他也只好明知不可而为之。潮汕失败后，他根据党的指示，参加了广州起义。抗日战争爆发，他又根据党的指示，出任新四军军长。
叶挺独立团，是中央最早掌握的武装力量。起义军的基本力量，第二十四师、第二十五师，都是从独立团扩展发展起来的。叶挺独立团所孕育的铁军精神，在起义战斗中得到充分展示。刘汉升在《南昌起义之后》一书，赞扬叶挺指挥二十四师在汤坑战斗的悲壮风貌。书中写道：
打败了王俊，打败了薛岳，陈济棠率战斗力很强的第十一师又接上来了……叶挺干脆就顶着风，和他硬碰硬，看看谁厉害……铁军毕竟是铁军，又和陈济棠第十一师打了一天，同样又打得对方差一点招架不住，虽然起义军部队在一点点消耗掉，但战斗力却到了让人没法理解的地步，几千疲惫之旅，面对数倍于己，武器装备又比自己精良，况且自己又处于不利的地形上，两天时间内竟然打垮对方三个精锐的主力师，不能不说是军事上的奇迹！
这就是叶挺的部队，这就是叶挺部队的铁军风范。叶挺之魂永远存在铁军精神之中。
3、深思断行的刘伯承
刘伯承说：南昌起义是我第一次参加领导这么多人打的一场大仗……可以说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刘伯承素以“深思断行”为座右铭，领导泸州起义失败后，1927年7月11日，来到南昌。他是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的得力军事助手，他既有组织大规模兵暴经验，又有丰富军事造诣。开始主要协助贺龙拟定起义计划，在起义战斗中，周恩来派他协助贺龙指挥战斗。参谋团开始没有人任参谋长，周恩来指定他做，开始他谦让，不肯答应，后来在周恩来要求下，才担任这个职务。周恩来说：
“伯承在南昌起义中是立了功的，他一贯细致周到，作战指挥很有办法。”
刘伯承不负众望，参谋团很快成为起义军指挥中心，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汤坑战斗研究时，刘伯承在大家都沉浸在胜利欢乐之中，以军事家敏锐眼光指出当前形势的严峻，他说：
“目前敌人正向我们包围过来，而我们就在汕头、潮州停了下来……我们这样耽误时间，失掉有利的阵地，丧失有利战机而陷入被动。”
遗憾的是，他的话没有引起高层领导重视，后来情况发展，正说明刘伯承预料的正确，汤坑战斗失利，是刘伯承料事如神的一个鲜活例证。
有人请刘伯承讲述从泸顺起义到南昌起义的历程，他说：“一切革命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都是逼上梁山。我从四川被逼出来，现在又从南昌被逼出来，逼到革命的最前线。”1928年在苏联龙芝军校期间，刘伯承著有《南昌暴动始末记》，对南昌起义作了全面的总结。
四、两位传奇起义人物
陈毅和陈赓，被大家称为是起义军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们都有着各自传奇的色彩。
1、要做失败时英雄的陈毅
陈毅的传奇，在他一生豪放，从不怕困难。在赣南这块红土地上，他经历人生两次极端艰苦的考验，一次是协助朱德，转战上井冈，一次是赣南三年游击战，他留给我们“要做失败时的英雄”的话，在天心圩说了，在北山游击队骨干面前又说了。他是越困难越坚强，从不向困难低头。
协助朱德带领起义军走上井冈山，是他革命生涯最大贡献之一。
起义部队进入江西后，悲观失望情绪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意志。时至深秋，官兵穿着单衣，露宿山林，缺医少药，又与上级失去联系，前途茫茫，部队整班、整排离队，在天心圩整顿军人大会上，朱德讲话后，陈毅也讲了话，他说：一个真正的革命者，不仅经得起胜利的考验，能做胜利时的英雄，而且经得起失败的考验，能做失败时的英雄。
1958年9月，陈毅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当时有人问他如何鼓励大家要做失败的英雄时，陈毅笑着说：“胜利时英雄好当，但一旦失败，就趴下了，这行吗？”他还说：
“当时我说，失败时我们不当英雄，难道要做狗熊？这与共产党的称号相配吗？在赣南，有人劝我开小差，我是发了脾气的，我说，现在我拿枪可以杀土豪，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就会把我杀掉，队伍存在，我们也能存在，个人牺牲了，革命仍有希望。”[]
陈毅是天心圩时维护起义军余部不溃散的唯一一个党代表。当起义部队军官纷纷离开部队时，按大多数人的走向，他可以去香港，或去上海中央，还可以去苏联学习深造，更何况在北京有同学，在上海有哥哥，但陈毅搞武装的决心坚定，后来他自己说：
“党派我到73团当党代表，从那时起，我就没有离开部队，带兵打仗，在战场上打了二十多年，敌人打跑了，我头发也快白了。”
在天心圩，陈毅、王尔琢和朱德一起，构建起起义军余部的核心。陈毅做政治工作和别人不一样，从不卖狗皮膏药，他的政治工作不用语言技巧，和朱德一样，和战士一起行军谈心，帮助战士扛枪，挽护伤病员。用行动去影响别人，建立威信。
当年和陈毅一起战斗的杨志诚回忆说：
“回想起来，当时部队之所以能够保存下来，是有一种巨大力量在起着作用，那就是党的坚强领导。记得在那最困难的时候，战士们常常看见朱德、陈毅等负责同志，他们穿插在行军队伍里走着，肩上扛着动摇分子扔下的步枪，或是挽扶着病号。他们一边走，一边和士兵们讲解着革命道理，指出革命的前途。沿路上，党代表陈毅同志曾经不止一次地召集我们这些党员，谈话、开会，要求党员们切实掌握好部队……这样，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混乱和动摇渐渐减少了，终于将这支部队保存了下来。”[]
陈毅历史上曾两次取代毛泽东的前委书记。陈毅逝世，当时许多人都不明白，毛泽东为什么要突然决定，亲自参加追悼会？是否想到陈毅是当年在天心圩维护南昌起义余部不溃散的唯一一个党代表？或许还有其他别的因素？这只有毛泽东内心明白。《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评价说，当年南昌起义队伍在极端困难情况下，能够保存下来，朱德、陈毅“在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2、陈赓在起义中的传奇
陈赓一生中，救过两位重要人物的命：黄埔军校时，他曾在一次战斗中，把蒋介石背下火线，救了蒋一条命。如果他投靠蒋介石，飞黄腾达，军长、司令肯定都不在话下。但他却选择了反蒋的革命道路。
在红军长征过草地途中，周恩来重病，陈赓亲任担架队长，硬是把周恩来抬出了草地。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一大贡献。
陈赓在参加南昌起义中，却是两个女人救了他的命：
1927年7月27日，陈赓随周恩来到达南昌。起义胜利后，被分配到贺龙的第二十军第三师任营长。在会昌战斗中，负了重伤，在阵地上被参加起义的女兵杨庆兰从战场上背下来。部队到达长汀，在福音医院治疗时，为了不使他的腿截肢，军医用刀把烂肉和新生肉一刀一刀剜掉，这条重伤腿就奇迹般保留下来。部队转移时，组织准备安排他就地休养，他坚持带病随队行动。到了汕头，住进了一家日本人开的医院，起义军撤离汕头，不知什么原因，他被蒙在鼓里。医院是日本人开的，日本人下了逐客令，要把他赶走，自己伤势不能行动，怎么办？陈赓福大命大，医院一个女护士同情他，开始把它藏在工人居住的房间，后来找到一只小船，把船从泥巴上推到旅馆前，再把他送到开往香港的轮船上。
陈赓传奇人生还反映在他四过南昌历史：
陈赓后来到了上海，找到党后治疗好了伤，又重新投入战斗。1949年5月22日，陈赓率第四兵团经过艰苦奋战，解放了南昌，6月6日，在他日记里写道：
“今日冒雨到南昌，这是历史第四次到此。第一次1927年，蒋匪南昌叛变，我险遭不测，逃入武汉；同年8月，南昌起义，从起义至退出南昌止，我和李立三担任肃反工作，是为第二次；1932年冬，在红军中负重伤，返沪医治，至次年春，不意被捕，押解南昌，蒋匪曾亲自见我劝降，我始终不屈，是为第三次。这次则以胜利者姿态来此。前三次入城，或为亡命客，或者站不住，或为阶下囚，但均表现了我党之艰苦奋斗。无有前三次，则无今日人民之光荣。特志之，以纪此行。”
五、三位有特殊贡献的起义人物
对起义有贡献的人和事许许多多，这里说的特殊贡献，仅是从一个特别的角度，特别的视野而已。
1、大事不糊涂的叶剑英
叶剑英尽管没有直接参加南昌起义，但他对南昌起义的贡献，更具特殊意义。
在国民革命军中，叶剑英颇有声望，蒋介石对他特别看重。有人采访时，他谈过当时心情：
“我想到自己年轻的立志为国为民做点事，参加革命后当师长，那时师长每月差不多都有二三万收入……如果只是为个人，跟蒋介石走，至少可以做大官……”“我反蒋图什么？只图干革命，我的革命枪口要对准反革命……”
1927年7月上旬，经周恩来同意，他秘密加入共产党，根据特殊工作需要，要求他留在国民党军内。当他得知汪精卫、张发奎要诱贺龙、叶挺上山开会，解除他们兵权的消息后，立即把这一情况，送给贺龙、叶挺。党史上称的“小划子”会议，促使叶挺、贺龙最后下决心参加起义，起了极大作用。为了减轻起义尾追压力，为起义军打开南下广东通道，在南昌起义爆发后，叶剑英又以第四军参谋长身份，在张发奎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力主不要追赶起义军，“让共产党去占领东江，李济棠就要调兵去打，这时我们可以趁虚而下广州。”叶剑英的话，对说服张发奎“改变南雄入粤”起了关键作用。如果按当时打算，张发奎率部追击起义军，必将造成起义军前后夹击，后果更难以设想。正如毛泽东日后称他“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剑英总是在革命关键时刻起到关键作用。
2、坚持原则的聂荣臻
聂荣臻在南昌起义准备中，有三件事是大家熟知的：
一是担任前敌军委书记。南昌起义各部队内的党组织，是由“前敌军委”负责领导和掌握的。7月19日，聂荣臻专程到达九江后，第一个通知叶挺同志，让党内同志了解中央的意图，做好暴动准备。
二是按周恩来指示，与时任73团团长周士第一道，利用部队午休时间，以打野外为名，将驻马回岭二十五师两个团和一个连的兵力，于8月2日拉到南昌，参加南昌起义。
三是顶住李立三的压力，坚持按中央命令做好起义准备工作。7月20日，聂荣臻参加了李立三等人组织的谈话会，当李立三提出“现在形势异常紧迫，我们应立即行动，不必等待”时，聂荣臻坚定表示：“这不行，我们没有权利擅自行动，必须等中央统一命令。”李立三坚持：既然已经向部队传达了中央决定，下个命令就行。聂荣臻仍然坚持：恩来同志交代得清清楚楚，中央对南昌暴动决定，不是最后决定，必须有中央的命令，才准许暴动。当李立三责备：你要听中央委员时，聂荣臻则回答：中央委员也得听中央的，尽管当时不少中央委员也赞成马上动手，说聂荣臻胆小，是奴隶主义等，聂荣臻始终坚持不让步，最后大家还是同意了聂荣臻的意见，等待中央命令。为南昌起义做好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工作，赢得了时间。[]试想，如果聂荣臻附和一句，起义军就会马上行动，那后果真是不堪想象。
8月2日，聂荣臻被任命为第十一军党代表，和叶挺一起领导第十一军的工作。潮汕失利后，他和叶挺一起，在汕头市委书记杨石魂的带领下，护送正生病的周恩来到达陆丰县甲子镇，后来，一起乘一条小船，转移到香港。
不久，聂荣臻派驻广东，参加并领导了广州起义。
3、极富悲剧色彩人物李立三
李立三参加南昌起义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是中央常委之一，是前敌委成员之一，而且在南昌起义中，三大贡献极为突出：
一是南昌起义的最早提出者。史料介绍，改组后的党中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但在何时、何地举行起义，没有进一步计划。7月中旬，李立三派往九江，主要部署中央撤退，同时考察利用张发奎的“回粤”运动，打回广东，以图再举行的可能性。7月20日，在谭平山主持召开的谈话会上，会议分析了当前政治形势，认为同张发奎破裂不可避免。李立三第一次提出：
“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实行在南昌暴动。”
接着，他亲自上山向瞿秋白报告，要求瞿秋白面告中央。在中央指示还未到达，李立三又于7月24日，召开了第二次会议，要求起义部队28日集中南昌。并再次电请中央从速指示。
二是为周恩来确定起义地点选在南昌提出积极建议。
据有关史料记载，周恩来受任领导起义，中央提出的地点是南浔，而不是南昌。周恩来25日到达九江，听取了李立三不同意把暴动地点选在南浔的意见，最终同意了李立三的意见。事后看来，这种选择是正确的。
三是起义前委扩大会上，坚定支持周恩来排除张国焘阻止。
在起义军南下征战中，李立三还做了多个方面的工作。
1928年冬，李立三成为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搞了三个月的“立三路线”，从此陷入低谷。历史上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凡是他的好事，大都被人忘了，而他“立三路线”，大家却都记得很清楚。
李立三早年参加安源工运的贡献被人忘记了，李立三参加南昌起义的重大贡献也被忘记了……而三个月的“立三路线”，被批三十年。这应该是历史的悲剧。打响第一枪，李立三绝不仅仅是参加者，更是最早提出者，李立山对南昌起义的重大历史功绩不可抹杀。
六、从起义军基层骨干中走出的两位杰出代表
林彪和粟裕，都是从南昌起义军基层骨干中成长起来的。建国后，一个当了元帅，一个当了大将。中国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军事力量主要靠东北战争和华北战场，林彪是东北战场的最高统帅，指挥华东战场的则是陈毅、粟裕。后来他们都被称为最能打仗的军事统帅。尽管他们成长的道路各不相同，但都经历了起义军千里征战的磨练。
1、起义中的林彪
林彪是南昌起义造就出来的一位特殊人物，对他在起义中的历史，也曾引起过不同的看法。在林彪最辉煌的时候，有人称：林彪是南昌起义的杰出代表。其实，南昌暴动的当日，他还在九江的马回岭，8月2日，才随二十五师到达南昌。尔后，随军南下。他并没有直接参加南昌暴动。起义军南下，在起义军遭受挫折时，林彪曾产生过动摇，甚至想另外去搞，他和几个黄埔出来的连长，一块去找陈毅说：“现在部队不行了，一碰就垮，与其等部队垮了当俘虏，不如现在穿便衣到上海另外去搞。”他真的去了两次，都没有成功，后来做了检讨，不走了，一直坚持下来。
林彪的军事基础得益于黄埔，但日后的军事造诣还是来自实战的锻炼，林彪的军事才能，在南昌起义后期已初露锋芒。
1928年2月，起义军到达耒阳城下，林彪率二连驻在耒阳城外东乡敖山庙，当得知当晚有一个营的敌人来偷袭时，便在庙门外堆放一堆猪肉，把部队埋伏到敖山庙外四里地的山上。当偷袭敌人来到庙前，一拥而上抢运猪肉时，林彪指挥部队从四面向混乱之敌发起攻击，战斗只进行一个多小时，就全歼敌人一个营。
后来耒阳县委请朱德派二连帮助攻打县城，林彪采取派一个团的农民自卫队，趁机混入城内，派三千名农民自卫队从东南西三面包围敌人，林彪亲自率领二连从城西北方向发起攻击，战斗打响，城内城外，相互配合，使敌人腹背受敌，一举攻克了耒阳城。
耒阳的两次战斗后，林彪被升为营长，此时，林彪刚满20岁。
林彪在起义军千里征战的锻炼中，铸就了他的军事功底。井冈山“八月失败”，王尔琢牺牲，林彪出任28团团长，从此，纵队司令、军长、军团长，一发不可收拾。
谁能想到，当年想逃跑另搞的林彪，二十年后竟成了指挥华北战场百万大军的最能打仗的最高统帅？
有人说，林彪像一潭深不可测的水。其实林彪的变坏，是后来的事。南昌起义中的林彪，不得不承认，他是一名出色的基层指挥员。
2、走过起义全过程的粟裕
粟裕对南昌起义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南昌暴动是他第一次以革命武装战士的身份，拿起枪进行战斗，并历经生死考验。
粟裕真可称得上从南昌起义中走出的杰出代表，他不仅参加了南昌暴动，而且参加了朱德艰难转战的全过程，经历了南昌起义成功与失败的锻炼。
南昌起义时，他在革命委警卫队，任班长，经常见到周恩来在起义指挥部进进出出。7月31日晚，在起义战斗中，担负策应朱德教导团起义。起义军南下，他随起义军主力一齐行动，经过一个月行军，到达潮汕，他在那里担负后勤警卫任务。起义军潮汕受挫，他随突围出来的两百余人撤至饶平，又加入朱德率领的三河坝起义队伍。
在起义军余部西进武平战斗中，他受伤了，一颗子弹从头部穿过，随即倒了下来，当他稍稍能动弹时，身边已空无一人，他爬不起来，抱着无论如何要赶上部队的信念，顺着山坡滚下水田里，几个从身边走过的战士，帮助他爬出水田，包扎好伤口，搀扶着赶上队伍。
随后，粟裕参加了朱德指挥的一系列战斗，亲眼看到朱德为部队杀开血路，攀陡壁、登悬崖的英姿，在天心圩，亲自听到朱德、陈毅在军人大会上讲话，受到朱德、陈毅坚定信念的教育。大余整编，起义缩编为一个团九个连，粟裕被任命五连指导员。参加湘南暴动后，在朱德率领下走上井冈山。历任红军师长、红十军参谋长……直至任华中区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等职。他著有反映南昌起义的《激流归大海》一文，总结了起义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战斗历程。
七、不离不弃，不屈不挠的起义人物
南昌起义人物中，有许多人因部队打散了，被迫暂时离开部队，有的则因伤病暂时离开了部队，但是他们不沉沦，不气馁，继续奋战在党的旗帜下，不屈不挠、不离不弃，追寻革命，历尽千辛万苦，重回人民军队革命队伍，继续书写他们的军人生涯，书写出人生奇迹，许光达、萧克就是其中杰出代表。
1、尖兵排长许光达
许光达是从南昌起义中走出的大将，他和陈毅一样，是在半路追上起义队伍。1927年8月13日，他在周士第第25师任排长。起义军赶路去参加会昌战斗，结果路线搞错，走到路口，他的排由后卫转回时成了前卫，赶到会昌立即投入战斗，许光达在战斗中率尖刀排攻克一个又一个阵地，会昌战斗胜利后，升为代理连长。后来，在三河坝战役中，率领全连坚守前沿要点，接连打退敌人三次进攻后，腰部负重伤。
起义军撤离三河坝，他被安排在一个农民家养伤，二十天后，伤口痊愈，他赶往潮汕找部队，才知道起义军主力已失败。1927年11月，辗转到上海，在中共中央军事训练班学习。解放后，曾任装甲兵司令员。徐光达和陈赓，两个开国大将，重复了同一个故事。
他曾在《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扉页上写下这样一首诗：
百战沙场驱虎豹，
万苦艰辛胆来塞。
只为人民谋解放，
粉身碎骨若等闲。
2、永不言败的萧克
肖克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突围后，异地坚持革命的杰出代表。起义期间，他在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先后出任第七十一团八连指导员和四连连长，南下广东，打过许多艰苦战斗。
“失败了再干，失败了再干！”这是萧克当年和晚年都常说的话。
他参加的起义部队，在汤坑溃散后，他从汕头到广州，连饭都吃不上，只好放下架子，开始他的乞讨生活。后来几经周折，终于和湘南党组织取得联系。1928年1月，朱德在湘南暴动，肖克和埼石村的党支部书记，组成埼石独立营，萧克任副营长，独立营在当地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劣绅，组织农民协会，建立苏维埃政权。当朱德率领起义军向井冈山转移后，萧克率独立营趁敌不备，夜袭梅田，向井冈山方向转移，他们深夜通过敌人严密封锁的宜章、郴州大道，翻越王盖山，再向东走，于4月20日，东进资兴龙溪洞，与毛泽东率领部队不期而遇，第一个与毛泽东会师。
1968年，五一劳动节，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握着萧克的手说：“我们是在龙溪洞见面的，那时你们多少人多少枪？”萧克回答：“男女老少加在一起五六百人，六七十条枪。”毛泽东说：“揭竿而起，揭竿而起。”[]
从南昌起义到湘南暴动，可以说是萧克一生中最为坎坷艰辛的经历，萧克后来任红四军十师二十九团担任七连连长，后调二十八团任二营长。1929年任红四军一纵队参谋长和十二师师长。25岁任军团长，29岁任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始终担任我军高级将领。他后来给潮汕纪念馆题词“潮汕在望”，也许反映出他对这段经历的深长思念。
八、不应忽视的起义人物
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了肖燕著作《南昌起义人物研究》，记述了南昌起义许许多多人物，应该说这些人物都是不应该忘记的，特别是有些特别历史的贡献的人物，更不应该被忽视。
萧克同志在谈到起义领导的宣传时说：
“起义前敌委员各成员，在起义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你们在宣传时，不应该忽视，也应该提到他们。”
他接着说：
“恽代英是个忠诚坚定、热情洋溢、精力充沛，不知疲倦的宣传鼓动家。南下途中，他头上戴着一副镜架被摔坏的眼镜，活跃在战士中间，到处做报告。他当年演说中的一些语言，至今还铭刻在我的记忆里，难以忘怀。前委成员彭湃，是个农运专家。进入广东以后，处处都能感受他在农村的巨大号召力。起义军失败后，也是由于他在农村的工作，才使起义的领导人全部安全撤离，无一伤亡。”
萧克还特别谈到：
“谈到南昌起义，还有一个人我们不能忘记，那就是谭平山。他是南昌起义的倡导者，发起者之一，不仅态度很坚决，热情也很高，共产国际对他的歧视和偏见，使他受到了冤屈，我们应历史地看待他的功过。”
除萧克所讲到的，不应忘记的南昌起义人物，还有许许多多，下面重点介绍三位：
1、革命不胜利不剃胡须的王尔琢
解放后，周恩来参观革命历史博物馆，发现没有王尔琢照片，他立即要求，要在全国征集，“要千方百计征集王尔琢的照片”，他是对保留南昌起义，做了重大贡献的人。
当年在天心圩，起义军剩下的团级军事干部，只有王尔琢一人，成为朱德军事方面助手。起义军整编为一个纵队，他任参谋长。上井冈山后，南昌起义部队缩编为二十八团，他任团长，全团1900多人，是起义军的全部。在井冈山斗争中，在五斗江、草坳和龙源口战斗中，王尔琢率二十八团，三战三捷。萧克回忆说，他初入二十八团工作，心中充满进入正规部队的兴奋。
王尔琢为人独特，作战勇敢，他说：“革命不胜利就不剃胡须”。井冈山八月失败之中，他牺牲于叛徒袁崇焕的枪下，年仅25岁。他牺牲后，朱德兼起团长，到1928年年底，最后把担子放到林彪身上。
2、在革命低潮加入共产党的徐特立、郭沫若
徐特立是蒋介石叛变革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横遭屠杀，许多意志不坚定者纷纷退党低潮中，毅然加入共产党，接着参加南昌起义，任二十军三师政治部主任。
郭沫若当时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北伐时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南昌起义时，他正在庐山，听到起义的消息，就决定赶来南昌，下山到火车站，在已经没有去南昌的火车的情况下，请铁路工人用手摇车送他到南昌，起义军南下到瑞金，加入共产党。
1965年，郭沫若到起义纪念馆参观，写下这样一首诗：
洪都三十八年前，革命风雷震九天。
争取工农新领导，推翻日月归山川。
井冈直比昆仑峻，锦水竟同延水连。
八一大桥八一路，东风万里赣江边。
——第一代女兵
铁流滚滚竞风流，
万绿丛中一点红，
动人春色不须多，
八一女兵故事奇……
八一起义，诞生了第一支人民军队。跟着也诞生了第一批女兵，她们是新生铁流里勃勃朝气的花朵。
有诗云：万绿丛中一点红，动人春色不须多。
南昌起义史料，极少提到女兵事。笔者曾多次向影视创作者，推荐过拍摄八一影视的倡议，不少人认为：八一故事，没有爱情题材，没有卖点……
错！战争不排斥女性，只要有人类的战争，就不可能没有女性，没有爱情的故事。八一故事，不乏女兵的传奇，也不乏爱情的故事。
仅择三例——
第一节 没有一个女逃兵
人民军队第一批女兵，整整三十人，现在找到姓名者已有二十八人。她们大部分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女生队学员，少数是何凝香创办的妇女训练班学员。
8月1日一早，南昌沉浸在胜利的狂欢气氛中。
指导员彭漪兰和胡毓秀，找到周恩来，要求随部队一块到广东去。
周恩来笑着说：
“不行，这次行军，前有敌军，后有追兵，如果半路上病倒了，那可不是好玩的。”
在女兵们一再恳求下，周恩来最后只好同意。
开始，女兵们一部分分配有参谋团，一部分随军做宣传或救护工作，到瑞金后，女兵全部集中到革命委员会。
8月5日，我们离开南昌，浩浩荡荡向赣东方向进发。
这时，正值三伏天，太阳正毒，走了几天，女兵们脚上大多起了泡，衣服被汗水浸湿了又干，干了又湿。起初，每天走五六十里路，遇有紧急任务，一天走上百来里路也是常有的事。行军的疲惫，使她们同男兵一样，露天里，田野旁，放直了双腿，一样呼呼入睡。
张侠采访女兵们后说：
她们不愧为我军历史上第一批女英雄。在那艰苦卓绝的长途行军中，部队逃亡三分之一，而这三十个女兵，有的还缠过足，小的才十六七岁，但她们都坚持到最后，没有一个逃兵！直到流沙，主力溃散了，但还有三人随军转到海陆丰，有的随一些负责人转到香港、上海。
胡毓秀解放后，在《第一批女兵》回忆文中写道：
会昌战斗打响了，我们当中像杨庆兰、谭勤先她们这些身体特别强壮的女兵，被分配到前线去抢救伤员去了；其余大部分女兵都分配在临时医院做救护伤员工作。
我被分配在一个破祠堂里做救护工作。
这时的医院，设备条件十分简陋，药品不够，医务人员缺乏，我们的护理工作就更紧张了，简直是昼夜不分地干。
在最紧张的日子里，我们的睡眠时间真是少极了，有几个晚上，因为伤员拉痢疾，爬上爬下，我们生怕他们跌倒，便守在旁边，扶着他们上上下下，这就只能在病床前偶尔打打瞌睡罢了。
在白天，我们除了护理，就是想尽办法为伤员同志解闷，讲些故事给他们听。有一次，彭援华讲了一个《三国演义》中关公刮骨疗毒的故事给他们听，伤员同志一个个都眉飞色舞起来。有一位腿上中了弹片，而又无法开刀的李福林同志，躺在床上日夜呻吟着。我总是挖空心思给他讲些历史故事。
这样，我们也算间接地对伤员起到一些鼓励作用。
我们就这样夜以继日地照料他们，每当我们看到轻伤同志能够自由行动，重伤同志伤情好转的时候，就压抑不住喜悦之情。
胡毓秀还回忆道：
一天晚上，我们参谋团几个女同志正在灯下谈天，周恩来笑容可掬地走到我们身边，兴致勃勃地说：“女将们，你们这一路表现很不错，又勇敢又有毅力。等我们打到广东站住脚以后，派你们到苏联去深造，专攻军事。”
大家都快乐地高呼起来。周恩来的话，使我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
胡毓秀的回忆，真切感人，白衣女兵当年战斗风采，似乎呈现在今人的眼前……
杨庆兰在1982年8月25日，在接受访问中说：
“因为我们都是从虎口中逃出来参加革命的，除了跟党继续干革命外，已无路可退。经过几天急行军，终于在抚州追上了起义部队。”
“参加起义部队后，我被分在二十军，开始是在宣传队。那时，宣传队工作也很有意思，除了写标语，喊鼓动口号外，还做群众工作。到了新地方，我们就在街上集合起来唱歌，当群众听到歌声聚集拢来时，我们就乘机向群众宣传。后来，到了瑞金，仗打得很激烈，伤员增多，我又改做救护工作。”
但流沙失败之后，起义军主力溃散了，跟着部队或没跟着部队的女兵们，也陷入了混乱之中。
杨庆兰她们，在敌人追击下，随部队冲过韩江，找到第二十五师，与朱德率领的队伍会合了。但随着环境越来越艰苦，走了一段时间后，朱德决定动员杨庆兰她们离队，回北方去搞地下工作，并告诉她们先到武汉与党接头。
女兵要离队，途经深山老岭，偏僻乡村，路上既困难又危险，但女兵不要朱德派兵保护，一个个女扮男装，集体离队赴武汉。
不幸中的大幸，她们竟然都顺利到达了目的地。
张侠写道：
遗憾的是，我找了很久，没有找全女兵的下落。
其中杨庆桂、杨庆兰是亲姊妹，杨庆兰只有十七岁，行军后入党。谭勤先的爱人叫罗懋其，是二十四师的。她们中十七人现均在北京。
彭援华，后改名彭文，她爱人是靖任秋，南昌起义时叫靖大康，在二十四师工作，现在老夫妻仍然在上海工作。
从整个八一起义史看，这一代女兵，在我军刚刚诞生的日子里，就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楷模。
第二节 战地黄花分外香
朱其华著《1927年底回忆》一书，记述了他与女友洪的一段美丽的情感故事：
朱其华，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前夕，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宣传科长，他和高语罕等，是汪精卫庐山反共会议确定的捉拿对象，接到消息，他与高语罕等于7月31日抵达南昌，后任起义军总政部宣传处长。
起义军主力兵败汤坑，他随部辗转经汤坑、云落到了流沙，后由汕头前往香港避难。
在香港、上海期间，他埋名隐姓，专心撰写了《1927年底回忆》一书。下面摘录他在逃亡中与女友洪的故事——
密司洪是武汉分校女生队的健将，是一位年轻活泼女同志——她还只有十九岁。
朱随部从汤坑撤离中，几天未吃未睡，极度疲惫，忽然听到一阵尖锐的女子的歌声，是《苏武牧羊》。
“……转眼北风起，雁从汉关来……”
“原是你，密司洪。”
久不相见的老友，他们很亲热地握了握手。
洪加入了我们的队伍，顿然有了生气。
大家一面在黑暗中走路，一面在乱唱着各种腔调。
夜间行军，全不明方向，又三天三夜不曾睡眠，我们就在路边睡下……
一觉醒来，太阳晒到身上，感到很舒服，洪坐在我的旁边，她的身体和我紧紧靠着，一阵阵异性的肉香，引起了我脸上有点发烧……
后来，指挥部派来一名参谋，找到我们，要我们开到砲台。
在前往砲台路上，在一个乡村讨了一点稀饭来吃，洪在一个农民家讨到两个鸡蛋，分了一个给我。
“今天是几号？”洪突然问我。
“十月三日。”
“今天是我的十八岁生日。”
洪很妩媚地说。
“那把这个鸡蛋给你，算是替你做生日。”
我们用劲地握了一握手。
到了炮台，总指挥部是坐了一艘轮船由水路出去，船上只能再容我一人的位置。我要求总指挥部把洪送到船上，总指挥部表示同意。
“你不坐船去吗？”她问我。
“我不坐船走，你这几天辛苦了，你坐船走吧。”我回答。
“那我也不坐船，我们还是一起走吧。”
洪还是要和我一起走。
对于她，我觉得没有什么野心，但我们之间的一种同志的爱，的确是超过了平常的友谊。
在分校许多女同志中，洪是我最钦佩的一个，这次自从南昌出发以来，我们接触的机会很多，我对她更了解了一层。女人总有一种魔力，会使男人沉醉，我现在渐渐地为洪所屈服了。
我们同在一起走，同在一起休息，不停地谈话——谈到各人的身世，谈到大局的前途……
到关埠的时候，还只有深夜2点，找到了宿营地，立即像死一样睡去了。
10月5日早上从关埠出发，感觉得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洪离开了我，她被派到革委会工作去了。我一个人在路上走，觉得失掉了什么，深深感到一种悲哀。
今天走了六十多里路。
10月6日，下午2点到了流沙，忽然前面右首山上发现了枪声。我只是跟了人多地跑，敌人子弹不断飞来。
突然，我发现一个很面熟女子被子弹打中了……
“这不是洪吗？”我跑过去，伤口是在头上，我赶去时，她已经完结了她的一生了。
在一刹那间，我完全失去了知觉，倒在她的尸体旁。
当我从昏迷中醒来，我的周围都是尸首。
“亲爱的同志……”我禁不住抱了洪吻了一下。洪的遗体软得像一条棉被，一种克制不住悲哀，在我心头冲突着……
我抱着她的尸首坐了一刻，把她拖到一个屋子里，找了一张纸，写着：
“此洪XX女士遗体，望代收敛安埋，感激无量！1927年10月6日。”
“再会，洪！”止不住的热泪流出来了，悄然走了出来。
我要去追赶我们的队伍，正在这时，枪声又响起了……
跑了两三个小时，离敌人渐渐远了，我们在一个山上休息一下。已经是深夜了，天上繁星密布，群山寂然无声，凄惨的境况使我想起了洪。这样年轻的姑娘，就这样完结了，人生如此，如此人生！
一个聪明活泼的孩子，仅仅活了十八岁足岁，死在离家千里外的荒凉异乡，而且连尸体也没有人来收敛安埋。但在我们看来，一个革命党员这样结局，一点也不奇怪，这不是她的不幸，正是她的光荣！
她已经尽了她的最后的责任了。
今天——1927年10月6日，将成为我生命史中最可纪念的日子：流沙会议，革委会消失；我最敬爱同志——洪死了……我自己的生命，像一叶扁舟，在狂风巨浪的大海里飘。我将是怎样的结局呀？谁知道！
第三节 永远的兰花
美国作家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对伍若兰与朱德的爱情，有一段精彩的描述：
朱德领导起义军，在湘南暴动中，在解放耒阳时，亲自见到一名女宣传员——伍若兰，她年龄只有二十五岁。演讲富有魄力、才智，大脚，体格非常健壮，头发挽在后面，黑黑的皮肤上有些麻点。她并不好看，可是一双大眼睛闪烁着智慧与果断的光辉。
伍若兰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随着交往增多，朱德喜欢上这个热情火辣的女子。
“伍若兰和我在耒阳结了婚，”朱德说。“这不是常规的婚姻。我在四川有妻子，自从1922年以来没有见过面。伍若兰和她的家庭对此全部知道的。”
“她后来被国民党抓去了，折磨了她很久，才砍下了头，悬挂在她家乡湖南长沙的大街上示众。”
在这间阴暗的屋子里，朱德冷冷地凝视着想象中的情景，用沙哑的声音叙说着——
在一次长途行军后，朱德等人在一个小庙里休息，不料被跟踪而来的敌人包围了。
情况非常危急，伍若兰望着朱德，坚定地说：
“我和警卫班的同志掩护你突围！”
伍若兰把朱德推出庙门外，正在这时，敌连长带领十多个敌兵端枪向小庙冲来。
伍若兰一看情况万分紧急，一把夺过朱德的手枪。
敌连长冲到跟前，指着朱德问：“你是什么人？”
伍若兰镇定说：“他是我们的伙夫！”
敌人看着朱德满脸胡子，身披破棉衣，穿着草鞋，真像个伙夫，便把枪口对着伍若兰问：
“你是谁？”
伍若兰说：“我是朱德太太！”
“妈的！朱德呢？”
伍若兰向左边一指，说：“朱德在那边房子里。”
敌人马上押着伍若兰，到左边房子找朱德。
朱德转身就走，一气跑了20公里。钻进一片山林，逃出险境。
敌人知道上当后，把伍若兰杀害了……
朱德从此就喜欢上兰花……
一生酷爱。
1961年3月3日，朱德在广州越秀公园，写下诗一首，表达对兰花钟爱之情：
越秀公园花木林，
百花齐放各争春，
唯有兰花香正好，
一时名贵五羊城。
伍若兰，像兰花一样纯洁。
朱德对兰花的喜爱，表达了朱德对伍若兰永远的钟爱。
老周有话说：
从整个南昌起义史料看，关于我军历史上第一批女兵，资料少之又少，特别是留下来那些感人的爱情故事，更是少之又少。
其实，在南昌起义军南下征战中，可挖掘的爱情题材是十分丰富的。请看：
起义九对夫妻，共处南征，既有欢乐的笑声，也有在苦难行军中磨炼的故事。
郭沫若在《流沙》一文中，回忆在描写起义中在流沙会议之后，遭到敌人袭击之时，他和他当时妻子共处艰险的情景，令人感动：
“浩浩荡荡地走出流沙，向西南面横亘着的山头进军……
是九月下旬的阴晦的一天，已经有充分的秋意了。虽然是在逃难，但在田畴中走着，迎接着从山上吹下来的凉风，大家似乎也都感觉舒适。在我旁边走着的安琳，在低声地唱着《国际歌》。
……
枪声一响，队伍立地成了乱了阵的蚂蚁。……
安琳不再唱《国际歌》了，但她紧靠在我的身边。……”
何等富有诗意！须知，当时正是起义大军失败，部队处于溃散之中……在那生死存亡的险恶环境，爱情同样富有浪漫和诗意。[]
朱其华在《一九二七年底回忆》写了这样一段话，也很有意思，抄录如下：
“中央海外部部长彭泽民，年纪虽还没有满六十，而头发已然全白了，他的瘦长的身材，走起路来似乎特别辛苦，只见他在喘气。他还带了一位年纪和他相仿的夫人……他们生长海外，怕有生以来还没有吃过这种苦吧。”
这一对革命的老年情侣，在共处艰难的情景，也是充满诗意。
罗球在《红色感叹号》一书，也有一段生动描写，摘录如下：
“30个女兵，30个少女，她们虽然个个烟尘满面，但依然掩盖不了她们那天然风韵的丽质，艰难征程，依然没有减弱她们那天真活泼的天性。
为了开展部队的文娱活动，她们还抽空排练小戏，为士兵们演出，活跃行军生活。行军路上，很多同志由于疲倦，常常队伍一停下来或走着走着，就打起了瞌睡。她们就拉开嗓门，唱起了热情奔放、唤起力量、唤起生命的歌。她们最喜爱唱的歌是《少年先锋队队歌》:
走上前去啊，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
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
唱着唱着，立刻一唱百和，男女齐唱。”
张侠费了不少力气，寻找三十几名女兵下落，很可惜，只找到十七人，她们是：
彭漪兰、胡毓秀、彭援华、褚志元、曹泽芝、黄直纯、谭勤先、杨庆兰、杨庆桂、周铁忠、周开壁、陈觉吾、王鸣皋、孙苹非、周月华、方晚成、徐XX。
彭漪兰是指导员。
这是我军战史上，第一个“群芳谱”，十分值得歌颂。
结语
南昌起义指挥部旧址大门右侧，巍峨耸立着《一代英豪》群雕，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伟大人物的英勇形象栩栩如生，仿佛时光倒流，重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
站在那座巍峨的群雕前，仿佛能够感受到历史的厚重和英豪们的坚毅。他们身姿挺拔，目光如炬，仿佛正在诉说着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每一道线条都凝聚着雕刻家的心血，每个人物都承载着民族的记忆。
凝视着这些英豪的形象，心中涌起一股敬意。他们不仅是历史上的英雄，更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他们的英勇事迹和崇高精神，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此刻，我仿佛能够听到历史的回声，感受到英豪们的呼吸。历史车轮仿佛在那一刻凝结，英雄的形象跃然眼前，令人肃然起敬。他们在用自己的奋斗，为我们换来了一个和平繁荣的时代。我们应该铭记他们的付出，继承他们的遗志和精神，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复兴、强大而努力，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奋斗。
瞻仰这座群雕前，我们不仅是在缅怀英豪们，更是在追寻一种信仰的力量。
在中国的历史上，南昌城长期是个沉默的城市。多大的政治风暴，到了南昌城，就像一缕青烟，悄悄散落在城内大街小巷……
唯有南昌起义是个例外。
南昌起义的硝烟虽已随风飘散，但南昌城头那激烈的枪炮声，至今仍回荡在历史的长河中，似乎在诉说着那段英勇的岁月……
1927年，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份：
大革命因国民反动派的叛变而失败；
中国共产党因敌人的屠杀而觉醒……
1927年，南昌城的历史篇章中，镌刻了一个辉煌而独特的时刻。
这一年，一群英勇无畏、智慧过人的风云人物汇聚于此，共同绘制了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正是在这片热土上，一场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伟大转折悄然拉开序幕……
穿越历史的重重迷雾，我们深入挖掘起义领导人的往昔岁月，那些隐藏在每一段故事背后的偶然因素，正是这些细微之处，使得历史故事更加生动且充满生命力。
本文通过独特的视角，深入挖掘他们“启航”的历史瞬间，全面展示他们坚定的信仰和卓越的人格魅力。他们所坚持的理念、所秉持的原则、所重视的价值，成为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我们伟大民族精神的坚定信念和指引。
南昌起义的领导者当年，尽管他们个性鲜明、风格各异，却在诸多方面展现出惊人的相似性。
在这片热土上，他们共同书写了人生中的众多“第一次”，共同谱写了革命的壮丽篇章。
南昌城，于这辈伟人而言，既是其人生轨迹的重要拐点，亦是其崭新征途的扬帆之地……
下篇：疑题解析探幽
近二十年，笔者结合研究感悟，写了近百万字关于南昌起义的文稿。
其中除《南昌起义史料札记》由中共党史出版于2022年出版外，均以“内部交流，免费赠送”问世。
其中《不朽第一枪》、《军魂永驻》两部文稿，经江西出版局报备1(国家出版总局，在军事科学院专家的审读过程中，因部分观点与权威专家意见相左，均被建议“同意修改后出版”。
费时五、六年的两本书稿，最后也只能以“内部交流，免费赠送”问世。
笔者并非专业史学工作者，仅以一个老年读者、老退役军人之责，把自己读书感悟表达出来而已。
为了在更广泛范围探讨，下面把几个主要质疑问题，提出供热心者参考。
如果高层专权人士能关注到此文，那是笔者的荣运。
第一，南昌起义是怎么决策的？首倡者是谁？
面对敌人的血腥屠杀，处在风口浪尖的中国革命航船，驶向何方？
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
这些根本性问题，历史地摆到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前。
中国共产党究竟是经过锻炼的，多数党员，尤其是党中央的骨干分子，在大革命失败面前，没有低下头，没有气馁，在组织业已支离破碎之际，他们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不计成败，继续奋斗……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革命的烈火，更是扑灭不了的。
历史要求中国共产党用新的斗争方式解决面临的问题。
南昌城头的枪声，似革命的洪流，激荡奔流……
中国革命以新的斗争形式爆发了……
这是中国共产党从悬崖中，走向新生……
正如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
在蒋介石、汪精卫的疯狂屠杀面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在历史特定的时空的通道中，时间、地点、人物构成了历史记录的主体。
是谁在中国革命“命悬一线”的关键时刻，石破天惊，首倡“八一暴动”
八一南昌起义，从酝酿到决策，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
史学界，一直有一个“九江会议之说”——
如，金一南在《苦难辉煌》；
又如，国防大学出版的《放眼看南昌起义》；
再如，建军九十周年出版的两部《建军大业》文学巨著……
都认为：南昌起义第一次提出，是1927年7月20日，李立三与谭平山、邓中夏等在九江举行的会议提出的；
李立三是南昌起义最早提出者。
大多史料、文艺作品都是这样说的。
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中，有一段鲜活的描述：
“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第一枪的八一南昌起义，李立三不仅仅是个参加者，更是这一起义的最早提出者。
……
开始并没有南昌起义计划。……
李立三到九江后，三下两下把筹划撤退的任务变成了组织武装起义。
7月20日，他与谭平山、邓中夏等在九江举行会议，提出‘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
这是举行南昌起义的最早建议。”[]
细读历史，此说却有许多不能自立之处。
笔者近年细读了张国焘写的《我的回忆》一书相关内容，感到张国焘说得有些道理。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文中写道：
在中央改组以后，“党内的一般情绪逐渐趋于安定；中共的生机似乎又蓬蓬勃勃起来了。两三天之后，中共中央的工作更有秩序；一切都可以顺序推进。”
“于是周恩来提出了一个进取建议。他指出现在大批同志都随第四军行动。万一第四军的将领张发奎等受环境所逼，转而反共，那我们在四军中的同志们将被一网打尽。他觉得与其受人宰割，不如先发制人。”[]
应该说，周恩来首创的“先发制人”，是中共打响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初衷。
“先发制人”，也是中共打响第一枪的伟大进取方略！
张国焘书中写道：
“周恩来因而赞成在南昌由叶挺部等首先发难，联络湘鄂赣一带工农群众，形成反武汉反南京的中心。他估计南昌为四战之地，不易立足，主张移师广东东江。以广东东江为根据地是周恩来提议中的要点”。[]
笔者认为，张国焘《我的回忆》这段话，应该是当时真实记录。
当时的局势，微妙而不易捉摸。此时，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已不再问事了”，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庭因中国革命失败，正准备回国述职；新来的代表，还在路上……
当时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五人中，唯周恩来对军事工作能把控全局，周恩来的“先发制人”建议，很快得到张国焘、瞿秋白等中央领导的赞同。
这是中共中央没有事先取得莫斯科同意所采取的一个重要行为。
时机紧迫，不能多所讨论；南昌起义各项准备工作，很快从军内到地方，迅速展开……
上面是张国焘《我的回忆》中的摘录。
是张国焘回忆的错误，还是人们对南昌起义决策历史的误读？
先把时针拨回到1927年……
看看南昌义的酝酿与决策具体过程……
南昌起义研究的先行者张侠，在1981年著作《南昌起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一书，对南昌起义的酝酿和决定，作了十分详细考证。
下面从三个方面，摘录说明：
1， 周恩来是南昌起义最早倡导者之一
张侠在书中写道：
周恩来在1972年6月11日讲话中说：
（大意）八一起义前，几个临时负责人，瞿、张和我就酝酿起义，当时动员的有叶挺的十一军、贺龙的两个师（当时贺龙还不是党员，在那里有周逸群做党的工作）起义决定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号，反对国共分裂。提法、口号是正确的，但起义后如何搞，大家都不清楚。[]
张侠认为，这段话，说明八一起义，是周恩来和瞿秋白、张国焘最早酝酿的，说明了中央的打算，明确了使用叶、贺部队。
周恩来和瞿秋白等人对南昌起义的酝酿，是在什么时间呢？
张侠认为，应在7月14日到17日之间。（据张国焘《关于武装起义》一文推定）
张侠还认定：
周恩来在较早的时候，就支持湖南暴动；后来，明确了要以“湘鄂赣为中心”搞武装斗争的方向；再后，又是最早提出使用叶、贺部队。当时周恩来正担任中央军委书记，对军事斗争建议与活动较多，说明周恩来是南昌起义最早建议人的可能性最大。
此外，笔者也从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江英 李晓雨编著《建军大业》第76页，看到：
“关于南昌起义的提出过程，周恩来曾回忆说：‘那时，军委想可否搞个起义，主要是鲍罗廷跟加伦说可以搞个起义，国际决定上没有。’”
周恩来是时任军委负责人，南昌起义最早倡导者，自然是周恩来。
这一说法，和张侠说法相似。
笔者认为，张侠的分析，符合当时的实际：
1927年5月下旬，周恩来由上海秘密到中央所在地武汉。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周恩来任中央军事部长，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周恩来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央核心领导。
周恩来从中央新政策只依靠农民暴动，到决定使用叶、贺部队，把“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理论，付之于行动，这是武装夺取政权这伟大理论的首创，毫无疑问，这是思想上的一个飞跃。
这是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昌起义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开篇。
2， 南昌起义是党中央慎重决定的
1998年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第121页，记述：
（1927年）7月中旬 ……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会议初步决定以在“东征讨蒋”口号下云集九江、南昌一带的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朱德原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等为基础，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会后，周恩来指定以聂荣臻为书记的前敌军委，先去九江做准备，并交代何时发难要听中央命令。
7月20日 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叶挺、聂荣臻等在九江举行谈话会，……[]
《周恩来年谱》，庄重地表明了三个问题：
一是南昌起义是中央确定的，而不是九江会议；
二是7月20日九江会议，是在中央会议之后；李立三不可能是南昌起义第一次提出人；
三是中央确定南昌起义会议时间为“7月中旬”，具体哪一天？因无确证；但根据当时中央领导活动的轨迹，应在7月19日之前。（详情张侠已在《南昌起义研究》一书详述，这里不作赘述）
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决定，史料表明，基本上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依张发奎回粤徐图发展”和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独立掌握军队、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
新组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决定发动湘、鄂、粤、赣四省秋收暴动之后，又决定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将党领导和受党影响的北伐军部队开回广东，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中共于7月16日致广东省委的信中指出：“四军十一军或将回粤”，你们“须有政治上军事上种种准备。假使张军来时，即有援助。”【《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据此可以肯定，迟至七月十六日以前，党中央仍是“依张回粤徐图发展的政策”；
七月十五之后，汪精卫正式“分共”，张发奎不仅没有与汪决裂的表示，而且过往甚密，仍然表示拥护汪精卫为“领袖”。
根据形势变化，中央果断决定与张“实行脱离关系”、“在浔便解决他”。【《张太雷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
随着中共中央策略的调整，中央军事部，立即着手准备武装起义的发动工作。
党中央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决定南昌起义？
张侠说：
1978年5月7日，他就这个问题去请教聂荣臻同志，聂荣臻回答是——
我最初知道是恩来同志参加了中央的会回来后在军委传达的。恩来同志传达了中央要举行南昌暴动的决定之后，就指定我们三个人，贺昌、颜昌颐和我，组织前敌军委，指定我为书记，先到前方去，任务是通知带部队的我党的干部，做好起义准备，但最后行动，要听中央的命令……我们三个人比恩来早走个把星期，到了九江地区。我先通知了叶挺，然后才一个团一个团的通知。
张侠说，聂荣臻这段话很重要，说明了“中央要举行南昌暴动的决定”。说明在这时，南昌起义不仅初步决定了，而且开始行动。
张侠写道：
聂荣臻1979年8月曾说（大意）：
他到九江时，得到通知，叫他参加一个会议，对会议的某些情节，他还记得。会上，李立三很急躁，主张马上动手，他表示不赞成，李立三向他发脾气，还批评他是胆小鬼。聂荣臻说，这不是什么胆小不胆小问题，离开武汉时，周恩来有交代，中央对南昌起义的决定，不是最后决定，因之，最后行动要等中央命令。李立三才不再坚持。
聂荣臻还说：
他去九江传达南昌起义的决定，“比总理早走个把星期”。
这一线索，很重要。这和朱德、李立三是7月19日到达九江的时间，完全一致，据此可以判定：中央应在7月18日，作出在南昌起义的正式决定。
至于开会地点，张侠根据包惠僧回忆，在武昌的啸楼巷举行过一次中央扩大会议的回忆，又访问了担任过党的秘密交通员的老党员王盛荣，王盛荣说：
当时那里（武昌蛇山山麓啸楼巷）经常举行过党的会议，判定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会议，地点在武昌啸楼巷。
张侠的分析，和史沫特莱访问记——《伟大的道路》，记载的朱德1927年7月18日，参加了共产党一次秘密会议，19日离开武汉的记述，时间完全一致。
史沫特莱曾比较长时间和朱德谈过话，史氏的访问记，虽然有一些与史实有出入之处，但基本上是准确的。如：
1927年7月18日，朱德将军接到通知，要他马上去参加共产党的一次秘密会议；
会议决定——我们执行新政策的第一个行动是铁军在南昌举行起义，起义之后便进军广州，建立一个新的国民革命政府……
张侠认为：中央最初只决定农民举行暴动，而不打算利用铁军；新政策的第一项变化，便是“铁军在南昌举行暴动”，这一演变，很多人不知道，很像朱德亲自说的。
据史料记载，周恩来、朱德、李立三，7月18日都在武汉，中央在武昌郊区的7月18日的秘密会议，是完全可能的。
第二，如何看待南征的失败？原因何在？
起义胜利之后，起义军向何处去？是个战略方向选择的大问题，也是决定起义军命运的大问题。
十分遗憾和痛心的是，这个选择权不在参谋团，也不在前委。
南下广东的选择，是起义前共产国际和中央既定的方针。从而，在根本上造成了起义军受挫的基础。
加之起义军，过早匆匆撤离了南昌……
南昌起义部队，按照中央部署，8月3日，开始从南昌撤离，到10月3日，在流沙的天后庙内，举行最后一次善后会议（后人称流沙会议），历时整整两个月了，这两个月，经历了太多的事，遇到了太多问题，起义军兵败潮汕，有太多的故事，太多的教训……
人们有一种习惯思维模式，对取得胜利的历史都会大力讴歌，对遭受挫折或失败的历史，往往一笔带过。
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的挫折，这是令人痛惜的事件，但如果把这段不平凡的历史事件记录下来，做些深入思考，也许比讴歌胜利，更有现实意义……
两个月的奋战，尽管起义军主力失败了，尽管中央赋予的起义最终目标没有实现，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的斗争”。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起义军领导和革命委员会成员，在起义军主力失败后，全都安全转移；
起义军余部，在朱德领导下走上了井冈山，迎来了“朱毛红军”的诞生，星星之火又开始了燎原之势！
历史庄严的宣誓：
军旗没有倒！
火种没有灭！
队伍没有散！
让我们翻开那留下的带血的记忆……
1， “潮汕在望”的反思
进军潮汕，占领海口，这是起义军南下广东的第一个目标。
“潮汕在望”，成为起义军千里远征的强大动力。正如萧克后来回忆所述：
1997年1月25日，萧克上将来到“潮州明江”纪念馆。故地重游，感慨万分，他兴致勃勃地说：
当年起义军入粤时，天气很热，急行军一百里，都累得快走不动时，宣传队在路边竖起鼓动标语：“潮汕在望”，大家一看，情绪高涨，很快就冲进潮汕城。
随后，萧克还挥笔题下“潮汕在望”四个苍劲大字。
南昌起义史料表明：下广东，取海口，得外援，这个决定在南昌起义前很久就决定了……
那么多英明而且有才智的领导人，一致认为正确的东西，竟是错误的，教训太深刻了……
起义军从8月3日开始撤离南昌，至8月7日最后一批离开南昌，直至两个月后，兵败汤坑，主力潮汕溃散……
南下广东主力受挫，是中共军史上一个沉重的话题；南昌起义的辉煌，也因此而蒙上一层阴影……
1927年10月，李立山给中央报告中，形容起义军南下潮汕的情况是：
“食物与饮料全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粥。渴则饮田沟水，故以兵士病患极多，沿途倒毙者比比皆是，军队又多无军医处、卫生处，无法救治。加以宣传工作极坏，兵士全不明此次暴动的意义，因此军心大为动摇，逃去极多，仅行军三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完全丢失，大炮也丢了几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力将近四千”……
天气炎热，行军极度困难，饮食卫生又跟不上，有病不能及时医治。前有强敌，后有追兵，起义军把到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为目标，“潮汕在望”即是官兵心目中的圣地，所以“潮汕在望”，实在是一股巨大精神动力，标语一竖，大家情绪就高涨起来。
但困难毕竟还在眼前，南下途中一件件灾难，仍然接踵而来……
朱德在1957年11月13日一次座谈会上说：
南昌暴动时有三四万人，但是没有改造这个军队。……如当时把军队改造一下就好了。八一暴动后四五天就出发了，没有把军队加以整理、加以组织。当时的军队是不是可以改造？改造是可以的。只是把干部改变一下，变成共产党的干部，但没有进行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朱德在这里总结的“很大的教训”，就是指在起义胜利之后，没有整顿。就匆匆上路了……
起义军进入临川，本想补充一下给养，没想到是十室九空。
再进入宜黄，全城老百姓竟然只剩下七八个跑不动的老弱病残，屋内东西也都坚壁。
进入信丰城，又是空无一人，当地出产胶糖，进城部队实在熬不住，只好拿碗盛一点胶糖充饥，吃完了很多人就呕吐不止，有的腹泻……
正值盛暑，既要行军，又要打仗，还要驮运机械弹药，伤员病员，这是许多士兵没有经历过的苦和累，每到一个地方，百姓都不敢出来，连找碗水都很难，沿途生病掉队的情况层出不穷。
有些意志不坚定者，已经坚持不住了，干脆偷偷脱队。起义第四天，蔡挺锴率第10师脱逃；到了临川，第20军参谋长陈浴新竟率七百多人集体叛逃，奔往湖南方向。后来从报纸上看到，他不仅登报反共，还公布起义军南下路线……
困难毕竟是困难，对真正的革命者，却是一种磨炼……
恽代英属于坚定者。他在起义军是乐天派，他认为：政治工作人员本身不振作，怎么还振作士气呢？他采用的办法：以身作则，用事实来教育大家。他干脆让人给自己剃了个光头，在酷热天气里赤着脚，有马不骑，和战士一样背着行军背包，肩上搭一块毛巾，又擦汗又洗脸。加上又戴一副只有一只腿的眼镜，大家看到他一副行僧模样，都开玩笑称他为“甘地”。
恽代英的带头行动，确实在士兵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走到哪，士兵都赞叹“看，那些大委员们，比我们还能吃苦些！”
朱德、叶挺等领导人虽然是大军长，但他们有马不骑，让给生病或负伤的战士，而自己还经常帮战士扛枪，总是那副乐呵呵的样子，深得士兵们喜欢。
另一位备受尊敬的首长便是周恩来了。每天，当行军休息下来，士兵们总是一倒就呼呼入睡了。常常一觉醒来，他们睁眼还看见周恩来在豆油灯下工作，或是踱着步子，默默沉思……
1927年9月24日，起义军占领潮汕，至此，南昌起义以来的战略规划第一阶段，从形式上算是顺利实施完成。大伙都盼着到了这里会看到风起云涌的火爆场面，可是进了汕头后感到了失望。
9月25日，汕头市举办了军民联欢大会，其实，参加大会的当地群众，大多是受过国民党政府迫害的，大多数汕头人并没有卷入这股“红流”之中。
对于一到汕头，就可以获得国际援助这一点，所有人都深信不疑；如果不是为了等待国际援助，我们千辛万苦，出生入死跑到广东海丰来干什么？
“国际援助”已经深入人心，成为起义部队的精神支柱。
从南昌出发前，所有的领导在讲话中都强调过这一点。一路上，都是用这个美好目标来激发士气和斗志。
但是“共产国际在哪里啊？”
几天过去了，共产国际的影子都没有见到！
共产国际没有盼来，帝国主义的军舰倒是来了不少……
其实，潮汕正是起义军失望所在……
其实，南下广东的战略选择，早已注定起义军主力的失败……
2， 蔡挺锴跑了
前面说到，在撤离南昌的第二天，蔡廷锴带走了一个师，一个有很强战斗力的师，一支5000人左右的作战力量，跑到蒋介石那边去了，从而使起义军一下子减少了近四分之一的实力。
蔡廷锴的逃脱，对起义军上下震动极大……
蔡廷锴的脱逃，不仅使起义军从胜利的喜悦，一下子降到低谷，更重要的是为汤坑失败，埋下了祸根。如果这一个师能一起到潮汕，汤坑的战局，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
在受挫后的流沙会议上，叶挺说，“我们再有得一个团的人，便什么都不成问题的啦。……”
当然，战场情况是千变万化，但这个损失是实在太大太大了，值得认真总结。
情况是——
南下广东第二天，起义军第十师，被师长蔡廷锴拉往浙江方向。蔡廷锴脱逃，对周恩来不啻是个打击，对起义军领导以及部队士气，都是个重创。
其实，强扭的瓜不甜，蔡廷锴脱队是早晚的事。严格讲，起义前计算起义军力量，并没有把第十师计算在内。参加起义人员中，蔡廷锴地位非常特殊，他和叶挺关系一向要好，两人无话不说，他脱离张发奎的愿望却为叶挺对他的错误估计埋下了伏笔。叶挺拉上蔡廷锴，当时不过是用脱离张发奎“打回广东去”为口号来动员他，双方缺乏共同的思想基础。
参加南昌起义，其实是给蔡廷锴脱离张发奎一个极好的机会，蔡是原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的亲信，因宁汉对立，陈铭枢率两个师离开武汉，去投奔蒋介石。由于蔡不是张发奎的老部下，张发奎兼任十一军军长后，蔡尽管由副师长提升了师长，但在张发奎手下不仅感到很受气，还担心被解除兵权，所以亲近叶挺，企图借东征讨蒋之机，率部离开九江去南昌。一路上因处于叶挺、贺龙部队的中间，想跑也跑不掉，所以裹挟下到了南昌。
后来，蔡本人在自传中，对当时心态，说了一段实事求是的话，他说：
“到九江后，叶挺与我密商，他说：‘我们攻下南京，历经互相残杀，于革命前途无意义，且唐之革命以蒋相差甚远，不如我军回粤修养为高。’我听叶挺如此表示，正中下怀，深表赞同。但他是共党，自己是国民党，根本信仰不同，主张亦异，惟有待机定进退。”[]
从这段自述可以看出，蔡廷锴勉强服从叶挺，然而却在内心认定，“侍机定进退”。只是那个时候，共产党人对如何掌握军队还缺乏深刻认识，叶挺等人还拘于北伐时战友情谊，并认为蔡廷锴出身贫苦，作战勇敢，还是进步的。该师的主力第三十团团长蔡范荩是共产党员，营长、连长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整个第十师的政工部又是共产党人掌握的，所以丧失了应有的警惕。起义后不仅未对蔡部进行改编，而且任其作为左翼前卫部队，单独一路，率先离开南昌，给蔡出逃极好的机会。
蔡廷锴“和平”清理共产党员之后，发出通电，宣布脱离共产党。蔡廷锴脱队，一定程度上动摇到起义军的军心。
蔡廷锴脱队后，东下投奔自己的老长官陈铭枢。后来，这个师扩编成一个军，恢复了十一军番号，后又改为第十九路军，在日寇入侵上海，蔡廷锴率十九路军奋起抗日，在淞沪抗战中打出了名气。后来蔡率十九路军到了福建，在福建事变中，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抗日反蒋。并于1948年投奔东北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蔡廷锴由投靠蒋介石，到叛离蒋介石，由脱离共产党，到投身共产党，说明偶然的命运机遇，会改变人的一生轨迹，但只要具有为国为民的情怀，终究可以殊途同归。
蔡廷锴的脱逃和后来在潮汕乌石地区，第二十军一部，由于和指挥机关失去联系，在敌人包围和少数坏分子的造谣煽动下，被和平缴械一事的惨痛教训，共同印证了陈毅在《关于八一南昌起义》一文中说的深刻道理：
“反动的军队不可能成为革命的武装力量，因为它是为反动的统治阶级服务的，只有人民亲手建立的武装，才可以成为坚强的革命力量，因为它是服务于人民的。旧军队在革命高潮时，可以投机，但到了革命低潮一定反动，证明了人民武装必须要有坚强的党的领导，才能够壮大。人民力量的源泉，党是保证。离开党长不大，离开人民也长不大，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力量一定被消灭。党强则强，党弱则弱。”[]
南昌起义尽管已初步形成了一套党对军队领导的制度和原则，但还很不完善，很不成熟，南昌起义部队还是一支没有经过政治改造的部队，虽然其中有一些共产党员骨干，但大部分官兵并没有明确的革命意识，很多人都是在革命的洪流中参加到起义队伍中。南下广东的征途，不仅要和敌人和自然困难作斗争，更艰巨、更困难的任务是如何稳定这支部队，是加强政治思想建设。由于客观条件和作战环境的恶劣，恰恰这方面却是起义领导人疏忽之处……
蔡廷锴跑了，特别是已拿到手的三十团，白白送掉了，实在可惜。
与此相反的，马回岭的第二十五师，尽管师长李汉魂是张发奎亲信，但在聂荣臻和张云逸、周士第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下，却从敌人眼鼻底下，拉出了三千人的队伍，8月2日开始，加入到起义军行列。两个师几乎差不多情况：第十师第三十团团长范孟声，第二十八团参谋长徐石麟是共产党员；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第七十五团参谋长王尔琢是共产党员。两支部队，一个成了起义军中的中坚力量；
一个已掌握在手中的主力师，却在起义后的第四天跑掉了，难道不能从中悟出些道理吗？
习近平总书记说：
“前进道路上，人民军队必须牢牢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叶挺的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七十五团的基础，皆是原先叶挺的独立团，党的领导已形成坚实的基础，共产党领导的核心作用，是人民军队的强军之魂，在南昌起义时，已经开始诠释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了。
3， 南下广东打的这几仗……
南下广东，一路打胜仗，最后却兵败潮汕，教训在哪里呢？
先说瑞金“三战三捷”。
起义军过广昌后，分两路前进。第11军为右纵队，第20军为左纵队，约定在壬田会合后入瑞金。壬田是通往瑞金必经之路，敌钱大钧一部在壬田的前方布防。
8月25日，贺龙亲自指挥20军向敌攻击，击溃了敌人。壬田战斗，是南下第一仗，20军虽然取胜，但自己损失也很大，第三团团长牺牲，第四团团长重伤，连排长伤亡十多人，士兵伤亡百余名。
随后，得知敌重兵在会昌，前委决定于8月30日发起会昌战役。
广东是起义部队南下目的地，打下会昌，其战略目的是为了敲开南粤大门。
30日凌晨，进攻会昌战斗打响了！
起义军是疲惫之师，而钱大钧的三个师，基本是以逸待劳，这就注定这一仗并不好打。
预先计划是让20军佯攻，起义军主力第11军两个师迂回围歼敌人，没想到双方一交火，钱大钧就往会昌城内退却，正面攻击部队没等叶挺部队跟上，就乘胜追击十多里，哪知钱大钧在离会昌二三里处，忽然增兵三个团，实施反攻，顿时形成转胜为败的局面。
后来，迷路的第11军第25师赶到，这支生力军，从会昌城西北发起冲锋，迅速攻下城西北高地，敌人向会昌城退却。
第三仗是起义军攻占会昌后，9月2日早晨，不知钱大钧在会昌已败，黄绍竑的两个师赶上来了，叶部又出城，拼死奋战，全力出击，到黄昏，再次把敌人击退。
初战三仗，表面上看来起义军胜利了，但从最终战果得失上评估，应该是得不偿失。起义军一方，第11军伤亡一千余人，第20军伤亡七百余人，钱大钧和黄绍竑损失大约五千人，现实情况是，敌军损失大，却可以马上得到补充，起义军无后方作战，根本无法补充，更糟糕的是，近千名伤病员如何安置？留下，部队一走很可能被反共民团武装杀害，况且农村也无医无药。带走，更麻烦，如果对作战受伤人员弃之不管，谁还肯为你卖命？管，只能是担架抬着走……缴获来的枪也舍不得丢，这更加增添了部队行军的负担。
民夫少，伤员多，部队行进的速度极其缓慢。但困难更大就是没有群众基础。凡事没有人报信，两眼一抹黑，起义部队在明处，容易遭到敌军袭击。
9月5日，起义军先头部队到达长汀。周恩来在这向中央写报告，汇报离开南昌后作战经过：
“总瑞金会昌两役，我军伤亡官兵，约近千数，子弹消耗亦多。本来沿途行军，因山路崎岖，给养困难，落伍逃亡重病之士兵，为数极多，经此两役，我虽胜，但兵员与子弹之缺乏，实成为入潮梅后必生之最大困难。”
过去宣传，多讲起义军瑞金三战三捷，极大鼓舞了士气，称全军官兵，不减当年出师北伐之勇！其实这“三战”，不仅消耗起义军的力量，给我军南下行军增加极大困难，更使起义军将士增加轻敌和骄纵之气，为潮汕失败埋下了伏笔。
汤坑战斗的经过，更是鲜活例证：
9月27日，贺龙率领第20军一、二师和叶挺率领的第11军24师，首先在揭阳县汤坑地区与敌人相遇。起义部队先击败了王俊警备旅，接着击溃了薛岳部第二师，随即又与陈济棠的第十一师展开激战。由于连续苦战，最后未能突破陈济棠部敌军防线。双方都被迫撤出战斗。
当年在起义部队71团2营萧克同志，1997年1月25日，到他当年参加激烈战斗的汤坑战场参观，他动情地指着当年战场方向说：
“我军为了夺取老鼠山，打通汾水村，和强敌展开对攻战，双方伤亡十分惨重，老鼠山前的小河变成血河，鲜血顺着河沟往下流；山前的尸体堆积有一米多高，最后我们是蹚着鲜血，踏着成堆的尸体攻上老鼠山的”。
汤坑激战，起义军伤亡二千余人，其中第24师伤亡过半，弹药也消耗大部分。从实际情况来说，已经无力再打，据史料介绍：
叶挺气坏了，他要出这口气，还要继续再打。
刘伯承实在忍不住了，坚决不干了。他的理由很简单：
不能再打了，我军伤亡太大，六千多官兵死伤只有两千多人，已经无力再战了。
起义军于9月30日上午，向揭阳方向撤退。
很多战士临行都不愿意撤：
“凭什么，我们又没有打败仗，为什么要撤！”
不少干部也是一肚子气：
“丢哪妈，老子从吃军粮以后，向后退这还是第一次！”
24师官兵最看重的铁军的荣誉，在撤退路上也骂开了：
“为什么要退？丢哪妈？干嘛不拼个鱼死网破？咱铁军的名声就这样丢了！”
贺龙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冲着队伍大声喊着：
“同志们，这十年我们是垮了再来，再垮再干，越干越大，为什么？就因为我们干的是革命，不怕失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起义部队从汾水后撤当然是迫不得已，起义军不仅没达到击溃敌军，联系海陆丰的目的，而且主力遭到严重损失而无法及时恢复，由此而导致整个潮汕的局势急转直下。
汤坑战役战略上的失败，决定了潮汕的失败。
对汤坑战斗，刘汉升在《南昌起义之后》评说：
“打败了王俊，打跑了薛岳，陈济棠率领战斗力很强的第11师又接上来了，起义部队打来打去就那些人，而对手的部队却是后续不断，接连轮换涌来，我方兵员和枪支弹药是只减不增。”
“又和陈济棠的第11师打了一天，同样又打得对方差点招架不住。”
“虽然起义部队在一点点地消耗掉，但其战斗力却到了让人没法理解的地步。几千疲惫之旅，面对着数倍于己，武器装备又比自己精良，况且自己还处于不利的地形上，两天时间内，竟然打垮对方三个精锐的主力师，不能不说是军事上的奇迹！
这恐怕不是用一般道理说得清楚的。”
汤坑战斗失利，首先是指挥员的轻敌思想造成的。
刘伯承在《南昌暴动始末记》中痛心地说：
“如果我军照预定计划在潮州不停滞，即一齐向揭阳、汤坑前进，27日即可在梅江与三河坝之第25师联同作战，乃事实大谬不然……本可24日集中揭阳，（潮安距揭阳七十里）竟至27日尚未完全集中，这是我军遭大大失败的罪过。”
我军坐失良机，敌人先我集中，先我行动，先我占领有利地形；加之我对敌情不了解（误以为当面之敌仅一千人，其实在汤坑方面主力是四个主力军师、尚有两个师攻我潮州，还有钱大钧攻我三河坝）我误判“有敌千余人”，决计“吃掉它”。
错误的情报，造成错误的判断，错误的判断带来错误的决心，最后必然造成恶劣的后果……
从诸多材料，我们又一次看到叶挺，他仍然像当年北伐打泗桥、贺胜桥、武昌那样勇猛，那样战无不胜的信心，藐视敌人的气概……
27日，从午后一时许，战斗展开，一个小时，打垮了王俊，发现敌人并非一千多人，本应当停下来研究一下情况，但没有，一路打下去；
接着遇到薛岳了，这是第二回合，薛岳也被我军打败了，这时已发现敌人后续很强，应当停止攻击；
但是，仍是连续攻击……至28日，我军十分疲惫了，应赶紧撤出战斗，另谋善策；
但又没有，仍然不顾一切继续攻击，陈济棠师上来了，继续与陈师作战。并且把他打得几乎招架不住……
我军与敌进行车轮战，敌人越打越多，而我军只这一支部队，连战几场，这种打法，自然难以取胜。
28日，激战几日之后，再一次彻底激战，直到28日后半夜，我军夜袭失败，才于29日凌晨，开始撤退。
29日，敌人明知我军已经撤退，未敢组织追击。
而且，听到遥传我军要反攻，立即退到更远地方去“布防”。
这就是我军的军威！说我军军威足镇强敌，不为过也！
但我军毕竟是无力再战了，不得不退。
……
和汤坑战斗的同时，还发生了三河坝战役。
敌人开始的目的，牵制我军，防止三河坝我军南撤，向主力靠拢……
如果在三河坝我军南下，拊敌之背，造成南北夹击之势，敌人想吃掉我们，就不容易。
可惜，三河坝与汤坑相距太远，我方情报工作太差，对敌意图全然不知。
作战之初，我军如不坚守，不中敌牵制之计，挥师南下，或击黄之侧后，以解潮州之围，或从侧翼支援汤坑前线，改变汤坑战场的形势……
一着棋，全盘皆活，遗憾的是……
朱德在1961年2月，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在三河坝烈士纪念碑的照片前，神情凝重地说：
“起义军进到广东后，兵分两路，主力进至汕头、揭阳地区，另一部留在三河坝，由我指挥。当时敌军人数多，攻势猛，一次次发起冲锋，我们打得顽强，敌人的损失很大，我们也牺牲了不少同志，但始终守住了阵地。”
三河坝激战三个昼夜之后，在朱德指挥下，撤出战斗。本来是靠近主力，中途听到主力失败消息后，这支部队，失去了与领导机关一切联系，陷入了困难的境地。……
（这支部队，好在有个朱德，在绝境中，这支部队重获新生……）
后面再细说。
4， 起义军主力失散之惑
汤坑撤出之后，起义军根据张太雷传达的中央精神，开始向海陆丰转移，途经乌石，受敌伏击，造成主力失散。史料对此有不同说法。
据萧克主编的《南昌起义》一书记叙：
10月3日午后3时，二十军一、二师先行开进流沙，走出乌石谷口，就在最后一队人马开过乌石谷口，陈济棠的队伍赶到，占领了谷口有利地形，斩断了二十军与后续梯队联系，当二十军与指挥部切断联系后，一师副师长欧学海以“总指挥不知下落，衣食无着”为词，煽动解散部队，蓄谋叛变，遭到一师党代表方维夏的激烈反对。10月10日上午11时，部队到达陆丰附近，被敌军两个师追上包围，激战至午后2时，起义军主力失败……
据当年参战的李奇中的回忆，却是另一番情景——
10月3日，按照第二十军（欠第三师）为第一梯队，第三师六团、革委会为第二梯队，第十一师第二十四师为第三梯队序列，向海陆丰方向前进。二梯队在纵队腰部，是战斗力最薄弱处，不料，问题就发生在这一个“腰部”，十月三日午饭后，第二梯队进行引起白马圩突然发现敌情，在右侧山树林有一股敌人向我行军纵队射击，敌约几百人，但行军纵队一边是蓄水稻田，一边是山川小道，调动队伍很困难，只靠团部掌握的一个排兵力抵抗，三百多行李挑夫一哄而散，整个纵队乱了。敌人采取骚扰攻击方法，一面对行军纵队射击，一面快速向后延伸攻击，很快就推到了流沙村附近，革委会上千徒手队伍，一遇敌人射击就跑。这时，起义领导正在流沙村开会，情况不明，无法调动部队，幸好周恩来掌握政治保卫队，令其对敌反击，掩护革委会脱离敌人射击范围，没有造成损失，但整个行军纵队却被少数敌人冲散了。
据后来了解，其实袭击之敌当时只有陈济棠的一个补充团，这个团原来驻在陆丰县，风闻贺、叶大军向陆丰前进，就匆匆撤离县城，原想逃往普宁，所以走的路线正好与起义军行军路线平行，上午无事，到下午发现起义军挑运大队，于是试行攻击，不料却获得意想不到的成功，无意中把起义军纵队腰部打断，造成行军纵队的混乱。
……
李奇中的回忆，和张侠调研情况相似。他说：
1978年9月7日，我专访了李一氓，他说我到流沙时，没有见过仗，在我们周围，敌人也不强，我看到我们的部队太疲劳了，遇到敌人，没有怎么打，自己散了。
曾在参谋团工作的陈公培，在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时说：
“我军在流沙失败的原因，一是贺锦斋的部队走在前面，叶挺部队随后，在经过一座大山时，遇到一些地主民团袭击，我军被拦腰切断。……第二个原因是军事上指挥无人”。
根据大量材料，二十军的一、二师顺利通过了乌石，堪称顺利地到达海陆丰，但是，在敌人阴谋诡计和叛徒的煽动之下，竟向敌人缴了械。……
从这里可以得出一条教训：部队必须整顿，必须有党的领导，否则，一遇风浪，就会经受不起。
想到此，更缅怀贺龙。
如果贺龙当时在军中，那么一、二师主力，必定会团结在贺龙的旗帜下，必定是另外一种结果。
但历史没有如果……
乌石我军主力溃散，其原因也并不像有些书上所讲，说敌人如何强大。笔者认为，失败原因，除战略方向选择错误外，恰恰是我们自己把胜利断送了。我军盛暑远征，极度疲劳，一直没有得到休整。
特别不幸的是，此时，起义军的核心领导周恩来，发高烧，连稀饭都不能吃。两员勇将——贺龙、叶挺，又都不在自己的部队。因而，乌石遇敌，并没有进行激战，就溃散了。
第二十四师则是个例外，乌石受阻，在团长董朗指挥下，到后半夜绕过乌石，改道向海丰前进，硬是撑到陆丰。就潮汕主力而言，真正完成向陆海丰转移的，只有董朗这一千两百多人。
10月7日，二十四师在董朗率领下，进入陆丰地区，与当地农军取得联系。几天之后，一支生龙活虎的队伍，又在陆丰大地站起来了，于1927年，在彭湃的领导下，树起了苏维埃的旗帜……
后来，由于时任东江领导战略指导上的错误，执行盲动主义方针，这支英雄的部队，在中国土地革命战场上，却过早地消失了……
这是后话……
在后来的流沙会议上，周恩来在检讨打败仗时发问：
为什么我们在瑞金、会昌连捷之后，竟在汤坑打了败仗？
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支强弩，在射程之末，无力了，即使连一张薄纸也没有遇到，它也会落下来。兵败汤坑，正是这个写照。
5， 英雄的第二十四师消失的迷茫……
叶挺独立团在攻克武昌后即扩编为第四军第二十四师，叶挺亲任师长。共和国大将粟裕，曾是二十四师教导团的一名士兵。1927年中，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奉命随二方面军“东征讨蒋”，开赴江西九江。
改组后的党中央，初步确定南昌起义，周恩来当晚召集军委工作人员传达，并语重心长交代：
“你们到九江以后，第一个要通知叶挺同志。”
南昌起义，二十四师不仅是基本力量，而且南征一直是第一主力。
南昌城内守敌六个团，南昌起义战斗中，叶挺二十四师，负责歼灭了三个团；在南下途中会昌战斗，二十四师、二十五师，担任主攻任务。喋血会昌坑，二十四师打得更惨烈，一战下来，二十四师伤亡过半……据史料介绍：
敌军越打越多，而且战斗力之强出人意料之外；而起义军这边，却实在是毫无兵力可投入了，终于9月30日上午，起义军向揭阳方向撤退。
二十四师在流沙吃了顿饭，开始向乌石方向出发，准备随二十军向陆丰方向前进了。此时，敌军也闻信赶到流沙，发现起义军人数不多，便四面合围过来，迅速占领了两边高地，一切都在向着起义军不利方向转化。
当时，叶挺随贺龙一起到指挥部开会，指挥部最高首长就是团长董朗。
流沙的枪声一响，二十四师马上就分成几摊子，与敌军接触后，马上向路边高地发起攻击。乌石之阻，相持到天黑，他们几次尝试利用黑夜突破敌人防线，但因弹药不足，到了后半夜，只好绕过乌石，改道向海丰退去。
起义军第一主力二十四师，就这样被冲散了。
就潮汕主力而言，真正完成向陆海丰转移的，只有董朗率领的二十四师一千二百多人。
二十四师到底是一支打不烂，拖不垮的队伍，已经到了，这样艰苦程度，却还执行着中共前委既定的挺进海陆丰的战略任务。一路上他们顽强地抗击着追兵地不断袭击，硬是撑到了陆丰。
东江特委同志见到这支队伍时，都被吓了一跳：
二十四师这时，一个个胡子头发又长又脏，身上的军装已经烂成了碎片，打着赤脚，裸露的皮肤上血迹斑斑，已经是寒冷的初冬了，可不少人还只穿着短裤，整个队伍都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后来，在当地农军支持下，二十四师绕过敌人封锁线，到了相对安全的地区休整补充……二十四师又如鱼入海。
10月7日，二十四师近千人，在董朗率领下，进入陆丰地区，与当地农军取得联系。几天之后，一支生龙活虎，钢铁般的队伍又在海陆丰大地站起来了，这支队伍后来被整编为红军第二师，活动于海丰岩石，惠阳中峒，紫金南一带，于1927年11月，树起了苏维埃的旗帜，建立了海陆丰红色政权，在彭湃的领导下，对坚持海陆丰的革命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英雄的第二十四师，很快在中国土地革命的战场上消失了……
由于时任东江领导战略指导上的错误，在强大敌人进攻面前，执行盲动主义方针，采取积极进攻战略，未能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和敌人打正规战，结果红色政权被消灭了，红军兵力也被消失，冲出重围的红军著名将领董朗，在战斗中牺牲了。
第二十四师在东江地区失败，这一沉痛的教训，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讲话》中，沉痛说道：
“广州起义以后的东江红军，正因为没有‘游’这个正确方向，知道‘击’结果打硬仗，拼得干干净净，使自己遭到彻底失败。”
英雄的二十四师的消失，不能不说是人民军队初创史上一大损失……
今天，我们堪怀这一段往事，对新时期建设一流人民军队，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
习近平主席说：“人民军队成长发展史，就是一部改革创新史”，“红军时期的‘十六字诀’，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持久战’”，人民军队 “只有不断的改革创新，才能不断获得发展进步的生机活力”。
从二十四师的消失到二十五师胜利走上井冈山的历史，就是对习近平主席讲话生动的注释。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从历史教训中启示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人民军队必须勇于改革，善于创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永远不僵化、永不停滞”（习近平主席语）。
叶挺二十四师的消失的教训，在今天无疑极有探讨的意义。
6， 如何看待南下广东的失败
这里仅摘录三位前辈的反思——
从总的指导方针上，时任中央常委的李维汉，作了反思：
解放后，他在《有关南昌起义的一些情况》一文中写道：
“南昌起义胜利后，没有就近联合湘东的革命力量，发动和领导湘赣土地革命战争，而是驱军南下广东夺取中心城市，是一个失策，一个错误。”
“当时党内的指导思想还是城市中心论，武装起义就要占领城市。”
这种“指导思想都是共产国际经过它的代表传过来的，中国同志由于幼稚没有经验，无条件接受了。至于南昌起义军要南征去占领潮汕，以便接受苏联的援助，更是共产国际的具体指示。”[]1
李维汉在接见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馆长徐巍采访时，还说：
“南昌起义时，我在中央工作，它的前后情况我是了解的。那时，结束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刚刚开始，怎么开展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怎样建设政权和建设军队等等，都是新的课题，谁也没有搞过。南昌起义从暴动成功到潮汕失败，中间只有两个月的时间，而且大部分时间是行军打仗，因此谁也没有精力和条件把上面这些问题都解决好。当时的中央左得很，仅仅根据起义受了挫折，就指责这个那个没有做好，并且加以处分，这是缺乏实事求是精神，是不符合认识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南昌起义是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最初尝试，它的可贵之处，就是打响了第一枪，向全党指明了一条新的革命道路；同时，从它后面的失利中，也告诉了我们怎么搞才是正确的经验。而这是很宝贵的，比一两次战斗的得失，意义更加重大。”[]
从作战指挥上，时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龙作了总结：
为什么我军在瑞金、会昌连捷之后，竟在汤坑打了败仗？
解放后，贺龙对南征途中打的这几仗，做过深刻的反思，他说：
“起义军南下时，我们只知道和敌人打正规战、阵地战。当时敌人有几十万人，有强大的后方，而我们只有两三万人，这种打法，虽然可以靠勇敢打赢几场战斗，但最终还是会被打败的。这一教训，使我们清醒起来，不能摆正规军的架子，和敌人拼消耗，而是要看清敌强我弱的形势，和敌人打游击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后来，我回到湘西，就是用这种战法，靠开始的几十个人，十几杆枪，又重新打出了一个根据地。”[]1
贺龙在《回忆八一南昌起义》一文中，还写道：
“南昌起义之后，军队往哪里去的问题，没有得到正确解决。当时两湖、江西，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是很高涨的，起义的军队应当与湘赣的农民运动相结合，创造革命根据地，坚持长期的游击战争，从中来壮大自己、消灭敌人。”[]2
陈毅从政治工作上，总结了教训——
起义军进入赣南，剩下唯一党代表陈毅，也从政治工作角度，总结了南下失败的深刻教训……
陈毅，南昌起义前在武汉中央军校负责党的工作，南昌起义发动后，在临川赶上起义军，任第25师73团指导员。
起义军主力潮汕受挫后，25师师团军官相继离队，唯有陈毅和74团参谋长王尔琢，坚持和朱德率领起义余部，在黑暗重重，前途茫茫的时刻，像青松那样挺拔，像高山那样耸立……满怀信心地在向西进转移中，走在队伍的前面，经受了最严峻考验……
1952年6月14日，陈毅在南京鸡鸣寺一次报告中，对南昌起义南下失败，作了深刻总结。他说：
“起义是胜利了，下一步棋应该怎样走呢？……结果选了一条偏僻、完全没有群众基础的路至潮汕。即经会昌、瑞金至汕头。当时主要企图占领汕头海口，以取得国际的接济。
这个决定是幼稚的，造成了第一个错误。因为着眼点不在如何发动广大群众，而在于单纯的军事进攻。在新的政治形势下，革命已走上新的阶段，北伐的道路是不通了。”
陈毅最后总结说：
“八一起义的教训，说明不从具体的中国革命性、历史现实出发，不从依靠群众出发，就不能独立自主地发展革命斗争，只着眼于单纯的军事进攻和国际援助是一定会失败的。说明封建性的旧军队，如果不加强政治工作，不加强党的领导，不脱胎换骨，是不能成为革命武装的。”[]
三位前辈，对起义军南下广东沉痛教训的反思，既深刻又清晰，既是今天我们解读南昌起义的理论指南，也应该成为我们未来战争中，赖以取胜的成功之母。
第三，怎样认识南昌起义的“成败”？责任何在？
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孕育诞生了第一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军队，揭开了土地革命的序幕，而载入中国革命史册，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对此，已经成为定论，没有什么疑义。但在对起义过程的叙述和定性上，近百年来，也一直存在着“失败”的说法，先是当年中央文件有此定论，继而在不少论著中沿用不断[]。显然，如从南昌起义的全过程和最终结果上分析，简单地将其定义为“失败的”，是不客观、不科学的[]。在纪念这一历史事件100周年之际，全面认识与科学评价八一南昌起义，意义重大。
一、南昌起义经历了胜利、挫折、再胜利的曲折历程，要从起止全过程全面完整地认识和评价起义
认识和评价南昌起义，首先必须把视野放在起义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
南昌起义的全过程，从起始日期说，十分明确，那就是始于1927年7月下旬的酝酿；终止日期，则应当统一到朱德率起义军余部上井冈山。对此，起义领导人周恩来有过明确的认定。
1961年9月18日，周恩来视察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时指出：“南昌起义的宣传，一定要讲到井冈山。”[]
因此，从起义的酝酿发动、南下征战到朱德率起义军余部上井冈山，是南昌起义的全过程，期间，起义大体上经历了胜利——挫折——再胜利的曲折历程。
从7月下旬到8月5日，是起义的酝酿与举行阶段，这一阶段是胜利的。
中共从危急时局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作出南昌起义的决定，确定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前往九江领导起义，这是第一次未经莫斯科同意作出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果断而正确。其后，尽管因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前委会议上，就是否立即起义问题有所争论，但最终因为周恩来等的坚定，还是顺利地组织领导了起义。特别是，起义军仅仅经过5个小时的战斗，就全歼守敌3千余人，占领了南昌城。随后起义军又按中央指示，从8月3日至5日，有计划、有秩序地撤离南昌。从起义的酝酿和举行这一段看，南昌起义无疑是胜利的、成功的。
从8月初到10月初，是起义军南下征战阶段，这一阶段有胜利有挫折，而以挫折为主。起义胜利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原定方针，起义军先后撤离南昌，经赣东南下，经江西、福建两省转兵广东。
当时起义军尚属未经政治改造的旧军队，部队纪律尚不严明，加上时值酷暑，天气炎热，士兵病倒和逃跑的很多，部队减员严重。进入赣南和粤北后，敌情严重，起义军同围追的国民党军进行多次激烈战斗，部队在赣南作战取得很大胜利的同时，也受到很大伤亡。特别是9月底10月初，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地区与强敌作战，由于敌众我寡，最终被占优势的敌军击散，起义领导人相继离开前往香港。起义军遭到严重的挫折，但潮汕严重失利或者说作战失败，并不等同于整个南昌起义过程的终结。
从10月初到1928年4月，是起义军余部转战赣南湘南和上井冈山阶段，这一阶段部队重现生机，经历挫折后再度奋起。在起义军主力被打散后，两支余部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坚持和转战。
一是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1200多人，在董朗、颜昌颐率领下，突破敌人重围，转移到海陆丰地区，与当地农军会合，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红二师。11月间，在中共当地组织和人民的支援下，树立起苏维埃的旗帜，创立了海陆丰红色政权。
二是驻扎在三河坝的起义军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教育团约两千余人，在朱德率领下从三河坝突围。得知主力失散的消息后，朱德于10月7日在茂芝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另找出路。朱德1961年2月回忆说：“起义军进到广东后，兵分两路，主力进至汕头、揭阳地区，另一部分则留在三河坝，由我指挥。当时敌军人数多，攻势猛，一次次地发起冲锋，我们打得很顽强，敌人的损失很大，我们也牺牲了不少同志，但始终守住了阵地，后来听说我军在潮汕遭敌人攻击，我即令部队撤出三河坝，迅速南下接应。走到饶平，接到潮汕撤出的同志200多人，才知道主力军已在战斗中失利，我们当即开了会，决定部队不去潮汕，辗转北上，转向山区，在山区打游击。”[]会后，朱德率领起义军转战赣粤边境，开展游击战争。茂芝会议是一次关系到南昌起义成果能否保住的重要会议，是起义军南下广东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
10月初，朱德率起义军到达江西安远地区时，部队七零八落，溃不成军，朱德毅然进行“天心圩整顿”，召集军人大会，发表坚定信念演说，一扫郁结在起义将士心间的失败阴霾。“天心圩整顿”后，朱德不失时机组织了“大余整编”和“上堡整训”，经过“赣南三整”，部队提高了战斗力，走向了团结统一。在发动湘南暴动后，朱德带领起义军向井冈山转移，1928年4月下旬，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共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朱德率部上井冈山，使南昌起义火种得以保留，使起义军在挫折中得以壮大发展，跟随朱德上山的约八百多名将士，成为人民军队的奠基者。
综上可见，南昌起义从酝酿、决策、举行到南下转战、余部上井冈山，是一个连环紧扣的过程，这一过程波急浪涌，惊心动魄，期间既有重大胜利，也有重大挫折，准确地说，是头尾胜利，中间挫折。因此，认识和评价南昌起义，要观照和把握起义的全过程，不应轻率地以其某一段来评论整个起义。
二、“失败论”源自中央的一时判断，有其特定的背景、指向和原因，不能将其泛指整个南昌起义
192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为叶贺失败事件》。这个通告，提出了南昌起义失败的论断（此前，10月12日，在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函中，已第一次使用“叶贺军队失败”的字眼）。
从全文看，24日的这个通告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通告比较充分地肯定了南昌起义的重大意义。通告指出：“南昌暴动的‘八一革命’在中国革命史上有极重大的意义。”叶贺南昌暴动是“真正革命军队的暴动，以推翻新旧军阀政权，建立民众的工农政权为目的，以实行土地革命为目的——这历史的事实，是中国革命中空前的事件，所以现在叶贺虽然是失败，而南昌暴动在湘鄂粤各省工农武装暴动的总政策中，始终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光荣的一页。”[]这说明，中央在认定南昌起义失败的同时，高度肯定起义的重大意义，反过来说，是在高度肯定起义重大意义的前提下，谈论起义失败的。
第二，通告关于“失败”的认定有明确的指向。通告第二部分讲的是“叶贺南征的经过及其失败”，从该部分内容看，通告的时间与内容限定十分清楚，即所指失败，不是指整个南昌起义的失败，甚至不是指南征的失败，而是特指在广东潮汕地区的作战失利、“军事失败”；同样，在时间上，也不是指起义的全过程，而是指南征进入广东后的一个短时期，此前从撤出南昌到进入瑞金、会昌一段，起义军“虽然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是也打了很大的胜仗”。显然，即便是中央提出失败论的这个通告，并未否定南昌起义的巨大意义和整个过程中取得的胜利，进而对“失败”作出了清晰的限定（当然，通告在后面也将这个限定泛用为“叶贺失败”）。
第三，该通告的目的，似乎主要不是批评南昌起义的“失败”，而是总结检讨南昌起义，提出其后的政策与行动。因此，占通告主要篇幅的第三、四、五三个部分，小标题分别是“叶贺暴动失败后之政策”、“叶贺南征中我们主观的错误”、“叶贺失败所得的教训”，既要求叶贺所剩余的势力应到农民中去，武装农民，组织工农革命军，叶贺所余军队自身要改组变成工农革命军，也表示党要从叶贺失败中下极大的决心，造成真正群众的、革命的、阶级的、布尔塞维克的党，才能担负起现时所负的重大使命。[]
当然，不管怎样，中央这一通告毕竟首先提出了“失败论”。那么，在南昌起义实际上还在进行中的当时，中央为什么产生和认定“失败”呢？这也是值得认真分析的一个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
首先，应该承认，起义军在潮汕地区的作战，确实遭到重大挫折。正如中央通告所指出，起义军在潮汕地区的作战，“溃散了一大部分，这诚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它造成了南征部队完整建制的基本解体，和南昌起义绝大部分领导人的离开。对此失利或者说重大挫折，也可以说是作战失败，自然不必讳言。这一点，应是中央提出失败论的直接原因。
其次，起义军潮汕作战的失利，使中央的原定计划和目标不能实现。中央确定的南下计划，要求起义军直取东江，占领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建立以广州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重行北伐。因此，中央通告中批评说：起义军到会昌之后，叶贺便未照预定计划直下寻乌，到梅县，竟改变途程折回汀州，上杭一带，再经大埔一直往潮汕去，结果陷入优势敌军四面合围夹击，而“完全解体”，也就使得“不但不能征取广东发展土地革命”，而且失去了“以大军攻取广州夺得全省政权的可能”[]。这应该是中央提出失败论的主观原因或者说根本原因。
实际上，中央原定的计划和目标，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实现，起义军根本无法完成，甚至正因为该决策，而使起义军不可避免地陷入与优势之敌决战的危险境地，直接导致潮汕失败。而中央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计划和目标，明显受到共产国际指示、党内当时缺乏经验、急躁过“左”情绪等因素的影响。李维汉后来回顾说：当时党内的指导思想还是城市中心论，还是正规战思想占优势，“这两种指导思想都是共产国际经过它的代表传过来的，中国同志由于幼稚没经验，无条件接受了。至于南昌起义军要南征去占领潮汕，以便接受苏联的援助，更是共产国际的具体指示。”[]［8］无疑，将因为中央错误决策导致的军事挫折，特别是将起义军 在广东的作战失利，笼统地说成南昌起义失败了，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再次，中央的认定，也与部分起义领导人当时的报告有直接关系。在中央作出此通告前，中央收到了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等人的报告，他们都是在潮汕重挫后离开部队的，因而在报告中都用了“失败”的词语，来指称部队的作战失利。这些报告，来自参加领导起义的前方领导人，对中央作出判断显然产生了十分明显的直接影响。实际上，不说他们受到当时情境和失利情绪的左右，最为主要的是，在他们提交报告和中央作出认定时，起义军实际还处在继续行动当中，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清楚起义军余部在朱德等领导下的继续转战和最终结果。而恰恰是其后的内容，决定了南昌起义的最终命运和走向，明了这一点，尤其重要和关键。
因此，无论是中央还是有关领导人当时的失败用语，所指时间、地点非常清楚，即9月底10月初在潮汕的作战，而中央提出“失败论”，又有着十分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因此，不管从哪个方面看，中央当时的所指，还是有着相当明确的限定，并不包括其后朱德、陈毅率领余部进军赣南、湘南尤其是上井冈山的内容。也因此，不能以中央这一通告所指的“失败”，来定义整个南昌起义，同样是十分明白的道理。
三、潮汕挫折后起义军余部的继续转战，坚持和发展了中共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走向和趋势，从根本上使南昌起义“失败论”不能成立
如前所述，作为整体的南昌起义，失败只是过程中出现的短暂、局部现象。南下广东，尽管主力受到重挫，但纵观起义全过程尤其是潮汕重挫后起义军余部的继续转战，南昌起义的旗帜始终没有倒，南昌起义的火种始终没有灭，南昌起义的队伍始终没有散。历史证明：起义军在挫折后的持续转战与探索，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历史意义，与“第一枪”一样，永远熠熠生辉。
1、起义军余部的继续转战和探索，对土地革命的认识更为深刻，行动更为自觉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号。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八一起义的纲领性文件中都明确强调了土地革命的内容，并先后进行了三次讨论。但由于起义后战事频繁，部队一直处于运动中，未能有稳定的立足点，土地革命纲领难以付诸实施。起义军南征失利后，不仅对土地革命的紧迫性认识日趋深化，而且积极组织实施。朱德、陈毅到达湘南后，首先夺取了宜章县城，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接着又成立了县土地委员会，专门研究土地的政策和方法问题，1928年2月中旬进行了插标分田。宜章县开始分配土地的消息很快传遍湘南。工农革命军乘势发展胜利，迅速夺取了郴州、耒阳。在夺占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插标分田。在此基础上，组织宣传群众，扩大人民武装，把土地革命真正付诸实施。同时，朱德、陈毅领导农民起义军，在湘南党组织的配合下，与湘南农民运动相结合，使湘南起义在湘南大地形成浩大声势，不仅在理论上、纲领上，而且在实践上，迈出了土地革命的实际步伐，为在今后的革命斗争中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开展土地革命，以及把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2、起义军余部的继续转战和探索，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更加深刻、行动更加坚定
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照抄俄国的革命道路，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先夺取城市，再夺取广大农村。八一起义的实践告诉人们，在中国走城市包围农村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在起义军主力作战失败后，朱德等领导人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明确提出起义军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运动，开展武装斗争。粟裕回忆说：“朱德、陈毅同志，正是在起义失败之后西进的战斗实践中，不断探索新的革命道路，从而领导我们开始实现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重大战略转变。”[]［9］朱德率起义军从三河坝突围到饶平县的茂芝村，面对主力在潮汕失利，4万敌人从三面追来，军心混乱茫然的严峻形势，朱德在茂芝召开会议，围绕要不要南昌起义种子、要不要坚持起义军的旗帜展开激烈争论。朱德坚定地表示，“起义军主力虽然失败了，但是这面旗帜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会议于是作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决策。略事整顿后，朱德率起义军迅速向西北山区转移，使起义军逐步由不自觉到自觉开始了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上迈出了有重要意义的第一步。11月初，起义军到了崇义的上堡、文英一带，这里地处湘粤赣三省交界，一片绵亘不绝的山区，是开展游击战的绝好场所。起义军以上堡、文英、古亭等山区村镇为中心，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向群众作宣传，帮助群众劳动，收缴地主和土匪的武装，组织群众，分粮、分财物，第一次把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朱德后来回忆说：“我们由福建退至江西，开始被迫上山，被迫进行游击战争，这有一个好处，即开始转入正确方向，游击战争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领大城市，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相结合，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战术也变了，不是打阵地战，和敌人拼消耗，而是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方向正确了，革命力量就能存在，而且还能得到发展。”[]为了适应作战方法的转变，起义军在犁铺头驻训一个月，朱德把干部组成教导队，亲自任教，讲授正规战如何向游击战转变，作战方法转变，使这支濒于溃散的部队，重新焕发勃勃生机。在许克祥率部进攻宜章的战斗中，起义军第一次运用游击战战术，以一个团的兵力打败敌人五个团，取得以少胜多的重大胜利。粟裕认为，朱德、陈毅领导发动的湘南暴动，“是武装斗争向农村发展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是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之一。”[]更具有历史意义的是，朱德、陈毅毅然率领部队奔向井冈山，获得浴火重生。两军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四军。红四军不仅是当时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也是我军发展壮大的主要骨干力量之一。谭震林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留在三河坝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持下来、上了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那一支力量，很难存在下去，因为秋收暴动的主力是湖南的农军和留洋的学生，战斗力不行，”“八一南昌起义队伍一旦上山，因为带来起义军的队伍，军官大多数是黄埔军校毕业，士兵都是北伐的铁军，军事素质好，作战有一套办法，使井冈山战斗力大增。”[]
由上可见，朱德、陈毅率领起义军千里转战的过程中，已经开始了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探索和实践。这一探索成果具有全局性的深远意义。
3、起义军余部的继续转战和探索，对如何改造旧军队、建设新型人民军队认识更加深刻，行动更加自觉
八一起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为人民军队的创立、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0年，朱德在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题词中指出：“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南昌起义的英雄们、烈士们，你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高举人民革命的义旗，抵抗了反革命的进攻，创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你们的英勇行动，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历史上永垂不朽。”朱德的题词深刻揭示了八一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八一起义领导人在起义的决策和指导上，鲜明提出了救国救民、为民奋斗的目标和使命，八一起义这一目的，实际上构建了新生人民军队的宗旨。共产党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宗旨，在起义军一开始就得到充分体现。八一起义初步提出了党对人民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基本思想，规定了人民军队所担负的重大任务，提出了人民军队的革命纪律和重要内容。起义军经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的锻炼，是一支革命的武装部队，但它的基础是旧军队，还保留着固有的不良制度和作风，特别是从饶平到大余近一个月的行军中，环境恶劣，这些不良因素显得更加突出。如何建设和巩固这支部队，是当时摆在朱德、陈毅面前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南昌起义参加者杨志成，在回忆起义军西进这段艰苦的日子时说：“回想起来，当时部队所以能够保存下来，是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起着作用，那就是党的坚强领导。记得在那最困难的时候，战士们常常看见朱德、陈毅等负责同志，他们穿插在行军行列里走着，肩上扛着动摇分子扔下的步枪，或是挽扶着病号。他们一面走，一面和士兵们讲解着革命道理，指出革命的前途。沿路上，党代表陈毅同志曾经不止一次地召集我们这些党员，谈话、开会，要求党员们切实掌握好部队……这样，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混乱和动摇渐渐减少了，终于将这支部队保存了下来。”[]部队进入江西境内后，朱德、陈毅借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对部队先后进行整顿、整编、整训，巩固了部队，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加强了纪律，部队战斗力得到提高。这支从南昌起义的血泊里挣扎过来的人民武装，终于获得了新生。粟裕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应当把支部建立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是对于这支部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朱德、陈毅在艰难转战中，从整顿起义思想、组织、作风、编制入手，有步骤、有计划的初步提出和着手解决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革命纪律，树立革命信念，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等许多重要建军问题，从根本上开始了探索建设和发展一支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
4、起义军在挫折中艰辛探索，继续奋战在党的旗帜下的信念更加坚定，行动更加自觉。
汤坑战斗主力遭到失败，起义军领导人集中在流沙村的一座小庙里开会。周恩来带病参加会议，强调指出，我们共产党人要有继续奋战在党的旗帜下的决心，会议决定正式取消革命委员会前的“国民党头衔”，即不再在表面上打国民党的旗帜，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帜。起义领导人虽然在主力失散、敌人四面合围中，毫不动摇，按照前委安排安然分散撤退，表现出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和坚强的党性观念。贺龙起义前就坚定地表示：“我完全听党的话，党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干”。起义军南下到瑞金时，他和郭沫若在前线加入中国共产党，潮汕失利后，他又回到家乡组织武装起义，几经奋斗，领导开辟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建了红二军团，成为红军的一支主要力量。朱德更是在起义军余部面前树起高山般的信仰丰碑，在危急关头站出来坚定表示，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起义部队带出去，将革命进行到底；他鼓励大家，坚持奋斗，奔向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并和陈毅以坚定的信念和非凡的胆略，带领部队走出困境，走向胜利。
正是在党的旗帜下，八一起义保留的革命火种遍及全国，他们继续开展武装斗争，成为广州起义、桑植起义、海陆丰起义、弋横起义、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平江起义、黄麻起义、六霍起义、赣西南起义、万安起义等武装起义的领导者或参加者，为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为推动中国革命的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体现出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的坚定信念。
综上可见，南昌起义军在广东潮汕的作战失利，并没有中断起义的性质与奋斗。从结果上说，起义军余部的继续转战，扭转了潮汕失利的颓势和低落，在中国革命的前进大方向上，坚持和发展了继续革命、走向胜利的基本趋势。从这一基本事实看，它们实际上推翻了失败的定论，而从根本上使南昌起义“失败论”不能成立。
四、简短的结语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场挽救危局、开创新路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其伟大历史意义得到充分阐发的今天，更觉所谓“失败论”的片面和不当。总起来看，从起义的酝酿发动、南下征战到朱德率起义军余部上井冈山，是南昌起义的全过程，在这整个过程中，起义大体上经历了胜利——挫折——再胜利的曲折和反复，科学认识和评价南昌起义，首先应当从起止全过程上全面完整地进行，不能单纯以其中一段挫折来定论整个起义，因为潮汕挫折并不等同于整个起义过程的终结。从当时历史文献和史实看，“失败论”源自中央的一时判断，有其特定的背景、指向和原因，因此，对失败论也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分清其特定的因素和客观的情景，固然不能否认南下广东途中潮汕作战的重大挫折，或者说潮汕作战的失败，但也不能笼统地因潮汕作战失败来泛指整个起义失败。最为关键的是，正确评价历史事件，固然不能忽视其过程，但最终检验还是要看其结果。毫无疑问，潮汕挫折后起义军余部的继续转战和探索，体现和维护了南昌起义的性质与奋斗，坚持和发展了中共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走向和趋势，从而在根本上使南昌起义“失败论”不能成立。综而言之，在涉及南昌起义的定性和结局时，不宜再使用“失败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