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南昌起义因其打响“第一枪”和开启土地革命新时期之功永载史册。在充分肯定南昌起义伟大历史意义的同时，长期以来，也存在着“失败”的批评和论断。“失败论”没有顾及起义的全过程和最终结果，只是起义过程中间出自一时一地的仓促认定，并不严谨和科学。在南昌起义过去近100周年的今天，有必要对起义进行全面认识和科学评价，去除“失败论”而恢复其客观历史面貌。

      (此文经何友良先生修改，曾于2017年在《苏区研究》杂志发表。对南昌起义成败，许多大专家在迎接建军百年学术讨论中，发表多种不同论述。笔者此文，供研究南昌起义热心者参考。)         

    综上可见，南昌起义从酝酿、决策、举行到南下转战、余部上井冈山，是一个连环紧扣的过程，这一过程波急浪涌，惊心动魄，期间既有重大胜利，也有重大挫折，准确地说，是头尾胜利，中间挫折。因此，认识和评价南昌起义，要观照和把握起义的全过程，不应轻率地以其某一段来评论整个起义。            

二、“失败论”源自中央的一时判断，有其特定的背景、指向和原因，不能将其泛指整个南昌起义         

    192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为叶贺失败事件》。这个通告，提出了南昌起义失败的论断（此前，10月12日，在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函中，已第一次使用“叶贺军队失败”的字眼）。

    从全文看，24日的这个通告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通告比较充分地肯定了南昌起义的重大意义。通告指出：“南昌暴动的‘八一革命’在中国革命史上有极重大的意义。”叶贺南昌暴动是“真正革命军队的暴动，以推翻新旧军阀政权，建立民众的工农政权为目的，以实行土地革命为目的——这历史的事实，是中国革命中空前的事件，所以现在叶贺虽然是失败，而南昌暴动在湘鄂粤各省工农武装暴动的总政策中，始终是中国革命史上最光荣的一页。”[[5]]这说明，中央在认定南昌起义失败的同时，高度肯定起义的重大意义，反过来说，是在高度肯定起义重大意义的前提下，谈论起义失败的。

    第二，通告关于“失败”的认定有明确的指向。通告第二部分讲的是“叶贺南征的经过及其失败”，从该部分内容看，通告的时间与内容限定十分清楚，即所指失败，不是指整个南昌起义的失败，甚至不是指南征的失败，而是特指在广东潮汕地区的作战失利、“军事失败”；同样，在时间上，也不是指起义的全过程，而是指南征进入广东后的一个短时期，此前从撤出南昌到进入瑞金、会昌一段，起义军“虽然受了很大的损失，但是也打了很大的胜仗”。显然，即便是中央提出失败论的这个通告，并未否定南昌起义的巨大意义和整个过程中取得的胜利，进而对“失败”作出了清晰的限定（当然，通告在后面也将这个限定泛用为“叶贺失败”）。   

    第三，该通告的目的，似乎主要不是批评南昌起义的“失败”，而是总结检讨南昌起义，提出其后的政策与行动。因此，占通告主要篇幅的第三、四、五三个部分，小标题分别是“叶贺暴动失败后之政策”、“叶贺南征中我们主观的错误”、“叶贺失败所得的教训”，既要求叶贺所剩余的势力应到农民中去，武装农民，组织工农革命军，叶贺所余军队自身要改组变成工农革命军，也表示党要从叶贺失败中下极大的决心，造成真正群众的、革命的、阶级的、布尔塞维克的党，才能担负起现时所负的重大使命。[[6]]

    当然，不管怎样，中央这一通告毕竟首先提出了“失败论”。那么，在南昌起义实际上还在进行中的当时，中央为什么产生和认定“失败”呢？这也是值得认真分析的一个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

    首先，应该承认，起义军在潮汕地区的作战，确实遭到重大挫折。正如中央通告所指出，起义军在潮汕地区的作战，“溃散了一大部分，这诚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它造成了南征部队完整建制的基本解体，和南昌起义绝大部分领导人的离开。对此失利或者说重大挫折，也可以说是作战失败，自然不必讳言。这一点，应是中央提出失败论的直接原因。   

    其次，起义军潮汕作战的失利，使中央的原定计划和目标不能实现。中央确定的南下计划，要求起义军直取东江，占领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建立以广州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重行北伐。因此，中央通告中批评说：起义军到会昌之后，叶贺便未照预定计划直下寻乌，到梅县，竟改变途程折回汀州，上杭一带，再经大埔一直往潮汕去，结果陷入优势敌军四面合围夹击，而“完全解体”，也就使得“不但不能征取广东发展土地革命”，而且失去了“以大军攻取广州夺得全省政权的可能”[[7]]。这应该是中央提出失败论的主观原因或者说根本原因。

    实际上，中央原定的计划和目标，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可能实现，起义军根本无法完成，甚至正因为该决策，而使起义军不可避免地陷入与优势之敌决战的危险境地，直接导致潮汕失败。而中央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计划和目标，明显受到共产国际指示、党内当时缺乏经验、急躁过“左”情绪等因素的影响。李维汉后来回顾说：当时党内的指导思想还是城市中心论，还是正规战思想占优势，“这两种指导思想都是共产国际经过它的代表传过来的，中国同志由于幼稚没经验，无条件接受了。至于南昌起义军要南征去占领潮汕，以便接受苏联的援助，更是共产国际的具体指示。”[[8]]无疑，将因为中央错误决策导致的军事挫折，特别是将起义军在广东的作战失利，笼统地说成南昌起义失败了，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再次，中央的认定，也与部分起义领导人当时的报告有直接关系。在中央作出此通告前，中央收到了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等人的报告，他们都是在潮汕重挫后离开部队的，因而在报告中都用了“失败”的词语，来指称部队的作战失利。这些报告，来自参加领导起义的前方领导人，对中央作出判断显然产生了十分明显的直接影响。实际上，不说他们受到当时情境和失利情绪的左右，最为主要的是，在他们提交报告和中央作出认定时，起义军实际还处在继续行动当中，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清楚起义军余部在朱德等领导下的继续转战和最终结果。而恰恰是其后的内容，决定了南昌起义的最终命运和走向，明了这一点，尤其重要和关键。    

    因此，无论是中央还是有关领导人当时的失败用语，所指时间、地点非常清楚，即9月底10月初在潮汕的作战，而中央提出“失败论”，又有着十分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因此，不管从哪个方面看，中央当时的所指，还是有着相当明确的限定，并不包括其后朱德、陈毅率领余部进军赣南、湘南尤其是上井冈山的内容。也因此，不能以中央这一通告所指的“失败”，来定义整个南昌起义，同样是十分明白的道理。

三、潮汕挫折后起义军余部的继续转战，坚持和发展了中共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走向和趋势，从根本上使南昌起义“失败论”不能成立         

    如前所述，作为整体的南昌起义，失败只是过程中出现的短暂、局部现象。南下广东，尽管主力受到重挫，但纵观起义全过程尤其是潮汕重挫后起义军余部的继续转战，南昌起义的旗帜始终没有倒，南昌起义的火种始终没有灭，南昌起义的队伍始终没有散。历史证明：起义军在挫折后的持续转战与探索，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历史意义，与“第一枪”一样，永远熠熠生辉。

    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失败后，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土地革命的口号。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八一起义的纲领性文件中都明确强调了土地革命的内容，并先后进行了三次讨论。但由于起义后战事频繁，部队一直处于运动中，未能有稳定的立足点，土地革命纲领难以付诸实施。起义军南征失利后，不仅对土地革命的紧迫性认识日趋深化，而且积极组织实施。朱德、陈毅到达湘南后，首先夺取了宜章县城，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接着又成立了县土地委员会，专门研究土地的政策和方法问题，1928年2月中旬进行了插标分田。宜章县开始分配土地的消息很快传遍湘南。工农革命军乘势发展胜利，迅速夺取了郴州、耒（lěi）阳。在夺占地区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插标分田。在此基础上，组织宣传群众，扩大人民武装，把土地革命真正付诸实施。同时，朱德、陈毅领导农民起义军，在湘南党组织的配合下，与湘南农民运动相结合，使湘南起义在湘南大地形成浩大声势，不仅在理论上、纲领上，而且在实践上，迈出了土地革命的实际步伐，为在今后的革命斗争中更加广泛、更加深入地开展土地革命，以及把土地革命与武装斗争结合起来，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2、起义军余部的继续转战和探索，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认识更加深刻、行动更加坚定

    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照抄俄国的革命道路，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先夺取城市，再夺取广大农村。八一起义的实践告诉人们，在中国走城市包围农村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在起义军主力作战失败后，朱德等领导人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明确提出起义军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运动，开展武装斗争。粟裕回忆说：“朱德、陈毅同志，正是在起义失败之后西进的战斗实践中，不断探索新的革命道路，从而领导我们开始实现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重大战略转变。”[[9]]朱德率起义军从三河坝突围到饶平县的茂芝村，面对主力在潮汕失利，4万敌人从三面追来，军心混乱茫然的严峻形势，朱德在茂芝召开会议，围绕要不要南昌起义种子、要不要坚持起义军的旗帜展开激烈争论。朱德坚定地表示，“起义军主力虽然失败了，但是这面旗帜不能丢！武装斗争的道路一定要走下去”[[10]]，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会议于是作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的决策。略事整顿后，朱德率起义军迅速向西北山区转移，使起义军逐步由不自觉到自觉开始了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上迈出了有重要意义的第一步。11月初，起义军到了崇义的上堡、文英一带，这里地处湘粤赣三省交界，一片绵亘不绝的山区，是开展游击战的绝好场所。起义军以上堡、文英、古亭等山区村镇为中心，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向群众作宣传，帮助群众劳动，收缴地主和土匪的武装，组织群众，分粮、分财物，第一次把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朱德后来回忆说：“我们由福建退至江西，开始被迫上山，被迫进行游击战争，这有一个好处，即开始转入正确方向，游击战争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领大城市，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相结合，发动群众，创造根据地。战术也变了，不是打阵地战，和敌人拼消耗，而是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方向正确了，革命力量就能存在，而且还能得到发展。”[[11]]为了适应作战方法的转变，起义军在犁铺头驻训一个月，朱德把干部组成教导队，亲自任教，讲授正规战如何向游击战转变，作战方法转变，使这支濒于溃散的部队，重新焕发勃勃生机。在许克祥率部进攻宜章的战斗中，起义军第一次运用游击战战术，以一个团的兵力打败敌人五个团，取得以少胜多的重大胜利。粟裕认为，朱德、陈毅领导发动的湘南暴动，“是武装斗争向农村发展的第一个重大胜利，是武装斗争和农民运动相结合的光辉典范之一。”[[12]]更具有历史意义的是，朱德、陈毅毅然率领部队奔向井冈山，获得浴火重生。两军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改称红四军。红四军不仅是当时战斗力最强的部队，也是我军发展壮大的主要骨干力量之一。谭震林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留在三河坝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持下来、上了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那一支力量，很难存在下去，因为秋收暴动的主力是湖南的农军和留洋的学生，战斗力不行，”“八一南昌起义队伍一旦上山，因为带来起义军的队伍，军官大多数是黄埔军校毕业，士兵都是北伐的铁军，军事素质好，作战有一套办法，使井冈山战斗力大增。”[[13]]   

    由上可见，朱德、陈毅率领起义军千里转战的过程中，已经开始了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探索和实践。这一探索成果具有全局性的深远意义。

    3、起义军余部的继续转战和探索，对如何改造旧军队、建设新型人民军队认识更加深刻，行动更加自觉

    八一起义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为人民军队的创立、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50年，朱德在为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题词中指出：“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南昌起义的英雄们、烈士们，你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高举人民革命的义旗，抵抗了反革命的进攻，创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你们的英勇行动，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历史上永垂不朽。”朱德的题词深刻揭示了八一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八一起义领导人在起义的决策和指导上，鲜明提出了救国救民、为民奋斗的目标和使命，八一起义这一目的，实际上构建了新生人民军队的宗旨。共产党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宗旨，在起义军一开始就得到充分体现。八一起义初步提出了党对人民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基本思想，规定了人民军队所担负的重大任务，提出了人民军队的革命纪律和重要内容。起义军经过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的锻炼，是一支革命的武装部队，但它的基础是旧军队，还保留着固有的不良制度和作风，特别是从饶平到大余近一个月的行军中，环境恶劣，这些不良因素显得更加突出。如何建设和巩固这支部队，是当时摆在朱德、陈毅面前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南昌起义参加者杨志成，在回忆起义军西进这段艰苦的日子时说：“回想起来，当时部队所以能够保存下来，是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起着作用，那就是党的坚强领导。记得在那最困难的时候，战士们常常看见朱德、陈毅等负责同志，他们穿插在行军行列里走着，肩上扛着动摇分子扔下的步枪，或是挽扶着病号。他们一面走，一面和士兵们讲解着革命道理，指出革命的前途。沿路上，党代表陈毅同志曾经不止一次地召集我们这些党员，谈话、开会，要求党员们切实掌握好部队……这样，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混乱和动摇渐渐减少了，终于将这支部队保存了下来。”[[14]]部队进入江西境内后，朱德、陈毅借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对部队先后进行整顿、整编、整训，巩固了部队，加强了党对部队的领导，加强了纪律，部队战斗力得到提高。这支从南昌起义的血泊里挣扎过来的人民武装，终于获得了新生。粟裕后来回忆说：“那时候我们还不懂得应当把支部建立在连上，但是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中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是对于这支部队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15]]朱德、陈毅在艰难转战中，从整顿起义思想、组织、作风、编制入手，有步骤、有计划的初步提出和着手解决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革命纪律，树立革命信念，做好政治思想工作等许多重要建军问题，从根本上开始了探索建设和发展一支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

    4、起义军在挫折中艰辛探索，继续奋战在党的旗帜下的信念更加坚定，行动更加自觉。

    汤坑战斗主力遭到失败，起义军领导人集中在流沙村的一座小庙里开会。周恩来带病参加会议，强调指出，我们共产党人要有继续奋战在党的旗帜下的决心，会议决定正式取消革命委员会前的“国民党头衔”，即不再在表面上打国民党的旗帜，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帜。起义领导人虽然在主力失散、敌人四面合围中，毫不动摇，按照前委安排安然分散撤退，表现出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和坚强的党性观念。贺龙起义前就坚定地表示：“我完全听党的话，党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干”。起义军南下到瑞金时，他和郭沫若在前线加入中国共产党，潮汕失利后，他又回到家乡组织武装起义，几经奋斗，领导开辟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创建了红二军团，成为红军的一支主要力量。朱德更是在起义军余部面前树起高山般的信仰丰碑，在危急关头站出来坚定表示，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起义部队带出去，将革命进行到底；他鼓励大家，坚持奋斗，奔向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并和陈毅以坚定的信念和非凡的胆略，带领部队走出困境，走向胜利。

    正是在党的旗帜下，八一起义保留的革命火种遍及全国，他们继续开展武装斗争，成为广州起义、桑植起义、海陆丰起义、弋横起义、百色起义、龙州起义、平江起义、黄麻起义、六霍起义、赣西南起义、万安起义等武装起义的领导者或参加者，为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为推动中国革命的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体现出以党的旗帜为旗帜、以党的意志为意志的坚定信念。

    综上可见，南昌起义军在广东潮汕的作战失利，并没有中断起义的性质与奋斗。从结果上说，起义军余部的继续转战，扭转了潮汕失利的颓势和低落，在中国革命的前进大方向上，坚持和发展了继续革命、走向胜利的基本趋势。从这一基本事实看，它们实际上推翻了失败的定论，而从根本上使南昌起义“失败论”不能成立。   

四、简短的结语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场挽救危局、开创新路的重大历史事件，在其伟大历史意义得到充分阐发的今天，更觉所谓“失败论”的片面和不当。总起来看，从起义的酝酿发动、南下征战到朱德率起义军余部上井冈山，是南昌起义的全过程，在这整个过程中，起义大体上经历了胜利——挫折——再胜利的曲折和反复，科学认识和评价南昌起义，首先应当从起止全过程上全面完整地进行，不能单纯以其中一段挫折来定论整个起义，因为潮汕挫折并不等同于整个起义过程的终结。从当时历史文献和史实看，“失败论”源自中央的一时判断，有其特定的背景、指向和原因，因此，对失败论也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分清其特定的因素和客观的情景，固然不能否认南下广东途中潮汕作战的重大挫折，或者说潮汕作战的失败，但也不能笼统地因潮汕作战失败来泛指整个起义失败。最为关键的是，正确评价历史事件，固然不能忽视其过程，但最终检验还是要看其结果。毫无疑问，潮汕挫折后起义军余部的继续转战和探索，体现和维护了南昌起义的性质与奋斗，坚持和发展了中共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走向和趋势，从而在根本上使南昌起义“失败论”不能成立。综而言之，在涉及南昌起义的定性和结局时，不宜再使用“失败论”。       

（作者：周根保，原南昌军分区司令员，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名誉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