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 ，“一代英豪”雕塑前的缅怀

一一起义领导人的故事

周根保

  

                 写在前面的话

 

南昌起义的战火硝烟已经散尽，但南昌城头的枪声似乎仍在耳边回荡。在旧址大楼正门外靠右侧，由著名雕塑家程允贤创作的《一代英豪》群雕，以其特有的内涵，隐藏着八一起义领导人不为人知的故事……

     1927年，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份：大革命因国民反动派的叛变而失败；中国共产党因敌人的屠杀而觉醒……

 1927年，也是南昌城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份：一批风云人物会聚在这里，中国历史的转折，从这里开始……

拨开历史的烟尘，探寻起义领导人当年的故事，每段故事背后那些偶然因素，往往让历史故事更加鲜活……

 本讲将南昌起义领导人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在起义中的经历汇集在一起，从特别的角度，发掘他们“出发”的史实，展示他们坚定信仰和人格魅力，他们的所念、所持、所重，留给后人的精神珍存，是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的信念路标。

生命之树，枝茂叶盛，但究其根本，只在初年。漫漫人生，经历苍茫，但关键也只是几步。南昌起义，成了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生的关键几步，成了他们人生的转折点。

南昌起义领导人当年聚集于南昌，他们虽然各具特色，但却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中人生许多“第一”，都是在这里发生。

南昌城，对于这代伟人，既是他们的人生转折点，又是他们踏上新的征程的出发地……

 

第一篇：周恩来：历史的伟人，时代的楷模

 

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说：

“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

2000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周恩来自述》，编者说：

“本书的前前后后，均引录了周恩来的叙述，贯穿起来看，可以大致明了周恩来的生平，反映这段历史伟人的经历。”

然而，自述正文十二章，没有一句南昌起义的内容。

周恩来参加南昌起义的战斗经历，全书仅在“开篇自述”中，引用了周恩来1946年9月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的一段记录……

领导南昌起义，是周恩来进入中共高层，第一次独当一面领导革命活动的一件大事，是周恩来一生革命活动的一座丰碑；南昌起义和他一生息息相关，可是，他的自述正文十二章，却只字不提……

下面让我们揭开这个历史之迷。

史称周恩来是中共武装斗争工作的重要开拓者，是人民军队的奠基者之一，实不为过。

在领导中共打响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壮举中，周恩来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能，已崭露头角。

周恩来在中共打响“第一枪”的壮举中，作出哪些卓越的贡献呢？

第一，临危不惧，首倡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是谁首倡？

据张侠考证，南昌起义最早提出者，是周恩来。

他在《南昌起义研究》一书写道：

周恩来在1972年6月11日讲话中曾说：

（大意）八一起义前，几个临时负责人，瞿、张和我就酝酿起义，当时动员的有叶挺的十一军、贺龙的两个师（当时贺龙还不是党员，在那里有周逸群做党的工作。）起义决定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号，反对国共分裂。提法、口号是正确的，但起义后如何搞，大家都不清楚。[[1]]

张侠认为，这段话，说明八一起义是周恩来和瞿秋白、张国焘最早酝酿的，说明了中央的打算，明确了使用叶、贺部队。

对周恩来如何酝酿与决定南昌起义，张侠排了一个时间表：

1927年7月12日，按照共产国际训令，改组了中央核心领导，指定张国焘、张太雷、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五人为临时政治局常委；

7月13日，我党发表《政局宣言》，这是个分水岭，武装斗争的思想开始成为全党的基本路线，成为党的统一意志；

7月15日前的几天，周恩来确定了“以湘鄂赣为中心”的大方向；

7月14日至17日，周恩来和瞿秋白、张国焘等进行了起义酝酿，明确提出动用叶、贺部队进行武装暴动；

7月18日，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了使用叶、贺部队。初步决定了在南昌暴动。

当晚，周恩来赶到军委办事处，传达中央决定精神，指定聂荣臻为军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立即赶往九江，向军队党员传达中央起义的决定。

7月19日，李立三、谭平山等赴九江；

同日，朱德受领尖兵任务，潜回南昌进行起义前准备工作；

同日，聂荣臻等到部队传达中央关于起义决定；

7月20日，李立三等举行了第一次九江会议；

7月25日，中央常委开会，根据瞿秋白带来九江同志的“南昌决议”，最后确定了南昌起义的决定。并确定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

7月26日晚，周恩来到达九江；

7 月27日，叶、贺部队进驻南昌；

同日，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到达南昌。并在当晚，在江西大旅社召开前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至此，周恩来把南昌起义推进到发动阶段……

对是谁首倡南昌起义？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也有一段记叙：

面临当时严峻形势，“于是周恩来提出了一个进取的建议。他指出现在大批同志都随第四军行动，万一第四军的将领张发奎等受环境所逼，转而反共，那我们在四军中的同志们将被一网打尽。他觉得与其受人宰割，不如先发制人。……周恩来因而赞成在南昌由叶挺部等首先发难”。[[2]]

张国焘的这段回忆，应该是周恩来首倡南昌起义，一个有力的证据。

周恩来，为中共打响“第一枪”，首创奇功。

• 雷霆震怒，前委会智斗张国焘。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紧张有序展开时，从莫斯科吹来一股冷风……

据苏联解体后，从破译《苏共（布）中央政治局第119次会议记录》中得知，苏共中央接到中共关于南昌起义报告后，苏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记录中清楚地记录了斯大林对南昌起义反对意见。

会后，斯大林亲自口述了一个回电，以共产国际名义发给了中共。电报称：

“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以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拉尔斯赛和我们其他署名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是不能容许的。”[[3]]

共产国际代表特别表示，目前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苏共领导人不仅对南昌起义表明了疑虑，而且是一种不支持态度。

共产国际代表新到，对南昌起义，自然说不上话，只有指令张国焘前往南昌传达。

此时，起义部队已云集南昌，起义时间已从28日改为30日，起义只差最后一笔——一声信号。

7月29日，张国焘匆匆赶往九江，连发两封密电给南昌，要求无论如何，要等他到南昌再作决定……

南昌暴动的大钟在滴滴答答地走着……

张国焘于7月30日早上，匆匆赶到南昌。

7月30日、31日，这两天，前委连续召开两次紧急扩大会议。

周恩来等前委们，在起义前前委会上智斗张国焘，是南昌起义最精彩一页。

此时的张国焘，是个什么身份呢？

他资历老（中共一大的主持人），地位高，（此时位居中共临时政治局常委首位），此行是以中央代表身份，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央领导对南昌起义“新精神”，并参与决策。

他的企图，是说服大家终止或推迟南昌起义举行……

听完张国焘传达发言后——

一生习惯“按中央指示办事”而称著的周恩来，面对共产国际和中央领导“新指示”，竟然理直气壮地，说了“不”！

一向以温文尔雅而称著的周恩来，在前委会上，竟然出人意外，雷霆震怒地，“拍了中央代表的桌”！

（事后他告诉别人，这是他平生第一拍桌子。）

经过两次前委会激烈斗争，张国焘最后终于表示，服从大多数人意见，同意在“八月一月四时”（后因叛徒泄密，提前2小时），发动起义。

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坚定；

如果没有中央代表的首肯——

中共“第一枪”，可能夭折！

这是什么？

这是共产党人的担当！

这是共产党人的忠诚！

正如贺龙所说：

“如果不是周恩来的英明决定，八一南昌起义很可能被取消了。这是周恩来同志在党的危险时刻为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

贺龙一席话，周恩来敢于担当，大气浩然的形象跃然于纸上。

第三，神来之笔，中共“第一枪”旗开得胜

当时，周恩来是党内公认的富有军事工作经验的领导。他参加南昌起义，时令29岁，正是风华正茂。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表露他不屈不挠的精神。

他在组织南昌起义中展示的军事才能，一半来自天赋的智慧，一半来自黄埔军校的实践锻炼。

南昌起义，是我党第一次独立组织的武装行动，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在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叶挺、贺龙的部队2万余人，还有各地参战的农军；参加起义人员有早期中共高层人物，还有国民党的左派代表，如何把起义军各种力量捏在一起，又要达到起义战斗“出其不意”？

周恩来的军事天才，在起义组织指挥中，崭露头角。

一是正确地选择了起义地点和时间。

中央开始提出的起义地点是南浔。7月26日，周恩来来到九江，李立三不同意把暴动地点选在南浔，认为九江地区军阀部队聚集，于我不利。周恩来断然采纳了李立三的意见，把起义地点选在南昌，事后证明，这种选择是正确的。

南昌起义时间，三次更改，特别是在叛徒告密的情况下，果断将凌晨四点改为两点，对达成起义突然性，具有十分重要作用。

二是知人善任，充分发挥整集的力量

走近起义舞台的周恩来，无论人生阅历还是军事经验，和其他许多起义军领导人相比，他们都比周恩来资历老，年纪大，名声响。尤其是贺尤、叶挺、朱德、刘伯承，这些人更是身经百战，周恩来任中共前委书记，是起义军实际上的总指挥，但无一例外，他们都非常听从周恩来的指挥，这在中国军事史上，确实是一件了不得的奇事。缘由何在呢？

1956年1月，贺龙视察八一起义纪念馆，望着墙上周恩来当年的照片，满怀深情地说：

“起义是党领导的，而代表党领导起义的就是周恩来同志。恩来是党、军事、前委会的实际主要负责人，他忠诚坚定，机智聪明，民主谦虚，大家都很尊重他。”

前面说到的起义“特殊的指挥体系”，周恩来敢于将还没入党的贺龙任为总指挥，这需要极大政治勇气和胆略；任命刘伯承为起义军参谋长，并派刘伯承到贺龙指挥部，协助贺龙指挥作战，既加强了二十军的指挥力量，又体现党对起义的绝对领导，是周恩来用人智慧的绝妙体现。

对朱德、聂荣臻的任用，更是周恩来用人神来之笔：

周恩来对朱德的任用，前文已经说过，这里主要说说对聂荣臻的任用。

中央定下南昌起义的初步决定后，周恩来当即任命聂荣臻为军委前敌委员会书记，7月19日赶到九江，向党内同志传达中央决定，做好暴动准备。20日在李立三等主持的“九江会议”时，当李立三提出“我们应立即行动”时，聂荣臻坚定表示：“必须等中央统一命令。”试想，如果聂荣臻不坚持原则，起义军马上行动，后果不堪想象；

7月26日，周恩来到达九江，鉴于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是张发奎的亲信，不便过早暴露起义消息，便把聂荣臻留在马回岭，和周士第等一道，在八月二日，利用部队午休时间，以打野外为名，将马回岭二十五师二千多人拉到南昌，与起义军队伍汇合，更体现周恩来用人的神算之妙。

三是量敌用兵，正确部署了兵力。

当时南昌守敌仅6个团，叶挺部队战斗力强，负责歼灭3个团；贺龙、刘伯承则亲自指挥攻打敌指挥部的警卫团，担负牛行车站向北的警戒，并负责消灭域外敌人一个团；蔡挺锴的第10师，负责围歼城郊一个团。

起义部队采用“区分目标，量敌用兵，各个歼灭”的办法，把每一个歼灭敌人目标，区分落实到具体部队。

为了地出其不意，起义各部队区分任务时，以就近歼敌为主。对于驻地距离歼敌目标较远的部队，战前秘密地进行部队调整，尽量缩短进攻距离。起义战斗发起后，除朱培德总部警备团得到叛徒告密，事先有所准备，抵抗比较激烈外，其余敌人根本来不及进行组织抵抗，便被解除了武装，有的根本来不及摸枪就被起义军俘虏了。

第四，临危处险，在山崩地裂面前凸显英雄静气

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失败后，1927年10月3日，起义军领导人在流沙召开最后一次善后会议，周恩来正患着疟疾，发着四十度高烧，

周恩来生抱病主持会议。

     对当时的情景，连张国焘在后来他写的《我的回忆》一书，都难以抹煞周恩来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他这样写道：

“正当人们纷纷准备逃离时，周恩来转而和我与李立三作紧急的商谈。他说，你们赶紧离开部队潜返上海。我将随部队行动，沿途由我相机处理，除应留下的人员外，一律遣送香港上海一带去。我问他，你的病怎样？你病了应先离开部队，让我留下来代替你的工作。……他急遽地回答说：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准

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4]]

周恩来抱病主持流沙会议，做出部队撤退和领导人疏散的安排，自己带病坚持一直留在潮汕地区农村，直到起义领导全部安全转移， 他才和叶挺、聂荣臻乘船离开了广东。

周恩来临危不惧，负重践危，创造了在敌人四面包围的撤退中，起义领导人（部队团以上，地方科以上）“一个没抓，一个没杀”的奇迹！

试想，如果不是这样，中国革命丧失了这样一大批人才，那共和国的历史，可能改写……

南昌起义的全过程，呈现了起义将士听党指挥的格局。

周恩来是永远战斗在党的旗帜下，听党指挥的杰出代表。

 

第二篇：朱德是如何改变南昌起义军命运

 

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老歌，叫《人民军队忠于党》，前面四句歌词是：

雄伟井冈山，

八一军旗红，

开天辟地第一回，

人民有了子弟兵……

 

这四句歌词，其实就是对“南昌起义功在上井冈”的生动诠释。

对“功在上井冈”的内涵，体会最深刻的，应是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要造朱德的“反”，说朱德是“黑司令”。准备在北京工人文化宫召开万人大会，批斗朱德。周恩来将此情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说：

“不管这个同志后来犯过多少政治路线错误，他把一支部队带到井冈山，这是一个大功，保留了很多干部，所以写历史总是把这件事写上。”[[5]]

朱德是如何在起义军主力失败后，力挽狂澜，率领起义军余部走上井冈山的，改变了南昌起义军的命运的呢？

先从南下广东说起：

南昌起义胜利后，八月三日，按照中央既定方案，起义军南下广东……

  进入广东后，兵分两路：

主力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率领，直奔潮汕；

另一路由朱德率领第九军教导团和第二十五师，共2500人，留守三河坝，担任殿后任务。

一、御敌三河坝，朱德功不可没

三河坝是汀江，海江，韩江的汇合处，是闽粤赣三省交界，是水陆交通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也是起义军南下途中的一个枢纽。

起义军进止长汀，前委会决定，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留守三河坝，任务是警戒梅县方向敌人，保证起义军侧后安全。

周恩来确定：朱德任总指挥。

三河坝战役，有两个鲜明特点：

一是敌众我寡。我军只有4个团，3千余人；敌军是多少呢？有的说是10个团，2万人。徐兆麟在《壮烈开端》一书写道，除钱大钧的第32军外，又纠集了第18师，新编第1师，新编第20师之众。

二是远离潮汕，（相距三四天路程）无法与总指挥部联系。三河坝战役，全靠朱德独立自主指挥作战。

三河坝战役结局如何呢？朱德在回忆这段历史，说了一段平实的话，他说：

“起义军进到广东后，兵分两路，主力进至汕头，揭阳地区，另一部分即留在三河坝，由我指挥。当时敌军人数多，攻势猛，一次次发起冲锋，我们打得很顽强，敌人损失很大，我们也牺牲了不少同志，但始终守住了阵地。后来，听说我军在潮汕遭敌攻击，我即令部队撤出三河坝，迅速南下接应。”[[6]]

语不惊人，但意味深长呵！

倒是早年参加井冈山斗争的谭震林，说了一段深刻的话，他说：

留在三河坝的那部分力量假如不能保持下来上井冈山，而井冈山只有秋收暴动那一点力量很难存在下去。

他还说：八一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之前我们在井冈山都是守势，守住山头就不错了，下山去打这个打不过，打那个也打不过，战斗力非常弱。而八一南昌起义部队一旦上山，因带来起义军的队伍，军官大多数是黄埔军校毕业，士兵都是北伐时候铁军的队伍，军事素质好，作战有一套办法，使井冈山战斗力大增。[[7]]

听听，三河坝一仗，朱德保留了“这一部分力量”，真是功不可没！

朱德是如何保留“这部分力量”呢？

笔者从史料中，摘记如下：

   1.指挥有方，始终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三河坝，几面临水，为了避免背水作战，地形不利态势，朱德首先把部队从河西岸转移到河东部的东文部，笔枝山，龙虎山，下村一带，在依江30里布防，依山构筑防御工事。

三天后，钱大钧先头部队气焰嚣张赶到，发现起义军已转移到江东，不敢轻动，便在西岸筑起工事，与起义军隔江对峙。

10月1日下午，敌人集中火力掩护，强行渡江，我军按朱德“半途击”战法，阻敌于水中。敌人一次次强渡，都被我军堵回去了。激战一天，毫无进展。敌人便利用夜暗，再次强渡，我军仍然按照“半途击”战术，顽强阻击敌人，大部敌军击沉水中，一部分爬上了岸。起义军乘敌在滩头阵地立足未稳，按朱德指示，坚决实施阵前反击，把敌人消灭在滩头阵地。

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不下数十次，大量杀伤敌人，战斗一直坚持到最后。……

第三天，韩江上大雾弥漫，敌人又乘机组织了更大规模强渡，滩头阵地数度易手，东文部，笔枝山先被敌人占领，起义军已处于优势敌人三面包围之中，残酷的现实迫使朱德作出新的决策。

2.审时度势，撤出战斗，确保主力顺利转移

坚守不是死守，面对绝对优势敌人进攻，尽管起义军打得异常英勇、顽强，敌人仍是步步紧逼，尽管歼敌近千，我军伤亡也数百。朱德明白，这种消耗战，对孤独无援的起义军，后果是十分严重的。入夜，朱德下达了“撤出战斗”的命令。

撤退中，留下七十五团做掩护，其余部队，利用夜暗，交替掩护，迅速撤离。

10月4日，主力已远离战场，敌人又开始进攻，七十五团，激战至6时，采取次第掩护，逐步撤出战斗，但在撤退途中，与迁回到起义军侧后的敌人遭遇，与敌展开殊死搏斗，许多官兵，射出最后一颗子弹，壮烈牺牲。

事后，人们都十分震惊，如果朱德撤出战斗命令迟了一步，后果真是不堪设想！井冈山斗争的历史，必然改写。

3.动员民众参战，形成军民抗敌合力

朱德深知动员民众作用。朱德到达三河坝后，即向大埔县派出工作队，在三河坝地区做好群众工作，宣传我军主张和政策。并把一部分枪支发给当地武装。

为了迟缓敌人行动，首先发动民众，将沿江所有船只移到江东，使敌军无法很快渡江。

在战斗中，组织当地农民，燃放鞭炮，帮助起义军迷惑敌人。

组织战场附近群众，帮助修工事。组织群众送饭送水，抢救伤员，掩埋烈士遗体……

撤退时，还把伤员隐蔽到老百姓家里。徐光达就是在三河坝战役中受伤，留在一个农民家里养伤，一个月后，伤好去赶队，成为从三河坝走出的共和国大将。

三河坝战役，为我军动员民众参战开创了先河。

三河坝战役，朱德有了直接的指挥权力，独立自主实践他的作战方法，在极其艰难中化被动为主动，充分展示了他的军事才干，为我军在作战中，以少抗多，以劣胜优，创造了新鲜经验。

三河坝战役，我军伤亡800余人，歼敌1300余人。解放后，为纪念三河坝战役英勇牺牲的先烈，1963年，三河坝公社在笔枝山顶修建了纪念碑。碑的正面是朱德亲笔题字：

“八一起义军三河坝战役烈士纪念碑”。

 

二、朱德把起义军余部带上井冈山，立了个大功

在三河坝完成阻击任务后，这支部队已损失过半，现在四面都是敌人，没有支援，没有保障，又上下失去联系……

起义军进止绕平，当得知主力在潮汕失败后，全年上下感到震惊和茫然……

朱德率领起义军，在“北上西进”半年之久的转战中，以非凡的英雄气概和智慧，创建了人民军队建军史上光辉灿烂的开篇。

一是扭转根本方向，伸伸展展地搞。

朱德和粟裕同志曾说：“过去那个搞法不行，现在要伸伸展展搞一下。”[[8]]围绕中心城市闹革命，和强大敌人搞硬拼，这是潮汕失败的主要原因。朱德为了扭转根本方向，于10月7日，在茂芝召开了有二十多位军事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朱德在会议上，在统一“要不要坚持和如何坚持‘八一’起义军旗帜”问题的基础上，决定不拘泥于过去的方针，率领部队避开重敌包围的重镇，向西北山区转移。

正是这个茂芝会议，扭转了起义军的根本方向。

史学界称，这是起义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重要转折。茂芝会议孕育了南昌起义从失败走向胜利的曙光。

事实证明：方向转变了，路子就宽了。通过半年来伸伸展展的搞，朱德创造了许许多多别开生面的新经验：

没人发饷，朱德带部队打土豪，到地主家杀猪，挑粮食；

没有经费、装备，朱德找老同学范石生合作，不仅解决经费、装备，还得到一个来月的休整；

在向郴州进军中，朱德把6个连的学生兵俘虏过来，采取召开诉苦大会办法，进行阶级教育，使他们都自觉参加到革命队伍，许多人后来都成长为起义军基层骨干。

在犁步头驻训一个月，朱德把干部组成教导队，亲自编教材，亲自当教员，给他们讲述如何从正规战走向游击战转变。

在湘南暴动中，起义军第一次创造了“起义军、农军和自卫队三结合”的武装体；第一次开展“插标分田”，把土地革命的口号落到实处；特别是在智取宜章之后，着手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这是起义军转入农村斗争的又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这是继毛泽东之后，起义军第一次打出工农革命的红旗，向国民党进行武装斗争去夺取政权的斗争。

湘南暴动，遍及二十余个县，拥有百万人参加，革命风暴，震惊全中国。

二是凡事以身作则，构建核心领导力量

面对起义军难以控制的混乱局面，朱德把构建核心力量作为稳定起义军的首要任务。这个核心力量的建立，不是靠文件，也不是靠权威，朱德也没有讲什么豪言壮语，只是凡事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行动，把这支部队稳住了……

朱德这样做，陈毅、王尔琢和起义中的共产党员也都这样做，摧不垮的核心力量就这样形成了。

朱德在艰难转战中，如何构建核心力量呢？

首先，朱德在树立革命必定胜利的信念上做出榜样。起义军到了江西境内天心圩，团以上的干部，除了团指导员陈毅、团参谋长王尔琢，都走光了，连、营干部也走了不少，两千人的队伍，剩下一千人不到，有的还要走，部队已是七零八落。

朱德召开军人大会告诉大家：我们的革命暂时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并以俄国革命胜利的例子，教育大家，中国的革命一定会胜利。在起义战士面前，树立起高山一样的信仰。战士们内心深处都从朱德、陈毅、王尔琢身上感受到共产主义一定胜利的信念。

其次，朱德把战士当兄弟，倍加关爱。平时行军，朱德把自己的马让给伤员，他扛着枪，有时搀扶着伤员，一边行军一边给战士讲革命的道理。

再是，在紧要关头，朱德总是挺身而出，身先士卒。部队退出武平，敌人有两个团兵力追上来了，城外石经岭，是个隘口，只有一条路可通过，却被反动民团占据着。这时，朱德突然出现在队伍前面，他一边指挥部队分散隐蔽，一边亲自带着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峭壁上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人侧后发起进攻，给部队杀出一条血路。战士们看到朱德手里掂着手枪，站在悬崖上，指挥部队前进的威武英姿，心里油生敬意。

三是抓住时机，搞整顿。

面对部队一哄而散的混乱局面，陈毅问朱德：“有什么办法呢？”      朱德说：“只有一个办法，摆脱追兵停下来，整顿一番。”

进入江西，敌人忙于打内战，不追了，朱德抓住这个时机，搞了影响极大的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上堡整训，即“赣南三整”。朱德在自述中说：

“在军阀混战的矛盾中间，我们得到一个月的休息，在那里开会，进行教育，建立政治工作以及军事技术工作，部队有一千多人，共产主义是提得很高，大家兴趣很高，连伙夫也是这样，都认为非阶级斗争不可，非组织红军不可。”[[9]]

整顿中，尽管没有提出“支部建在连上”，但对党团员进行重新登记后，健全了党团组织，把党团员派到基层连队去，组织了党的支部，建立了连的指导员，朱德说，通过整顿，“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10]]

整顿后的这支部队，已经摆脱了旧军队的痕迹，成为了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

四是靠游击战，求生存、求发展。

游击战是朱德的拿手好戏。早在苏联学习时，他就讲过：“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朱德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始终把游击战作为起义军发展的唯一方向。起义军进到信丰，朱德带领部队上山打游击，搞了个把月，说“上山有出路。”[[11]]

11月初，起义军到崇义的上堡、文英一带，这里是一片绵亘不绝的山区，是开展游击战的绝好场所。朱德把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开来，一边开展向群众做宣传，帮助群众劳动，一边收缴地主土匪武装，开展游击战，第一次把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

后来，许克祥率部队进攻宜章，起义军第一次运用游击战术，以一个团兵力打败敌人五个团，取得以少胜多的胜利，作战方法的转变，使这支濒于溃散的部队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1928年4月，敌人组织七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对起义军开始联合“围剿”，朱德按照“不击则游”的原则，不顾湘南特委反对，采取且战且退的办法，撤出湘南，直奔井冈山。实现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朱毛会师”，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朱德成了中共领导人第一个和毛泽东一起，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合作者。

朱德在“北上、西进”的半年转战中，向世人宣告：

起义军主力失败后，但南昌起义——

旗帜没有倒！

火种没有灭！

队伍没有散！

巍巍井冈山，八一军旗红。从南昌城头升起的军旗，终于插到井冈山，从南昌城燃起的革命之火，终于形成了燎原之势。

三、南昌起义将士，对朱德丰功伟绩追缅

弹痕凝重诉历史，炮火硝烟存记忆。朱德在南昌起义立下的不朽功绩，已为成为矗立在人们心目中的一座丰碑。为了后人能更好地学习朱德崇高的革命精神，笔者从两个方面，选录了起义将士对朱德追缅的感言。

1.重访挥师圣地，点赞朱德伟绩

新中国成立后，老一辈革命家和许多参加起义的老战士，都先后来到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视察、参观。故人重访挥师圣地，讲述了许多八一南昌起义的往事。他们对朱德在南昌起义中的丰功伟绩，讲了许多震撼人心的感言。

周恩来：朱德“为人民立了大功”。

朱德在南昌起义时，是一个很好的参谋和向导，他对南昌的情况非常清楚，各方关系又熟悉，在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起义后，他出任第九军副军长，后来把队伍带上井冈山，为人民立了大功。[[12]]

陈毅：总司令的伟大，在于坚定的革命信念。

在最困难的时候，朱德成了这支军队的领袖，有了他的坚强领导，这支部队才没有溃散，终于保存下来。朱德在最黑暗的日子里，向大家指明了革命的前途，增强了群众的革命信念，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没有马列主义的远见卓识和坚定的革命信念，是不可能的。朱德同志成为人民的总司令，不是偶然的，是革命斗争里考验出来的。[[13]]

粟裕：没有朱德和陈毅坚强的领导，部队上不了井冈山。

在赣南的艰苦转战，是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这支上千人的部队，没有朱德、陈毅坚强的领导，很可能会垮掉，上不了井冈山。他们两人坚强的革命精神，使这支队伍保存下来，并最终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这是他们对中国革命作出的一个重大贡献。[[14]]

肖克：朱德和贺龙，是认识到要下农村的代表。

上山下乡都是逼出来的。下农村，第一个提出来的，是毛泽东同志，但他是攻打长沙失败后才认识到的，他觉悟早，决心大，一直坚持不动摇。八一南昌起义的同志，开始有攻打大城市的思想，但随着潮汕失利，也开始认识到下农村，朱德和贺龙就是代表。[[15]]

2.回忆亲身经历，诉说朱德风采

许多起义将士，根据自己当年亲身经历，撰写了许多回忆南昌起义历史原貌的文稿，从许多方面，对朱德当年的光辉风采，作了生动的记述。为了缅怀朱德在南昌起义中的丰功伟绩，笔者摘记几例：

天心圩讲话，树起了高山一样的信仰

杨至诚：《艰苦转战》[[16]]

朱德同志还是在饶平会合时的那个样子：一身灰布军衣，背顶斗笠，穿双草鞋；草鞋早已破了，用条什么带子横七竖八地捆在脚上。他的脸颊比会合时瘦多了，胡子长得老长，但两只眼睛却还是那么和蔼、慈祥。

他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说到这里，朱德同志略略停了一停，眼睛缓缓地向大家扫视了一下。大家都痛苦地垂下了头，谁也没有说话，河坝子里静悄悄的，只有风吹着竹林，唰唰地响。朱德同志又把声音提高了点，说：“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一九二七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俄国1905年革命失败以后，是黑暗的，但黑暗是暂时的，到了一九一七年，革命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也是黑暗的，但黑暗也是暂时的。中国也会有一个一九一七年的。只要能保存实力，革命就有了办法，你们，应该相信这一点。”

……

朱德同志的讲话，既平易，又简单，却讲出了很深的革命道理。在这革命失败后黑暗的日子里，在群众情绪极其低落的时候，他的话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使我们看见了未来的光明前途，增强了我们的革命信念。我们觉得心里开朗多了。（杨至诚，南昌起义时，任第二十军第三师六连指导员。）

在石径岭隘口战斗中：亲自为部队杀开一条血路

粟裕：《激流归大海》[[17]]

由武平城向西北走十多里，进到石径岭附近，这里都是悬崖峭壁，地形十分险要，只有一条隘口可以通过，却被反动民团占据了。这时，朱德同志突然出现在队前，他一面镇定地指挥部队疏散隐蔽，一面亲自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人侧后发起进攻，敌人惊恐万状，纷纷逃跑，给我们让开了一条前进的道路。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同志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块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克枪，正指挥后续部队通过隘口。

这次战斗，我亲眼看到朱德同志攀陡壁、登悬崖的英姿，内心里油然产生了对他无限钦佩和信赖之情。（粟裕，南昌起义时任警卫队班长。)

会昌战斗：从容指挥，身先士卒

李奇中：《会昌城边》[[18]]

突然，一股敌人突破了前沿，径直向指挥部猛扑过来。……我们都十分担心朱军长的安全，连忙走到他的身边。傅团长说：“朱军长，敌人冲过来了，请你转移一下吧！”

“不要慌嘛！”他还是那么不慌不忙地。“来了就打一下子！”说着，他走到一位牺牲的战士身边，捡起一支步枪，从容地拉开枪栓向枪槽里看了一眼，“刷”地推上了一发子弹，卧倒身子就向敌人射击起来。

我们都被他这镇定自若的态度所感染，觉得心里安定了许多，而且知道劝说无用，便都卧倒他身边射击起来。敌人越冲越近，我一面打，一面看看朱德同志，见他像个老战士一样，从容不迫的一枪，一枪地打，子弹完了，他爬到牺牲的战士身边，从他们子弹袋里抽出子弹，装进枪里再打。

……

（李奇中，南昌起义时任第二十军三师六团副团长。）

 

   朱德是南昌起义主力受挫后，率领南昌起义余部走上井冈山道路的伟大旗手。从南昌城到井冈山，270个日日夜夜，朱德凭着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不懈的追求，为保留南昌起义这支队伍，为探索中国武装斗争正确道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三篇：贺龙：凝固在历史上的忠诚

 

1961年9月18日，周恩来视察了八一起义纪念馆。参观中，周恩来对贺龙指挥部旧址模型很感兴趣，他说：

“贺龙住的这栋房子，我的印象很深，是两层楼房，伯承也住在那里，我多次去过，贺龙当时领导一个军，是起义军的‘大户’，他性格豪爽，斗争坚决，什么敌人也不怕，在最困难的时候，下决心跟党走……”

一、两把菜刀闹革命，名扬四海

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名扬四海……

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一书中说：

毛泽东在最困难的时候，为起义军树立的榜样是贺龙。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八千余人，不足二十天，部队就只剩下几百号人了。

大量减员很大一部分是逃跑所致，尤其是军官，领头逃跑，一支四面受敌的起义军，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领导干部又带头叛逃，用什么事鼓舞士气呢？

毛泽东想起了贺龙。

1927年9月29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了三湾村。对部队进行改编。次日清晨，毛泽东在三湾枫树坪向部队讲话中，神情坚定地说：

“同志们，现在敌人只是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都有两条胳膊两条腿。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了军长。我们都是暴动出来的，一个人可以当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他一百个，我们现在有这样几百人的部队，还怕什么？”

通过两把菜刀闹革命的传扬，毛泽东很早就知道了大名鼎鼎的贺龙。在秋收起义最困难的时刻，为起义军树立的榜样是贺龙。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里，存有当年贺龙闹革命的“两把菜刀”，附注了故事说明。

有一个叫陆小影的作者，看了《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连环画后，找到了当年参加这次战斗的亲历者韦寿云老人。韦寿云是1916年和贺龙一起，当时攻打当地盐税局的二十一个小伙子中的一个。根据老人的回忆，他写了一篇回忆《芭茅溪打盐局之经过》的文章。

1916年，贺龙带着20多人，趁盐税局守备人员外出逛窑子的逛窑子，吸鸦片的吸鸦片的时候，强攻突袭了盐税局。贺龙等人点起四支火把，让四个练过武术的大汉抱着圆木破门。轰然一声，大门往里倒去。在门破之前，守备局局长姜玉清已经突然惊醒，他摸过一根齐眉棍，守在门边。门一塌，他挥舞棍子朝着进屋的人打去。韦寿云眼疾手快，双手按住棍子，身后的贺龙飞身跳起，一菜刀，人头落地。很快，贺龙等夺取了两支毛瑟步枪，将其他人缴械。此役大胜而归。

其实，民间传说，还有许多不同的版本。

二、在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贺龙选择了党

 中共中央（1982年）43号文件写道：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在革命处于低潮，我党处于环境极端艰险的情况下，贺龙同志依然坚决站在共产党和人民一边，在党中央代表周恩来的领导下，率领国民革命第二十军英勇地参加了南昌起义，担任起义总指挥，并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贺龙是怎样选择了共产党的呢？

一句名言说：“人的一生虽然漫长，但关键时刻只有几步。”

1938年，抗日战争，蒋介石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会见贺龙时，问贺龙：

“民国16年（即1927年），你为什么好端端的军长不当，去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贺龙不卑不亢地回答：

“我和委员长的政见不同嘛！”

可见，贺龙政治上的选择，是毫不含糊，坚定不移，光明磊落的。

1. 真情永存心底

贺龙在与共产党人的长期接触中，接受了马列主义。他在复杂的社会环境里，从现象看到本质，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他很早就把个人命运同党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据原八一起义纪念馆老馆长徐巍，在回忆贺龙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时，著文写道：

陪同参观同志，恳请贺龙谈一谈，他来南昌参加起义的经过。

贺龙点起已经熄灭的雪茄烟，深深地吸了一口，而后以平静的语调说：

“我参加南昌起义不是一时的冲动，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什么目的，而是我当时就选择了今后一生要走的道路。那就是坚定跟共产党走。做出这个决定，我花了七年的时间。1920年，我的队伍里来了两个洋学生，向我谈论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和三民主义等各种政治主张，我当时就感到社会主义条条有理，并打听有没有这样的党。三年后，从广东传来许多文件和消息，我就知道中国有个共产党和它的各种主张。北伐开始后，周逸群带一个宣传队来到我们部队里，听他讲工农受压迫，要革命的道理，我就认定他是共产党。我是农民出身，农民的苦难我是亲身感受过的，那时军阀政客争权夺利，腐败堕落，我感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国家、军队和个人才有出路。因此下定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决心，再没有动摇过。我曾几十次提出入党要求，但当时党认为我是高级军官，要多考验，直到南昌起义后，我才在瑞金加入了党。”[[19]]

1927年6月，中共中央在武汉鲍罗廷公馆召开中央扩大会议期间，周恩来在周逸群陪同下，专门到贺龙的军部拜会贺龙。

英姿勃发的周恩来，一见到贺龙就说：

“将军逐鹿中原，劳苦功高。”“早闻将军的大名，两把菜刀闹革命，愤恨不公，心向人民，我们对你是钦佩的。”

贺龙谦虚地说：

“我是怀着救国救民的愿望起义闹革命的。”“可是孙先生逝世后，蒋介石竟然背叛革命。”“汪精卫也靠不住，我才感到革命目标仍然是那样渺茫遥远，但有幸认识了共产党人，才使我的能力真正有了正确方向。只要共产党相信我，我就别无所求了。”

周恩来为贺龙的直爽所感动，他向贺龙谈了共产党对政局的看法和主张，使贺龙豁然开朗。后来贺龙对部队讲述了自己思想转变时，说了一段深情的话，他说：

“周恩来同志与我的谈话，对提高我的思想觉悟，使我接受共产党领导，参加南昌起义，走上共产主义道路，起了决定性作用。”

真情永存心底。贺龙在周逸群等共产党人的影响和周恩来的帮助下，革命的思想更加成熟。

2. 在高官厚禄的诱惑面前

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各种势力都想将贺龙的力量掌握在自己股掌之中，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等都对贺龙恩威并重，软硬兼施，用尽手段拉拢贺龙。

贺龙在参观八一起义旧址时，对陪同参观的同志说：

“7月底，汪精卫决定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这时，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就上庐山，要就开南昌。那时，我主意已定，就是跟着共产党走。”“这时，敌人也用力来拉我，送来金条银洋，还许愿让我当安徽省省长。我对党说：‘国民党我不入，要入党就参加共产党。’”

在高官厚禄的诱惑面前，贺龙毫不动摇。

蒋介石派人找过他。

1927年3月14日，蒋介石秘密派秘书长李仲公拜访贺龙。15日李仲公宴请在汉口的西南将领，透露了蒋介石的意图，并约贺龙当晚到贺龙的秘书长严仁珊家打牌谈心。李仲公一到严仁珊家，贺龙即将他逮捕，押送到唐生智总指挥部。

6月间，蒋介石派朱绍良潜入汉口，拉拢贺龙，向贺龙提出只要拥蒋，就立即任命他为省主席。贺龙断然拒绝了利诱，并准备逮捕这名说客，朱绍良察觉势头不对，逃回了南京。

唐生智也劝贺龙和他合作。

唐生智派叶琪和唐明生，到贺部拉贺龙。他们对贺龙说：“共产党过左”，要贺龙与唐生智合作。

3月13日，参谋长陈淑元向贺龙说：

“唐生智总指挥对贺龙很看重……”

贺龙也婉言谢绝了。

贺龙这时的政治态度，谁也强加不了。

7月23日，贺龙抵达九江后，在汪精卫的授意下，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第五路军总指挥朱培德来拜会贺龙，拉交情、套近乎，企图动员贺龙靠拢汪精卫，参加反共，黄琪翔、朱培德没能说服贺龙，反被贺龙抢白一通。

贺龙后来回忆说：

“有一天，叶挺、叶剑英来黄琪翔司令部，朱培德也来了，他劝我上山开会，但看气氛不对，话一讲完，就急忙走了。他一出门，我就找到叶剑英和叶挺，坐上一只小船，在船上商量去南昌的问题，那时，火车在我们掌握下，便决定叶挺的二十四师先走，二十军后走，月底开到南昌举行起义。”

话里字间，透露出贺龙的坚定和铁心。

3. 我全听共产党的话

贺龙当时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可以说高官厚禄，他把队伍交给共产党干革命，下这个决心，是要有超人的胆识和气概。

7月23日，贺龙率领第二十军到达九江。当晚谭平山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二十军司令部会见了贺龙。双方寒暄几句后，谭平山十分认真严肃地说：

“贺龙同志，我要向你讲讲我们党的机密大事”。

接着，谭平山把党决定在南昌举行暴动的决定，告诉了贺龙，并郑重说：

“我们希望你率领第二十军和我们一致行动。”

贺龙激动地站起来说：

“平山同志，我贺龙感谢党中央对我的信任。”“我只一句话，赞成！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贺龙立场坚定，态度鲜明。

7月28日，周恩来来到第二十军看望贺龙，向他正式传达了南昌起义的决定，贺龙回答：

“我全听共产党的话，党要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周恩来代表前委会任命贺龙为起义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

贺龙坚定地站在共产党一边，临危受命，义无反顾跟党走。

南昌起义时，贺龙还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已经完全和共产党员站在一起。非党人士贺龙担任党领导的南昌起义总指挥，至今还有人质疑。

建军90周年前夕，笔者从网络中看到一篇题为《南昌起义总指挥，为什么是贺龙》的文章，文章写道：

“八一南昌起义的实际领导者由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谭平山、贺龙等人组成，差不多是清一色的共产党人，唯独担任起义总指挥的非党员的贺龙。这不免使人觉得蹊跷好奇，何以一个党外人士在共产党事关生死的重大行动中担当如此重要角色？共产党缘何对一个并未打过很多交道的旧式军人如此信任呢？”

文章叙说一大堆理由后，结论是：

“南昌起义时，共产党与贺龙的合作，并非完全以信仰或主义为基础，更多的是一种相互需要。共产党需要贺龙的部队以充实起义军实力，贺龙则需要寻找新的出路来改变处境并实现个人的抱负。所以委任贺龙做总指挥是一种使其心无旁骛地与共产党一同暴动的手段。”

错！这是对周恩来为书记前委决策的误读，这是对贺龙铁心跟党走的误导！

彭真同志曾说：

“贺龙在与共产党人长期接触中，接受了马列主义。他在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一个一个党派作比较，”“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于是他把个人命运同党紧密联系在一起。周恩来同志让贺龙同志当南昌起义总指挥的依据就在这里，这好比春天播种，夏天除草，到了秋天该收获了。”

三、起义总指挥，在“打响第一枪”中的几件轶事

从7月28日，周恩来代表前委任贺龙为南昌起义总指挥，到起义军8月5日撤离南昌，这九天时间，贺龙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与周恩来、叶挺，朱德、刘伯承一道，夜以继日投入到起义的组织与领导工作。

起义总指挥是如何指挥打响第一枪？许多大作对贺龙的雄才大略都做了描述，笔者仅从史料中，摘录几件逸事。

1. 史上靠近敌人最近的总指挥部

贺龙的二十军，7月27日进入南昌，军部就选择了中华圣公会。这里原是基督教圣公会的教堂和教堂所办的学校——宏道中学。贺龙到了后，门口就挂了二十军司令部的牌子。

据房东刘平庚回忆：

贺龙到达后，我们仍住在楼上，他就住在楼下三间房内。贺龙进去住后，放了一张行军床，作为他的寝室。向南一间房内，安装了一架军用电话，这便是他的会客室。向北一间房内，有一张西餐台子，十把靠椅，也就成了贺龙的餐厅和开会的地点。

当时学校已经放假，除礼堂外，将部分校舍借贺龙部队用。校舍内，驻有其他司令部人员。

房东还回忆：

在他来时我见过他，在他临走时我也送过他，其他时间也会晤过几次。当时我感到他身体健壮，精神饱满，待人接物亲切和蔼，他身穿一套灰布军装，系绑腿，赤脚穿鞋。我见他临走时，一个卫士背了他一支双管鸟枪，我深信那时他一定很喜欢狩猎的。

在7月31日深夜，战斗便在市区各个地区内开始，子固路附近的枪声很激烈，敌方的射击都是以我会为目标，当时我一夜未睡也未敢走动，见贺将军与他的卫士们都是全副武装。

贺将军是在5日天刚亮时离开南昌，我去为他送行，他向我道谢说：

我们在这里打扰了你，并要我在他未走之前检查一下，看看东西有无损失，以便及时处理。最后他说：这次行军十分紧急，所携带的东西有限，有些日用品都放下了，如果不怕什么麻烦，这些东西可送给作纪念。[[20]]

贺龙指挥部，起义军总指挥，距敌总指挥部，藩台旧衙门的第五路军朱培德总指挥部，仅一街相隔，只有两百来米。应该是史上距敌人最近的总指挥部。现在子固路贺龙指挥部正面墙上，三楼靠东的窗沿上还留下三处敌人机枪射击后留下的弹痕，它清晰地诉说着当年战斗的激烈。

指挥部为什么要设在这里呢？30年后贺龙参观当年指挥部旧址时，坐在他当年坐过的藤椅上，贺龙说：

“指挥部为什么要设在这里呢？是因为这里离牛行车站不远，过江就到了；离敌人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省政府也都很近，左右为邻；我们的位置处在正中，只要转个身就可以把敌人打倒。”

接着他又说：

“这两仗，是打敌人警卫部队，敌人的武器装备好，也比较顽固，打得相当激烈。特别是打敌第五方面军总指挥一仗，打了四个多小时，才把敌人缴械。”

说着，他起身走到屋外，踏上俯瞰操场的阳台，站在阳台上，当年的主要战斗地点还依稀可见。

2. 别开生面的战前动员

贺龙在参观指挥部旧址时，讲解员问：

“宣布起义是在这里吗？”

贺龙点点头说：

“是在这里，会就是在前面大礼堂内开的。那是7月31日下午4点，我把团以上军官都找来，讲了四点……”

“大家知道，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国民党已经死了，我们今天要重新树立革命的旗帜，反对反动政府，打倒蒋介石。”

说到这里，贺龙停顿一下，眼睛严峻地扫视了会场。屋里静静的。一个个都定眼望着贺龙，贺龙把声音压低了些又说：

“我们大家在一块都很久了，我今天起义了，愿跟我走的，我们一块革命，不愿跟我走的，可以离开部队。”

听了贺龙的话，大家一致响应：“军长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我们坚决跟着走。”

贺龙微笑着点点头。

“好，我们今后要听从共产党的领导，绝对服从共产党的命令！”接着贺龙传达了起义决定和计划，布置了任务，要求大家回去后， 立即做好行动计划。

会后，部队就积极行动起来，有的团、营当晚就进行了紧急集合的演习。

其实，贺龙率领二十军，走向革命的伟大转变，是在7月17晚。

他到黄市，在袁记水泥厂办公楼，召开连以上干部紧急会议，在会上，贺龙第一次公开亮出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旗帜，他在会上的讲话，实际上是他率领第二十军走向起义前夕的一次生动动员。

在会上，贺龙首先愤怒地宣布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7月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了！

贺龙在会上，说道：

“我们的队伍是工农大众的队伍，是工农革命的队伍，我们已经闹了多年的革命，现在我们还要不要革命？”

“要革命！”大家回答。

贺龙接着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有三条路：

第一条路，是我们自己把队伍解散，我们大家回家去。行不行？”

“不行！”大家回答，

贺龙接着说：

“第二条路，就是跟着蒋介石、汪精卫去当反革命，屠杀共产党，屠杀人民，屠杀自己，工农父兄。这条路行不行？”

“不行！”大家异口同声答。

贺龙最后再说：

“还有第三条路。我们要为工农劳苦大众的解放而战斗！

我们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我们要走革命到底的路！坚决跟着共产党走，走到底！”

会上群情激昂，这是二十军关键的转折。在这次会议上，贺龙在全军干部面前，第一次公开地表示拥护共产党，为以后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作了思想准备。

3. 当年警卫连长黄霖回忆贺龙指挥起义战斗

7月28日，周恩来来到贺龙军部任命贺龙为起义总指挥时，曾说：“南昌守军人数不多，战斗力也不强，只有朱培德的第五路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有点麻烦。”

起义战斗，攻歼敌总指挥部，贺龙和刘伯承亲临指挥。

贺龙是如何指挥起义军攻打敌总指挥部的呢？有许多种不同说法，先听听当年在贺龙身边亲临现场的警卫连连长黄霖的回忆吧：

“7月31日深夜约11点3刻，贺老总和刘伯承、周逸群等同志赶到二十军部即起义军总指挥部门口，注视这个有伟大历史意义时刻的到来，他们站在那里，掌握部队的动向，指挥部队的行动。”

他在回忆特别写道：

“这是我亲身经历，亲眼看到的。有人说：当时贺老总站在贺的住房外面的石阶上指挥部队，这是误解。”

“零时一到，震撼中外的枪声划破了南昌的夜空，向敌总攻开始了，密集的枪声从四面八方传来。”

负责攻歼第三军军部的是我军第一师的第三团。“敌人在大门内用机枪向外扫射，我军正面强攻，容易伤亡，当时我第三团已伤亡30多人时，贺总指挥看见这个情景，就亲自指挥第三团改变进攻方向：在敌军军部大门前采取佯攻，集中力量从敌人东侧屋顶上向敌军俯射。于是，我军战士奋勇登上东侧屋顶，猛烈的机枪声压倒了顽抗的敌人，使敌人无法抵抗，全部缴械投降。”

他在回忆中特别指出：

有的书上讲，“敌人利用优势的地形，用猛烈的枪火封锁住了起义军进攻的要道——鼓楼。”“在贺龙同志亲自指挥下，起义军就奋不顾身的民房的屋顶爬上鼓楼。”“这是传闻之误，当时鼓楼上根本没有敌人。从北到南去执行歼敌任务的我军某部和我连第一排去敌第三军部大门前执行封锁任务时，都没有遇到所谓鼓楼上的任何敌人的炮火的封锁。”

“我军全歼了第三军军部的敌人，就胜利地结束了整个起义战斗，起义时间，大约经过四个小时。”

“天一亮，家家户户开门庆祝胜利。”

4. 贺龙指挥攻打敌总指挥部的几个绝招

守备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的，是朱培德的警备团，总指挥朱培德当时已在庐山参加反共会议。警备团是朱培德从云南带过来的，兵员充实武器精良，是滇军精锐部队，加之叛徒告密，敌军早有准备。这里，是起义战斗，最紧张、最激烈的地方。贺龙和刘伯承在指挥攻歼敌总指挥战中，使用了哪些绝招呢？

首先：急调手枪队，封锁敌总指挥指挥部大门。

起义战斗，是一波三折，原定是1日2时打响，其实过了12点，枪声就响起。守备省政府的卫队，得知贺、叶部队要暴动的消息，不到12点，就企图从省政府民政厅后门悄悄逃跑，不料，被贺龙部队巡逻哨发现，双方一问口令，自然对不上，接着双方就对开起枪。枪声就是命令，这个小小的局部遭遇冲突，竟拉开了一个伟大时代的序幕。

由于战斗提前打响，担任攻击敌总指挥的主攻部队，尚未及时赶到，情况十分紧急。贺龙一边急令警卫营长刘力劳，令手枪队火速封锁敌总指挥大门，防止敌人逃跑，一边急令主攻部队火速赶来。

南昌起义时，贺龙为了确保指挥部和起义将领们安全，特组建“手枪队”，以便紧急时候调用。

贺龙在1959年10月18日一次谈话中说到：

“起义时，我穿的白衬衫，也戴条红领巾在脖子上。打完仗把衣服脱下来都染红了。楼下右边房子是手枪队、警卫连。实际上是有两个手枪队，一个步枪队。那时不准出去，只准穿便衣出去，11时半就开始了，原定12时，听到打音（吹号）就行动了。10时戒严。”[[21]]

据当年警卫连黄霖回忆：“刘力劳警卫营长传令后，我立即命令第一排去执行这个任务，又过了约一刻钟，我军第三团到了，我第一排才撤回连部，只有第一班班长一个手指负轻伤。”

手枪队人数虽少，战斗时间虽短，但在关键时刻，为全歼守敌起了关键作用。

其次：指挥基本连带头去冲锋。

战斗一打响，敌总指挥部就紧闭大门，龟缩在围墙等制高点上负隅顽抗，起义军几次攻到鼓楼下门洞都没有成功。

这种情况出现，周恩来、贺龙和刘伯承非常着急，如不尽快解决敌总指挥部，那么整个形势对起义军十分不利。

贺龙急令一师师长贺锦斋：“你快带老子的基本连去冲！”

贺龙说的基本连，是五连和七连，这两个连的战士都是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老兵，现在又装备好，专门在关键时刻冲锋陷阵的。

贺锦斋把队伍带到指挥部前面的十字街口，命令战士卧倒，抱着枪横着身子在地面上向前滚。原来，敌人的水机关枪只能水平射击，不能朝下打，战士滚着前进，200多米的长街，竞滚了个把钟头。当滚到距敌机枪阵地十几米时，突然一下子从地上爬起来，向敌人猛扑过去，吓得敌人仓皇失措，掉头就跑。敌总指挥部大门终于打开了。

其三：亲自给主攻团长讲战法

由于敌人占据了有利地形，主攻团刚开始采用的是正面强攻，不一会儿就伤亡30多人。团长打红了眼，挽起袖子，准备亲自带队往前冲。

贺龙把他叫了回来。

“你跟我十几年了，我有教你这样打仗吗？你不知道改变攻击方向吗？”

接着仔细给团长讲解进攻方法：在敌军正面采取佯攻，集中力量从敌东侧屋顶上向敌俯射。

按照贺龙的指示，战士们架起长梯，登上东侧屋顶，在屋顶上架起机枪，向屋里射击，密集火力让敌人抬不起头来，最后全部缴械投降。

四、在南征途中，贺龙诸多的趣闻

1. 对南征决定的不同声音

有的史学者称，南下广东，“是一代英豪的集体错误决策”。

其实，这一决策，既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也是中央既定方针。

朱德在1944年一次讲话中说：

南下广东，“最重要的是方向弄错了。虽然打了许多胜仗，但打到广东终于失败了，起义军三万多人只剩下几千人。这一教训是，我军应该到农村去，不应该去打大城市。”

这是朱德17年后的总结呵。

贺龙则不然，他当时就不主张起义军南下，他认为应在南昌休整，恢复南昌城的秩序，依托两湖和江西继续开展武装斗争，为此，他已经拜会了地方要人，要他们出榜安民，开展外交，活跃金融。

贺晓明在《贺龙的1927年》一书中写道：

1927年8月1，“晚上7时，起义军在第二十军军部召开参谋团会议，”“讨论部队南下广东的具体计划和政治纲领。”其实这是一个中央早在武汉就决定的计划。

“在会上，贺龙第二次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部队移师湖南较南下广东更为有利，因为湖南的农民运动搞得好，有群众基础，也容易补充。”

在已是不可逆转的情况下，贺龙作为一位非党同志，敢于实事求是讲真话，真是难能可贵。作为起义总指挥，对部队行动，发表自己意见，已尽到了总指挥的责任。

解放后，贺龙曾讲过：

从海参崴到汕头，那么远，国际可能援助吗？8月是南方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不要说打仗，光行军也能把你热死。

1958年，贺龙在看完“八一风暴”话剧，在座谈会上，他说：

“起义后，有几万条枪，当时有几个方案：第一，发给农民；第二，直接打广东；第三到福建，……那么多枪弹怎么办，那时没有考虑，有人认为到广州就解决问题，他说革命只有海陆丰。”

他还说：“起义胜利后，二十军编了一个军，那年我31岁，党定走就走。”

贺龙的话，既是对当年党的决策失误的反思，也是他在党的决定面前无可奈何心情的表白。字里行间，透出贺龙的远见、胆识和务实。作为总指挥，该说的已说了，最后党的决定，还是坚决执行。贺龙当年这种赤胆忠心，是何等可贵！

如果贺龙的意见被采纳，南昌起义的历史可能改写。

2. 贺龙治军传闻

仅选三例：

其一，严肃军纪

南下途中，饥热交迫，一些旧军队作风，暴露无遗，有的公然偷抢老百姓的东西，贺龙听后，十分生气，声称如有发现无故鸣枪、乱入民宅者，就地枪决！

有一天，在贺龙夜宿地，贺龙听到房东家鸡叫，提着驳壳枪，出门问：“什么人？敢到这里捉鸡？”

“老子是特务长，你敢怎样？”来者答。

第二天一早，贺龙集会部队，也没骂，只说一句：绑起来！当场宣布将这个特务长枪决。

再往南，军纪渐渐好转。

其二，神龙下凡

贺龙在军中拥有极高威信，官兵从上到下，特别是这支由湘西民军发展而来的部队，“封建思想极浓”。许多人都把贺龙当成神龙下凡。

据说，龙是喜欢水的，每到刮风下雨打仗，贺龙便显出特别振奋，部队见了有玄机，也同样很振奋，部队打仗犹如生龙活虎一般。

就连周逸群在向党的报告中，也说过这样话：

“自师长以下莫不视贺氏为神人。”

令人费解的是，在汤坑激战中，起义军前线总指挥部，数易其位，往往是刚刚转移，就有数发炮弹落在原处，可谓惊险至极，贺龙、叶挺、刘伯承都在指挥所，结合贺龙原来的“活龙”话题，都认为贺龙其实有神灵相助，所以炮弹才不能接近。[[22]]

1942年，贺龙从抗日前线回到延安，边区召开盛大欢迎会，谢觉哉在讲话中赞扬道：

“我们的贺师长是一条龙，转战华北，日本鬼子没奈何他。”

在平时，贺龙常用一些计谋巧赚敌人，大家觉得很不一般，说：

“贺龙真是神龙下凡，否则不可思议，也没有那样胆大心细，那样神机妙算。”

1927年7月19日，特务营二连连长企图带着整连逃跑，贺龙很快发现，立即传令二连集合，乘其不备，将二连全部缴械。

对贺龙的神算，彭真看得很清楚，他说：

“他这个人看来很粗，其实不然，社会经验非常丰富，他对一个人见一两次面，就能看出八九成，他见过一面的人，多年后还叫出名字；一些问题，他放进脑子里，可以装很久，叫你察觉不出来，到一定时候，他才讲出来，可见粗中有细。”

其三，指挥若定

壬田，是通往瑞金的必经之路，钱大鈞派了两个团封锁了这一要隘。8月25日下午，双方在这里接战。

根据作战计划，左路纵队应从侧面包抄，而战斗打响，左纵队迟迟没有到位，朱德率先率领先遣队，作为先锋，第一个冲上去，结果伤亡很大。贺龙随后率部赶到，一举攻破了敌人阵地。但右翼反而困难，有被敌反包围的危险。

贺龙亲临前线，他拿着一柄硕大的芭蕉扇，走到临近火线的一片稻田，不断用望远镜观察对面情况，迫击炮不停在他旁边爆炸，震耳欲聋，但贺龙毫不在意，似犹未闻。这对部队无疑是一个无声命令。

在作战中，老兵和骨干会不会主动起来勇挑重担，很大程度取决于军事主官的驾驭能力，凡有贺龙亲自坐镇，勇敢善战的老兵们人人用命。任田一战，就是一例。

壬田之战，是南征途中第一次规模较大战斗，起义军旗开得胜，现场总指挥贺龙，大显神威。

在起义勇猛冲杀下，敌人很快向会昌方向逃跑了。起义军当天占领了壬田，第二又占领了瑞金。

3. 终于入党了

一个人有什么样的信念，有什么样的追求，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起义前夕，蒋介石、汪精卫前后派人来拉拢贺龙，贺龙坚定表示：

“要我贺龙反对共产党，我誓死不干！”并说，“就是把我的脑壳砍了，我也要跟共产党走到底。”

贺龙已数十次提出入党申请，却屡遭拒绝。但贺龙痴心不改，信念如钢。

会昌战役前，贺龙又向周逸群提出入党要求，会昌战役后，周恩来将贺龙入党要求提到了前委会上讨论。

过去党内有不少人对贺龙有各种偏见，有的认为贺龙生活习惯不像党员；有的则对贺龙这样出身的军官，始终有一种怀疑目光。张国焘则认为，贺龙走到革命队伍，是为了投机。

不管受到多少误解，贺龙始终向党靠拢。到会昌战役获胜，已没有人公开对贺龙表示质疑了。前委会一致同意吸收贺龙入党。

瑞金县城河边小学里，举行了贺龙入党仪式。周逸群、谭平山为介绍人，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张国焘等领导都出席。当贺龙面对鲜红党旗宣誓后，周恩来等都亲切向贺龙表示了祝贺。

贺龙入党，正是共产党最低潮，最困难的时候，许多投机分子，退的退，脱的脱，躲的躲，而贺龙却在这种时候，提出入党，确属不易。

若干年后，贺龙告诉亲人：

“党为了考验我，培养我，整整有三个年头，一直到八一起义后，党才批准我参加。”

4. 我要卷土重来

1959年3月1日，徐特立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时，题词：

“三十四年前南昌暴动时我在这里，贺龙同志对我说，‘张发奎怕失败，我贺龙不怕失败，失败了再来。’这句话对我印象很深，至今还记得清楚。革命总不会那样一帆风顺，失败了，要继续斗争，遇到了困难就想办法取得胜利。”

其实，这个话在7月23日，谭平山在九江会见贺龙，征求贺龙参加南昌暴动意见时，贺龙就用斩钉截铁的语气说：

“南昌暴动，无论成功与失败，我都干。失败了，我换上草鞋，再上山拉队伍。”

起义军主力南下失败后，10月3日，起义军领导在流沙后天庙，召开了最后决策会。当周恩来要求共产党人要有继续奋战在党的红旗下的决心时，贺龙表示：

“我不甘心，我要干到底。让我回湘西去，我要卷土重来。”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干的。

贺龙于1927年11月初，取道香港抵达上海，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希望他到苏联学习政治和军事，贺龙表示不愿去莫斯科，想回湘西。希望回湘鄂西拉队伍，搞武装斗争，“在哪里摔倒，就在哪里站起来。”最后，中央同意了贺龙的要求。

1927年11月19日，贺龙到达目的地——洪湖。

不久，贺龙整合了前后会合的三支队伍，共400多人，这是自南昌起义贺龙部队打散后，在洪湖地区重新组建的第一支武装力量。到1928年2月，已发展到1000多人。

贺龙，最后终于拉出了一个红二军团。

王震同志说：

“在党进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贺龙同志不顾个人安危，主动请求留在国内，到农村组织工农红军，在实践中探求中国搞武装斗争的经验，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第四篇：名将叶挺与南昌起义

 

叶挺是北伐名将，抗日英雄，为众所周知，叶挺在创建人民军队、在南昌起义中作出的巨大贡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却鲜为人知。

毛泽东曾当面对叶挺说：“人民军队的战史从你写起。”

周恩来也曾称赞，叶挺“是人民军队的创造者。”[[23]]

1927年8月1日，叶挺与周恩来、贺龙、朱德、刘伯承等发动领导了南昌起义。作为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之一，叶挺参与起义策划，组织和指挥，在创建人民军队，在南昌起义中，做出了特殊贡献，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门中。

叶挺在南昌起义中，作出了哪些特殊贡献呢？

一、叶挺铸练的部队，是南昌起义的基础力量

中国共产党人涉及军事和革命武装是从黄埔军校开始的，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认为“真心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24]]在征得孙中山同意后，他立即着手谋划组织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后经周恩来多方努力，又以铁甲车队为基础，于1925年11月在广东肇庆成立了一个团，并获得独立团番号，党派叶挺任团长。

1. 叶挺独立团是我党最早控制的武装力量。

毛泽东同志曾说：“我们党过去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就是不要军队，只有在军队里派党代表，后来蒋介石把党代表一一驱逐，进行清党，由共产党直接控制的军队，就只有叶挺的独立团。”[[25]]

朱德同志说：“研究党的军史，应该从这个老根上研究起。”他还说：“谈南昌起义，要先回溯一下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26]]“1925年，广东革命政府进行改组，将所管辖的军队统一改为国民革命军时，我党派叶挺同志成立独立团，”“北伐时，该团约有两千人，干部多是共产党员，现在的林彪、周士第、陈毅，聂鹤亭，肖克等同志，都是独立团出来的。南昌起义时，该团已发展成为六个团，编为第十一军，还有卢德铭等同志所率领的国民政府警卫团也是从独立团派出的干部组织的，这支部队后归毛主席领导，参加了秋收起义，上了井冈山。”[[27]]

史料表明，叶挺独立团是以共产党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革命武装，是真正的革命武装力量。除团长叶挺，团参谋长周士第是党员外，参谋董朗，营长曹渊、杨宁，连长莫奇标、关照生、高超，卢德铭，周子昆等二十名左右，都是共产党员，而且多为重要职位官员，在中山舰事件后，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又适时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安排进独立团。

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叶挺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对这支队伍进行铸炼。

叶挺为了铸造部队铁军作风，亲自主持制定干部和新兵训练计划，实行严格的“四操”“三讲”制度，使独立团形成了铁的纪律，铁的作风，铁的战斗力，在北伐战争中赢得“铁军”的光荣称号。

当时，由于党的最高领导人对军事工作不太重视，在党内重视抓军事工作的人为数不多，而叶挺是较早清醒认识掌握军队重要性，叶挺在北伐军攻下武汉后，就开始了尽可能多掌握军事武装的努力。

1927年3月，叶挺升任第二十四师师长后，他从七十三团抽调了一部分骨干，作为二十四师的各级骨干。

后来，党又从七十三团调了一部分人员做骨干，组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七十三团参谋长卢德铭任团长。

可以说，叶挺独立团不仅为党培养了力量和人才，而且为我们党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奠定了军事基础。

2. 叶挺任师长的第二十四师，是南昌起义的中坚力量。

叶挺任师长的第二十四师，一直在党直接掌握下，九江7月20日会议认为：“必须抛弃依张（发奎）之政策，而进行独立的军事行动”，[[28]]就是指的叶挺的第二十四师。

党决定在南昌起义，当时主要是依托叶挺的二十四师，此时，叶挺奉张发奎命令，在“东征讨蒋”的旗帜下，已进驻南昌。

加上受叶挺指挥的蔡廷锴第十师，叶挺所统辖军队不仅数量多，而且战斗力都很强，是南昌起义主力军。在起义战斗中，第二十四师承担了歼灭敌人主要军事目标。

据史料称，南昌起义歼灭南昌守敌六个团，二十四师负责歼灭了三个团。[[29]]

起义战尽管时间较短，但战斗进程还是惊心动魄的。据时任起义军七十二团团长廖远泽回忆：

第七十二团任务是，缴械敌第二十三团、第二十四团的枪械。7月31日，参加起义的连以干部以观摩友军内务为名，到敌军营了解情况，第三营长袁也烈，借口会朋友，进入敌人营房，仔细了解了敌情和地形。……起义原定1日凌晨4时1开始，后又紧急通知提前两小时。我按原部署带领全团以演习夜间行军方式，接近敌驻地，突然夺取该部卫兵的武器，迅速冲进敌营房，因天气闷热，敌军官兵都铺着席子睡在院子里，他们仓促应战，很快就被全部缴械。

尽管叶挺部战斗比较顺利。但也付出了一定代价。

在南下会昌战斗中，二十四师和二十五师一道，担任主攻，在朱德率领二十军两个团的协同下，一举击溃了钱大钧的四个师，接着又打跑了前来增援的黄绍竑的一个师。

在潮汕汤坑战斗中，叶挺指挥二十四师和贺龙指挥的二十军一、二师，与战斗力很强的敌三个师激战两天两夜，最后双方主动撤出战斗。

萧克在回忆这次战斗时说：

“这是一场罕见的恶仗。从天亮到黄昏，你攻过来，我攻过去，拉锯式的相互冲锋，双方伤亡都很大，但谁也攻不动对方的主要阵地……营长廖快虎被敌弹击中，传令兵要背他下阵地，他坚辞不肯，面对敌人坐着，表示决不后退，最后牺牲在阵地上……汤坑一仗，是南昌起义从胜利到失败的转折”。[[30]]

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受挫后，二十四师随指挥部向陆丰转移途中，在乌石遭敌袭击，激战到半夜后，绕过乌石，冲破重重阻力，于10月7日，在董朗率领下，一千二百名官兵，进入海陆丰内湖地区，与东江人民武装力量汇合，后改编为红二师，在彭湃领导下，于同年11月，树起了苏维埃的旗帜，开始了海陆丰红色政权建设的伟大实践。

上述史料表明：叶挺直接指挥的第二十四师，不愧是南昌起义军的中坚力量，而且是起义军主力失败后，保存下来的一支重要力量。

3. 参加起义的第二十五师，是叶挺独立团发展而来的。

叶挺独立团在武汉被编为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同时叶挺升为二十五师副师长，为了尽快扩充党掌握的部队，叶挺亲自组建了第七十五团，为了解决兵源，保证部队素质，他不辞劳苦，亲自到湖南、广东……使七十三团和七十五团，党员、共青团和工农积极分子占了很大比重。[[31]]

第二十五师的七十三团的前身，就是北伐时屡建功勋的叶挺独立团第一营。[[32]]

为了不过早暴露起义的意图，根据周恩来指示，第二十五师在聂荣臻和周士第的组织指挥下，于8月1日中午，强行从马回岭拉出三千多人，2日上午赶到南昌。

起义胜利后，扩编为第二十五师，周士第任师长，李硕勋为师党代表。在南征途中，参加了会昌战斗和三河坝战役。

会昌战斗，是起义军南下征战中一次惊心动魄的战役，据陈赓同志回忆，战斗从上午八时开始，打到中午时，“我后续部队还没有到，子弹打光了，尚未把敌人击收。敌人疯狂出击，我军支持不住，便向后撤退”。陈赓本人也身负重伤。[[33]]

担负主力的第二十五师，夜晚从瑞金附近出发，由于走错了路，中午才匆匆赶到战场，部队一夜行军，没吃饭，立即投入战斗。师长周士第回忆说：

“几个战士中弹仆倒了，又有几个战士倒下了，但部队仍然冒着弹雨冲上去，一步步逼近敌人。这情景不禁使人想到一年前这个团队——叶挺独立团打汀泗桥、贺胜桥，在武昌城下奋勇作战的情形”。[[34]]

史料表明，叶挺率领的第二十四师、第二十五师，在起义军南下过程中，专打硬仗，难仗，为起义军顺利到达广东提供了保障。

进入广东后，第二十五师，由朱德率领留守三河坝，在抗击钱大钧优势兵力，激战三天三夜后，突围到福建饶平接应主力，当得知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失败后，第二十五师在朱德、陈毅率领下，两千余人，转变战略，开始上山，开始游击战，北上西进，转战半年之久，最后走上井冈山，开创了朱毛红军诞生的新时期。后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八团，成为井冈山的主力之一，成为人民军队的基础力量之一。

聂荣臻同志回忆说：“南昌起义主力，在汤坑、流沙受了挫折，但是，十一军的两个师，由于党的工作基础，并没有溃散。”[[35]]

南昌起义从打响第一枪，到朱毛井冈山会师，经历了270个日日夜夜的转战，尽管起义军主力失败了，但南昌起义军——叶挺领导的第二十四师、第二十五师，始终旗帜没有倒，部队没有散，火种没有灭。在新的征途中，在毛泽东和朱德的直接领导下，为开创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开创中国武装斗争的新局面，作出了卓越贡献。

二、勇猛顽强，坚定沉着，是叶挺鲜明的战斗作风

叶挺给人的印象，是沉默寡言，深沉不露。他个头略高，体格很好，平时表情总是平静的，甚至是倨傲的。他总是衣冠严整，透出一种军人的肃穆。和他一起战斗过的刘伯承称：

“我见过的指挥员很多，没有谁像叶挺那样坚定。”

叶挺作为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不仅参与了起义的组织与策划，而且亲临一线，直接指挥并赢得了许多大战恶战，他指挥的部队，勇猛顽强，能征善战，建功卓著。

1. 叶挺指挥有方，第二十四师在起义战斗中旗开得胜。

叶挺在南昌起义中，任前敌总指挥。根据起义部署，叶挺第二十四师负责攻占天主堂、贡院、新营房等处，占领南昌卫戍司令部及设在佑民寺的修械所和弹药库。

1927年7月3O日下午，叶挺指挥部上下弥漫着一股紧张的氛围。叶挺在指挥部二楼会议室，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前敌委员会对形势分析，指出：宁汉合作，已成定局，革命遭受严重挫折，根据中央决定，一部分领导人己赶到南昌，准备实行武装暴动，挽救目前形势。叶挺特别强调：

“在南昌的敌人，与我们兵力比，是绝对劣势，但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要精心计划，周密准备，在行动前要绝对保守秘密。”

叶挺沉着冷静的态度、斩钉截铁的语气，更加坚定了起义军指挥员的信心和勇气。

有史料称，战斗首先在叶挺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和敌五十七团之间打响。天主堂，匡庐中学驻军第六军五十七团察觉起义军的意图，决定先发制人，利用深夜突围。大约8月1日凌晨，驻军突围行动开始，叶挺立即指挥七十一团迎头痛击，双方立即开展火力交锋，驻军由于兵力薄弱，突围受挫，向原驻地步步退缩，经过激烈巷战，被迫缴械投降。

    进攻贡院的叶挺二十四师七十二团听到枪声后，迅速向贡院发起进攻。驻军王均部第二十三团遭突然攻击，惊慌失措，先从后门突围，突围无望后，又分头行动，其一股直逼我七十二团团部，在此防守的教导队队长陈守礼率兵奋勇抵抗，中弹身亡。在援兵协助下，起义军很快将突围的驻军全歼。

担任攻击东门新营房的叶挺第二十四师七十二团三营，由于事先已做好充分侦察和准备，他们露营在与敌营房相距几十米的地方，听到枪声响，起义军像潮水一样冲进敌营房。当敌师部来电话问情况时，这里的回答是：

“二十四师的部队在此接防完毕！”[[36]]

起义战斗一开始，叶挺与周恩来一直在一起指挥作战，当部队向他报告“被包围部队表示愿意投降，一同参加行动”时，叶挺以坚定语气回答：“先缴械再说！”充分体现叶挺对起义战斗胜利坚定信心。

起义战斗，出人意外的顺利！铁军毕竟是铁军，完成歼敌目标不足一个小时。

2. 叶挺及所部在南征作战中，建功卓著。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老馆长徐巍说：

起义领导人叶挺同志英年早逝，我们已不能对他采访，但十一军老战士们在回忆他的忠诚坚定、英明勇敢、关爱战士的种种优良品质时，依然充满崇敬和怀念。他回忆阳翰笙说的话：

“叶挺是我党培养的第一位高级军事干部，北伐战争时，在陈独秀的右倾路线下，他是唯一一个允许以共产党身份带兵打仗的指挥员，打了许多胜仗，铁军的称号就源自他的部队。党决定开展武装斗争后，他成为党充分信赖和依靠的军事干部，指派他先后参加领导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而他也以对党的忠诚，党指向哪里，就在哪里战斗。南昌起义时，我在他的部队里搞政治工作，目睹了他指挥许多场战斗。起义前夕，他带领我到各个战斗地点秘密巡视，对敌我态势，战局可能的演变都成竹在胸。会昌战斗时，我同刘伯承和他站在一个靠近敌人的山头上，敌人的子弹簌簌打来，他要我们弯腰隐蔽，而他为了看清敌情，始终坚持在前沿阵地上。”

他在《怀念叶挺同志》一文中写道：

“在会昌战斗中，经过一天激战，打败钱大钧后，部队急需休整，突然来了黄绍竑，我们被迫应战。战斗继续了几个钟头，敌我双方争夺激烈，互有伤亡，不分胜负。眼看天色接近黄昏，从缴获敌人的文件和俘虏口供里已经知道，敌人的援军还多得很，叶挺把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师党代表李硕勋，七十三团党代表陈毅叫到跟前，果断地说：‘仗不能这样打，再拖下去不利。我把所有的机枪集中，迫击炮集中，号兵集中。你们要率领全体战士，把手榴弹带上。冲锋号一响，就冲上去，拼刺刀也要在半小时之内解决战斗。’……机枪迅速集结，炮兵、号兵集结，战士们弹上膛、刀出鞘，手榴弹准备好。叶挺一声令下，几十个钢号同时吹响，机枪、迫击炮、手榴弹同时爆响，战士们像猛虎下山，蛟龙出水，铺天盖地冲上去。这阵势，如同山崩地裂，海啸潮涌，一下把顽强的敌人震走了魂，吓破了胆，丢盔弃甲，四散逃命。黄绍竑的先头部队，又土崩瓦解了。

两次战斗，地形不熟，敌众我寡，战士们长途行军，又十分疲劳。……这是两场恶战，稍有疏忽，稍有犹豫，就会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叶挺指挥若定，刚毅果断，机智神速，意志像钢铁一般。”

萧克在回忆中说：

“素以顽强著称的桂军黄绍竑被我军打得丢盔弃甲……我们以劣势兵力打败了蒋介石嫡系钱大钧和桂军黄绍竑部，打出了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铁军的威风。”

刘汉升在《南昌起义之后》一书中，描写叶挺和贺龙指挥起义军在汤坑战斗的情景，更是惊心动魄，书中写道：

“虽然起义部队在一点点地消耗掉，但其战斗力却到了让人没法理解的地步。几千疲惫之旅，面对着数倍于己，武器装备又比自己精良，况且自己还处于不利的地形上，两天时间内竟然打垮了对方三个精锐主力师，不能不说是军事上的奇迹！

这恐怕不是一般的道理能说得清楚的。”

汤坑战斗中，铁军打出了军威，但由于兵力和弹药无保障，结果陷入了重兵包围之中……

汤坑战斗首先遭遇的是王俊的守备旅。

敌人虽然占据有利地形，但为了争夺山坡阵地，冲锋与反冲锋在阵地上反复进行。

“白马将军”叶挺骑着他心爱的白马，赶上二十四师后续部队，指挥他们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迂回到敌人右侧，从山北发起攻击，王俊部队扛不住了，只好向后散乱溃逃。

打垮王俊，薛岳率领的一个师上来了。

薛岳的部队从侧翼发起了攻击，叶挺干脆就顶着风上，和敌人来个硬碰硬，看看谁厉害！

我军用生命、鲜血刚撕开一个口子，敌人机动部队就扑上来，一番苦战后，阵地又被敌人占领。你来我往，轮番争夺，真是一场残酷的拉锯战。

一夜战事未停，一直打到第二天早上，起义军第二十军第二师赶到，起义军注入新生力量。天一亮，薛岳判定：再继续打下去，全师就有被击破危险，只得求援跑了……

陈济棠奉命赶到，叶挺大概打热了脑袋，攻势丝毫未减，继续保持着猛冲猛打的势头。

又打了一天，等到下午3点，敌方代理团长关永泰战死，部队差不多都倒在了山坡上。起义部队又朝山上打来，陈济棠这次才真慌了，即刻向黄绍竑请示救援，……天近黑时，敌人越打越多，起义军却是无兵力可以投入，再加夜袭未果，贺龙、刘伯承征得叶挺同意，最后决定当晚撤出战斗。陈济棠眼见对手退去，因不明虚实，不敢追击，反而把部队往后撤去，构筑工事，以备起义军来攻。

3. 汤坑血战，对叶挺的警悟……

汤坑战斗，虽然双方都主动撤退，似乎打了个平手，但从起义军整体看，由于战略决策的失误，汤坑战斗，未达到击溃敌军，打通海陆丰联系的目的，加之主力受损又无法及时恢复，决定了起义军潮汕失败。

汤坑之战，起义军投入兵力6000余人，敌人总兵力近2万，虽毙敌3O00人，起义军也有2000人的伤亡，且全部弹药几乎消耗殆尽，已无力再战……

起义军匆忙撤出战场，烈士尸体根本没有办法收拾。很凑巧，天空下了一场大雨，大地流的“血雨”，当地群众说，老天为烈士掉泪了，“血雨”将一定会浇灌出胜利之花。

叶挺是北伐战争中走过来的常胜将军，猛打猛冲战术是他的拿手好戏，正规战、阵地战是他的擅长，南昌起义，面临强大敌人，起义军处于弱小的形势下，加之全国处于革命低潮，在政治、军事形势，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已是摆在叶挺面前一个严峻的考验。

叶挺是威震四方的常胜将军，但由于革命形势的变化，在当时党的错误路线的指导下，使铁军遭受了第一惨重的失败……

在起义军主力受挫，起义领导人在流沙召开的最后的会议上，周恩来总结发言后，叶挺说：

“到了今天只好当流寇，还有什么好说的！”[[37]]

流寇，即打游击。这是叶挺在起义军受挫后，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警悟。

南昌起义潮汕受挫后，叶挺护送重病中的周恩来，转移到香港，不久，又奉命参加领导广州起义，成为毛泽东说的“共产党的第一位总司令。”

叶挺英年早逝，但他在南昌起义中的英姿，永远耸立在英雄城人们心目中。“铁军精神”，凝结了叶挺的战斗精神和革命风貌。叶挺创造的战斗作风，在人民军队中永存。

三、对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报告的浅析

叶挺英年早逝，他生前留下的关于南昌起义唯一的回忆，是1928年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写的《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这份报。（现存中央档案馆。)

在莫斯科期间，叶挺始终对南昌起义后潮汕主力失败，难以释怀，为此他写下了这份报告，对南昌起义全过程，表述了他自己精辟的见解，向我们陈述了那段腥风血雨的历史。

1、报告对南昌起义历史意义作了精确定位

报告对南昌起义酝酿经过作了详述，明确指出“暴动的计划，先用武力解决武汉政府倒下。”用今天的话，就是要用枪杆子解决武汉政府的政权！这是南昌起义的初衷，也是南昌起义伟大意义所在。夺取政权，是一切革命的中心，南昌起义把目标，首先钉在夺取政权，这是共产党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伟大的开篇。

叶挺在报告中，还叙述了党对南昌起义决策的两个经过：

一是在武汉时，是企图依张发奎回粤徐图发展。

当北伐军到达两湖后，工农运动有迅速发展，反动势力联合向工农进攻，武汉政局日趋险恶，此时武汉的策略是“分共”、“讨蒋”，在武汉，“当时我们党的意思是主张集合我们的武力，依张发奎回粤徐图发展。”

二是到九江后，党已作出了向武汉政府示威，独立举行暴动的初步决定。

因讨蒋任务，党掌握和影响的部队，于七月二十日左右，集中到九江。此时，张发奎已实行分共的政策，因当时武汉形势更加险恶，在七月二十日，由谭平山在九江召集了一个谈话会，参会者一致主张联合贺龙的军队，以武力表示我们反对分共主张，作一个革命的许克祥，即举行独立的武装暴动。

报告详细陈述了：此时，叶挺、贺龙的军队，奉张发奎的命令已向南昌一带集中；在周恩来等负责人的领导下，前敌委员会经过激烈斗争，排除了张国焘对南昌起义的干扰，终于于八月一日上午二时，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

叶挺的报告，为我们了解南昌起义的历史背景，提供了客观的依据，是我们认识南昌起义历史意义极为珍贵的史料。

2、报告对潮汕失败教训作了客观分析

报告还详细记述了南昌起义进军路线的选择的缘由，对潮汕失败原因等，作了深入分析，是我们研究南昌起义的重要史料。

报告指出：“八月五号离开南昌，第十师乘机脱逃，并将我们同志完全驱逐，投降蒋介石。又军队骤经变时候，（未）作适当的宣传，故逃亡颇多。”

起义军匆匆南下，未对部队进行必要的政治教育，加之第十师的叛逃，不仅政治上对起义军造成极大震憾，而且孤军深入，兵力、物力无从补充，处处举步维艰……汤坑决战，叶挺深感兵力不足的遗憾，在流沙会议上，叶挺无奈地叹息：

“我们现在要是再有一个团的人，便什么都不成问题了！”

其实，潮汕的失败，叶挺在当时局限下，对失败的分析，还没有从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失败的主因，在全国处于革命低潮，在敌众我寡的总体形势下，和敌人打硬仗，打正规战，起义军的失败，只是迟早的事……

但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能从政治因素分析战斗胜负的原因，在当时，已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3、报告展示了叶挺清醒的政治智慧和坚定政治立场

报告写道：

在武汉时“两党的分裂已成万不能免之势。但我们仍是让步，保持合作，并没有坚决的做进攻的准备。”“当时武汉政府有保护军人财产的命令，我们的党已由此逐渐采取一个退让的政策……湖南的工农及我们的同志，已决心进攻武汉，消灭唐生智的势力，当时我们的党仍主动退浪并制止勿动”。[[38]]

上述陈述说明，叶挺在局势日益紧张并恶化的局面下，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革命的警惕性，后来实践表明：叶挺已是全局在胸，己做好随时反击的战斗准备。

7月15日，汪精卫悍然发动政变，为了挽救革命，改组后的党中央作出武装起义决定，并派聂荣臻等人前往九江，“第一个通知叶挺”，向叶挺传达了中央关于武装起义决定，并以叶挺司令部为基点，向第二十四师和其他部队共产党员传达布置。

叶挺，成了联合第二方面军的部队，发动起义的带头人。尽管起义前途如何，无法预测；在第二方面军中，大部分部队都是由老粤军和老四军演变而来的，他们的军事生涯都是从这支部队走过来的，如今要他们从这支部队分离出来，跟着共产党走，绝非轻而易举，叶挺顶住了各方疑惑与压力，向组织明确表示，坚决执行党的决定，竭尽全力，完成使命。

报告全文，透视了叶挺对党赤诚的心迹，展示了叶挺清醒的政治智慧和坚定的政治立场。笔者揣摩这个报告，对精忠报国的叶挺，油然而生敬意……

叶挺的革命精神和战斗作风，永远值得我们缅怀和学习。

 

第五篇：刘伯承在南昌起义中“二三事”

 

1957年8月1日，为纪念中国解放军建军30周年，《解放军报》刊登了《八一起义》连环画，这是军报第一次正式介绍南昌起义。连环画宣传提纲是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应《解放军报》之约而起草的。

当时对南昌起义领导人的排名还没有定论，提纲中领导人的安排排名是按胡乔木所著《中国共产党三十年》所述，只列了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

《解放军报》社对此非常慎重，用红笔圈出，呈送周恩来，周恩来连夜审阅，对这篇说明稿做了逐句逐字的修改，并指示传阅朱老总，贺老总，陈老总。

朱德说：“八一起义，我的人马主要做一些协调保障工作，作用不大，应排在叶挺将军之后。”

周恩来最后批示：

“刘伯承同志在起义中任参谋长，做了大量军事工作，功勋卓著，应在起义领导人中加上刘伯承的名字，排在朱德之后。”

从此，刘伯承的名字出现在起义领导人之中，庄重地表达了刘伯承在南昌起义中的地位和作用。

笔者一直有个心愿，准备依据近些年，阅读南昌起义史料札记的资料，为南昌起义领导人，每人整理一篇专题文章。尽管难度不小，咬着牙关，总算写了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四位。关于刘伯承的文章，却迟迟不能动笔。

资料实在太难找啊！

八一南昌起义领导人中，除叶挺英年早逝外，都先后来到南昌起义旧址参观、视察，唯有刘伯承一人，没有来过。除1928年在莫斯科，他写过一篇南昌起义的总结文章外，解放后，从未接受过记者访谈，也没有发表过南昌起义的回忆文章。南昌起义诸多史料，对刘伯承在南昌起义的记载，也只有片言只语。

刘伯承在南昌起义中，“功勋卓著”，表现在哪些方面呢？笔者无力全述，只能用“二三事”，表达笔者崇敬之心。

一、从刘伯承夫人汪荣华那里听到的一些事

中国十大元帅，最具神秘感，首推刘伯承。

西南一解放，他就匆匆辞去身兼数职，交出兵权，一心扑到南京军事学院军事教育工作中。

1958年，他遭反“教条主义”的不公正的批判，被迫作出检查。

大会检讨的那一天，年逾花甲的刘伯承，在医护人员搀扶下，迈着蹒跚步子，走上主席台时，激动人心的一幕出现了：

台下1000多名开国将校起立，举手向他敬礼！

从此，他一直赋闲在家，远离政治漩涡，……他是十大元帅，第一个因健康原因辞去党、国家和军队实职领导职务，却是中共第八、九、十、十一届连任的政治局委员。

他一生受伤最多，病痛伴随一生，却是十大元帅中，寿命最长的一个，享年94岁。

他在护国战争中，右眼中弹，为了保持清醒大脑，在不打麻药情况下，摘除受伤的眼球，手术后，被德国军医称为“军神”，传为佳话。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颂词，可谓繁多。

连蒋介石也称他：

“论战术之奇，刘伯承数中国军界一绝。”

……

1996年秋，笔者在赣州军分区任司令员，有一天，负责接待的同志告诉我：“刘伯承夫人，住到我们分区的赣州宾馆。”

笔者真是喜出望外。匆匆从外地赶回赣州。

笔者曾在1985年9月，从团长岗位，离职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完成班进修，在两年学习中，听到了太多刘伯承的故事。

当时刘伯承一家，还住在军事学院西南角一个小山头上，山下有一条宽宽的水泥路，通往他的住宅，这条不足1000米的水泥路，两旁长满四季常青的花木，非常安静，这里无车辆通过，行人极少，是散步极好去处。两年军校生活，凡有空闲，笔者都愿在这里流连忘返，有时上下来回走几趟。

听老同志告诉，路的尽头，住的是赫赫有名的刘伯承元帅。

可是，两年过去了，笔者一直未见过这扇神秘的大门开启过。只是在学习中，听教师、特别是时任院长萧克，多次讲述刘伯承的故事。

今天能见到他夫人，真是机会难得啊！

当时赣州宾馆，是军分区第二招待所，平时只接待一般外来的地方干部，军队来赣州的领导，一般都住在分区内第一招待所，笔者当时就决心，把她请到分区内招待所住宿。

谁知，一见面，就碰了个钉子。

老太太只带一个随行人员，出奇的朴实，出奇的慈祥，出奇的低调。

笔者上前给她敬礼，表示歉意，事先不知道她来，一点准备也没有，要求她搬到分区内住宿。

她问了一下笔者的情况，只淡淡地说：

“我就在这里，哪里也不去。这里很安静，很好，不要惊动什么人。”

刘夫人似乎不愿多说话。她告诉我：

“退休了，给伯承还一个心愿，到他战斗过的地方，代替他走一走，看一看。”

在赣州，她住了三天。上午按照她的要求，到指定地方转转，下午一般在招待所休息，饮食也极其简单。慢慢熟了一点，她的话才多一些。记忆中，影响最深刻，她说了这样几段话：（大意）

刘伯承在江西这块土地，有两件事，记了一辈子：

一是参加南昌起义；

一是参加宁都会议。

为什么？当时没有深说。

通过慢慢交谈，才知道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

（有些事，笔者后来从史料阅读，更了解一些细节。）

第一件事，参加南昌起义。

刘伯承称“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笔者从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的原馆长徐巍回忆中，也了解到：

1950年7月10日，时任南昌市委书记黄霖（南昌起义贺龙警卫连长），率领他们到北京，请中央领导给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题词。他们找到刘伯承后，请他题词，刘伯承说：

“南昌起义是我第一次参加领导这么多人打的一场大仗，后来虽然失败了，但经验教训是很多的，对我的帮助和提高很大，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他用了“刻骨铭心，终生难忘”这八个字，表示对南昌起义的记忆。

随后，他写下了：

“在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八一建军节，在人民解放军诞生地的南昌，纪念二十三年来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死难的烈士永垂不朽！”

从刘伯承夫人闲谈中，笔者了解到：

刘伯承，1892年生，重庆开县人。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辛亥革命时期从军，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护国、护法战争，任连长、营长、旅长、参谋长、团长。

1924年10月起，随吴玉章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考察国民革命形势，途中所见所闻，使他坚信了共产党。1926年5月，经吴玉章介绍，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12月，根据党的指示，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参加泸（州）顺（庆）起义，刘伯承任总指挥，由于敌众我寡，起义军坚持167天后，遭到失败。1927年5月，刘伯承带领两名部下，拼杀冲出了包围圈。

为了寻找党组织，他与参谋长韩百诚，参谋周国淦化装成商人，三人经大足、达县、穿越秦岭。

途中有一天，冷不防从半山坡上，冲出一只大老虎，周参谋连忙掏出手枪，对准老虎，刘伯承急忙阻拦说：“不要放枪，老虎也是怕人的，跟我慢慢绕过去。”随即，刘伯承一行机智地躲过了老虎，机敏勇敢化险为夷。

经过长途跋涉，于1927年7月到达武汉，找到了党组织，还被武汉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15军军长。

这时，周恩来临危受命，准备到南昌组织起义，他对刘伯承早有了解，刚刚相见，便邀他作为军事助手。

刘伯承参加南昌起义，没带一兵一卒，是“光杆司令”。

“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南昌起义经历，刘伯承除在1928年在莫斯科写过一份总结报告后，以后也很少提及。

第二件事，参加宁都会议

在江西，另有一件终生难忘的事，是他参加史上有名的“宁都会议”。

南昌起义之后，刘伯承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三年，回国后，于1932年10月到达中央苏区。刚进入苏区，身不由己，便卷入了“土洋”之争，并被作为“洋派”军事上旗帜，推到了“土洋之争”前面。

宁都会议，关于毛泽东去留问题，博古、张闻天、王稼祥“洋派”，坚决主张毛泽东离开军队，争论中，刘伯承投了“洋派”一票，为他一生，留下一个政治包袱，成为终生一个隐痛……

尽管后来，在苏区红军作战实践中，刘伯承认识到对游击战偏颇观点后，认真讨教毛泽东，变中求变，于1934年5月，他发表了《现在游击战要解答的问题》一文，9月10日，又撰写了《到敌后展开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一文，深刻阐述了红军坚持游击战的重要性。为毛泽东军事思想形成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智慧。但“宁都会议”，一直是刘伯承一个政治负担。

对此，夫人汪荣华记忆犹新。

笔者还从刘伯承夫人闲谈和后来从史料中了解到：

汪荣华是16岁参军，1985年离休，享受正军待遇。她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三次过草地，两次爬雪山。18岁，经任弼时介绍，认识了刘伯承。1936年中秋，在长征路上的小镇——甘南，举行了极简单的婚礼。闪电式恋爱，却终生相依到老，一直互敬、互爱、互谅。

在中共将帅中，刘伯承显得有些另类：

晚年不谈亲历战争，不看战争片。

刘伯承最不喜欢别人称他为军神、常胜将军，他说：

他只是一个一直做军事工作的专业人才。

刘伯承也不喜欢别人称他为老总、司令员，他最喜欢的称呼是：“师长”。

他手下杀出赫赫有名三陈：第一位当属陈赓，第二位是陈锡联，第三位是陈再道。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中，都留下许多与刘伯承共同战斗的传奇故事。

刘伯承夫人汪荣华，低调、简朴得这样惊人，笔者心中油然而生敬意。开国元勋的夫人，老红军正军级的老革命的人格魅力，令人敬仰，来赣州视察，只带一名随员，不住地方高级宾馆，却找到条件十分简陋的军分区招待所住食。这是现代人难以置信的事，却是笔者亲眼所见。和当时吃喝成风的奢侈社会现象，形成鲜明对照。

人们常说：夫妻同像，从汪荣华的身上，笔者似乎看到了刘伯承当年崇高的政治风范和令人崇敬的精神风貌……

二、寻觅刘伯承在南昌起义中的“三件事”

1961年9月18日，这一天，晴空万里，清风送爽。下午3时，周恩来来到八一起义纪念馆。

走进会议大厅旁边的一个一套客房，周恩来仔细地望着那些熟悉的陈设，这是南昌起义军事参谋团的办公室，曾多次在这里开会，研究部署军事行动，周恩来说：

“开始参谋团没有人任参谋长，我就指定伯承做，起初他谦虚不肯答应，说‘我怎能领导你和叶挺、贺龙呀！’后来我说：‘一定要你做’，他才担任了这个职务。”

停了一会儿，周恩来又说：

“伯承在南昌起义中是立了功的，他一贯周到细致，作战指挥很有办法。”

刘伯承在南昌起义中，做出了哪些特殊贡献呢？

笔者从南昌起义史料札记的资料中，略举三例。

第一件事：出任参谋长，协助贺龙制定作战计划，并协助贺龙指挥攻打敌总指挥部。

军事参谋团机构，是南昌起义专门负责军事指挥机构，当时成员有：刘伯承、周恩来、贺龙、叶挺、蔡廷锴。（蔡廷锴脱离后，增补邓演达。）刘伯承任参谋长，主持参谋团工作。

周恩来，为什么坚持要刘伯承任参谋团参谋长呢？

史料称，周恩来是当时中共党内高层军事工作最高领导者，但毕竟没有受过军事专门训练，作战指挥，也不是他的专长。临危受命，组织南昌起义，急需一位既有组织大规模兵暴经验，又有丰富作战指挥能力的得力助手。

泸顺起义，是在国共合作的旗帜下，一次重大军事行动，刘伯承任起义总指挥。时任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曾说：“四川的同志，表现非常英勇，革命暴动经验要推广到全国去。”

史料明示：若俄国1905年2月革命，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预演，那么卢顺起义，也可说是南昌起义的一次预演。

刘伯承既有组织泸顺武装起义的经验，又是川中名将，富有丰富作战指挥经验，刘伯承任起义军参谋长，当是最佳人选。

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在江西大旅社宴会厅，召开前敌委员会，宣布前敌委员正式成立，周恩来说：

“我们这次起义是敌人逼出来的，不如此便没有出路。起义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成功的关键在于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在于有周密的准备，出敌不意，攻其不备，一举歼灭南昌的敌人。”

会后，周恩来指示刘伯承，根据前委会意图，去 29军军部，协助贺龙拟定起义计划，并协助贺龙负责指挥攻打敌人总指挥部。

刘伯承是如何完成这一任务呢？

1959年1月，贺龙视察南昌起义旧址，回忆了这段历史。

贺龙首先来到他战斗过的地方——第二十军指挥部，看到一块说明牌，写着：“贺龙同志在此指挥战斗。”贺龙即对大家说：

“这样介绍不全面，那时在这里指挥的，不是我一个人，还有刘伯承和周逸群。那时我还没有入党，他们代表党来二十军工作，帮助了我，改造了部队，这场战斗是我们一起指挥的。”

当日，贺龙在看完话剧“八一风暴”后，在座谈中还说：

“起义前，前敌委员会派刘伯承到我那搞起义的计划，我照办。”[[39]]

在制定起义计划时，刘伯承对南昌形势，首先做了十分冷静的分析，他认为：

南昌城内，敌我军力对比是两万对六千。我占优势；但外围全是敌军，南昌处于一个大包围中，一旦战斗打响，必须速战速决，否则外兵来援，形成包围之势，突围会十分困难。

史料对这一经过，有详细记述：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开完前委会的当天，刘伯承就来到二十军军部。他与贺龙曾在四川并肩战斗，相识已久，这次南昌城重逢，格外高兴，很快就写好了计划。

周恩来看后，让刘伯承征求叶挺的意见，刘伯承与叶挺过去互闻其名，却未曾相识。初次会面，叶挺只是仔细看计划，然后立即把计划退还给刘伯承，始终一言不发。

刘伯承很奇怪，不知叶挺对计划是什么意见，就去问周恩来，周恩来笑着说：

“他就是这个样子，要是不说话就是表示赞成。”

刘伯承一听，不禁笑了。

这个计划，根据朱德提供的敌情地形图，采取以城市中心线为基准，区分作战任务：

贺龙的二十军负责歼灭城西和城外敌人；叶挺24师主要负责歼灭城东的敌人；朱德教导团，主要承担警戒和配合任务。

刘伯承要求起义军，当夜解决战斗。在具体部署上还要求做到：“区分目标，量敌用兵，各个歼灭。”

在具体指挥上，周恩来认为，贺龙的部队尽管有7000余人，但共产党员少，人员成分复杂，作战能力相对较弱，加之敌总指挥部守敌，是朱培德从四川带来的精锐部队，战斗力较强，比较难对付。所以指示刘伯承协助贺龙，共同指挥战斗。

起义战斗，正如周恩来、刘伯承准确判断，叶挺部队不足一小时，很快全歼了守敌三个团；贺龙负责围攻的敌总指挥部的这个团，由于叛徒告密，这里的敌人已有所准备，战斗一打响，他们利用有利地形，龟缩在制高点负隅顽抗，以密集火力阻击起义军，起义军几次攻击都没有成功，攻击受挫。

负责指挥战斗的贺龙和刘伯承，非常着急，如果不尽快解决敌总指挥部敌人，对整个起义军形势十分不利。

刘伯承对贺龙说：

“总指挥，必须想办法把这个大钉子拔掉，我们到前面看看！”

他们来到火线上，发现敌人的火力，基本上是集中在正面，而两侧比较薄弱。

于是，指挥第一师师长贺锦斋，要求他以一部兵力仍从正面攻击，吸引敌人火力；以主力部队向敌两侧迂回，利用民房，占领制高点，以猛烈火力压制敌人，掩护正面进攻。

起义军战士，迅速从两侧迂回，接近鼓楼，用长梯靠在鼓楼上，将机枪架在房屋上，居高临下，狠狠向敌人扫射，顷刻间，据守大门的敌人倒下，起义军从四面八方像潮水一样，冲进敌指挥部，……

又经过三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敌军一部分被歼，大部在后院被团团围住，举手投降。

攻歼敌总指挥部的胜利，标志着南昌起义战斗的胜利。

刘伯承协助贺龙指挥攻歼敌总指挥部，功不可没！

作为起义军参谋长，刘伯承还担负着与江西省委沟通工作。

7月28日，刘伯承来到小校场三益巷，与宛希俨，黄道举行了联席会议。他首先传达了中央关于南昌起义指示，通报了南昌起义计划，希望江西省委组织群众积极配合。

宛希俨，此时是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是日后朱毛会师重要联络人宛希先的胞兄。1925年在武汉任武汉地委宣传部部长，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民国日报》，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就是他主持下首发的。受党的委派，于7月27日来到南昌，出任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负责配合并发动民众支援南昌起义。

7月29日，中共江西省委根据刘伯承的指示，在松柏巷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召开省、市党、团、骨干分子会议，布置了组织民众迎接起义的工作。

南昌人民对南昌起义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二件事：在南征重大军事指挥的决策中，刘伯承领导参谋团，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

例一：选择南下行军路线

南下广东，夺取东江，占领海口，建立革命根据地，是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既定方针。行程数千里，前有敌人阻击，后有追兵拦截，选择行军路线，是实现南下目标的关键。

8月1日晚19时，参谋团会议在二十军军部召开，会议由刘伯承主持，他首先发言说：

既然先取东江，次取广州的战略已定，行军路线，便有两条可以选择：一条走大路，沿赣江南下，取道吉安、赣州、韶关，进入广东，最后攻占惠州，进入东江地区；另一条走人烟稀少的山路，经临川、会昌、寻乌，直接进入梅县。我的意见，赞成第二条路。

接着他详细地分析了各自的利弊。

会议展开了激烈争议。主持会议的刘伯承，根据大多数人意见，宣布了走小路。

这一决定，尽管后来也遭到中央及不少人的指责，但从实际看，走大路虽然是富庶地区，却是敌军重兵驻扎的地区，走这条路，势必陷入腹背受敌的苦战之中。沿赣东方向走小路，尽管路难走，崎岖难行。但赣东敌军兵力薄弱，而且沿赣东南下广东，可直取东江。

实践证明：最后按照刘伯承提出的方案，走小路，除会昌遇敌阻击外，一路基本无敌情，尽管也遇到不少困难，但最终按照中央要求，实现了占领潮汕的第一步目标，迎来了“潮汕七日红”的胜利。

起义军后来遭到重兵围剿，起义主力受挫，起义军被迫撤离潮汕，那是中央战略决策的失误所造成的恶果。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

8月31日，刘伯承从敌人遗留的文件和报纸上，发现二十军参谋长陈裕新宣布叛变的通电，南征目的和进军路线已完全暴露，刘伯承立即向周恩来建议，召开了参谋团会议，做出改变进军路线的决定。

起义军遂重返瑞金，改道长汀、上杭进东江。这样，既避开沿途驻有重兵的阻击，而且可顺水沿汀江而直下韩江，使用船只运送伤员和战利品。此举尽管后来也遭到中央通报指责，但是，客观上为顺利到达东江，创造了有利条件。

例二：作出三河坝分兵的决策

9月5日，起义军进入长汀，再次会商攻取东江计划。参谋团作出，被后来许多人批评说：起义领导集团的一个重大失策——三河坝分兵决定。

三河坝分兵的方案是：

起义军进入广东以后，由朱德率领教导团和二十五师二千余人，留守三河坝，牵制和防御从梅县、闽西来犯之敌，配合贺龙、叶挺主力进占潮汕作战。

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等率起义军主力第二十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则继续南下，先夺取潮州、汕头，作为革命委员会所在地，以求得给养和弹药的补充，而后前出揭阳，抢占东江地区有利地形，再经揭阳，出兴宁、五华，攻取惠州，占领广州。占领潮汕后，首先与东江各地农军取得联系，先敌占领汤坑有利地形，准备迎击来自河源之敌。

这一方案的核心，是尽快占领潮汕，占领海口，一是求得海上苏联的援助；二是寻得先敌之机，抢占有利地形。

这一决策，被后人称为“悲惨决策”，许多人都把起义军潮汕失败，归结为三河坝分兵。

其实，后来情况的发展，并非起义领导人当时所料：共产国际的援助，化为泡影；起义军占领潮汕后，军事领导人，“留连潮汕繁华”，把抢占有利地形的方案，搁置一旁……

刘伯承在《南昌暴动始末记》中写道：

“如果我军照预定计划在潮州不停滞，即一齐向揭阳、汤坑前进，二十七日即可在梅江与三河坝之第二十五师联同作战，乃事实大谬不然”……今天看来，真是可惜、可惜，刘伯承的神算落空……

实际情况是：

当我军攻占潮汕以后，钱大钧率三个师的兵力，正向三河坝进发；李济深则指挥重兵从河源向汤坑方向急进……

如果起义军占领潮汕后，按照三河坝方案，迅速前出汤坑方向，抢占有利地形，赢得先敌有利时机，战斗的结局，绝不会出现陷入重兵包围之势……

可惜，起义军后来的行动，并没有按照刘伯承三河坝决策方案行动。到了潮汕，流连城市的繁华，强调部队的补充和休整，部队迟迟未集结前出。在得知汤坑方向有一千敌人行动时，方才开始向汤坑方向前出……

（此时，汤坑方向，实际敌人是4个主力师，并占领有利地形严阵以待。）

起义军27日凌晨，才开始向山湖、汤坑方向挺进……

许多史学者对三河坝分兵的指责，笔者认为：这是对三河坝分兵决策意图的误读。

    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 刘伯承对三河坝分兵的解释是：

“军事是根据政治决定的，由东江取广州是党于事前由政治决定的。广东方面工作已根据这一决定有相当之准备，所以无人提及此问题以外事，且在当时兵力太弱，迫切需要在兵员补充，欲其速得，不能不望之联合于东江农军。故必速到东江。在事后看，就到漳州谁也难料敌人不立即来福建作战。不过我起初估量广东调来东江与我作战敌军只有1万左右，这是失之于小，估量东江力量能积极地阻挠敌人，牵制其若干兵力，这是失之过大，这都是我们的错误。”

刘伯承这里说到，到三河坝分兵，是从政治需要这个大目标，是尽快实现共产国际、党中央夺取东江、占领海口的大政治目标的实际需要。

刘伯承事后坦称，其失误在两点：一是对敌人判断失之过小，以为只一万左右；二是对东江农军作用，失之过大，以为东江农军能起阻击敌人，达到牵制敌人作用。

刘伯承对指导战斗的失误，襟怀坦然，光明磊落地检讨，令人敬仰。

笔者认为，起义军进入广东，造成被动的主因，在于对敌情不明，在于侦察情报工作失误；也由于起义军，未能按刘伯承的计划，迅速前出占领汤坑一带有利地形。

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央作出的南下战略，违背了当时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

在暑热的八月，一支既无兵力支援，又无后勤保障的起义军队伍，千里之遥，孤军深入，失败当是迟早的事……

把潮汕失败，归结于三河坝分兵，是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树林的片面思维。

况且，潮汕失败后，也正是由于三河坝分兵，恰恰保留了三河坝一部分兵力，才使起义军主力在潮汕被打散后，留下了这一支力量，为朱德率余部上井冈山，创造了条件；为后来红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如果不是这样，潮汕失利，很可能全军覆没，南昌起义军火种，也很可能难以保留。

从战略发展上看，三河坝分兵，也许正是周恩来、刘伯承的战略先见之明呢！

例三：会昌战斗、汤坑决战，刘伯承不仅为起义军制定作战方案，提出正确建议，而且一直与一线指挥员贺龙、叶挺，战斗在一起，紧随其旁，不时为他们提出积极建议。

略举两例：

据阳翰笙回忆说：南昌起义时，我在叶挺部队搞政治工作，目睹了许多场战斗。会昌战斗，我同刘伯承和叶挺站在了一个靠近敌人山头上，敌人的子弹簌簌打来，但叶挺和刘伯承，一直靠近在距敌人很近的一个小山坡上，指挥战斗。刘伯承当时就笑着说：“我见过的指挥员很多，没有谁像叶挺那样沉着坚定。”

这是刘伯承和叶挺共同指挥会昌战役的真实写照。

另外，据史料称，汤坑战斗，刘伯承一直和贺龙、叶挺战斗在第一线。

汤坑战斗，激战至9月29日的天明，起义军伤亡2000余人，其中第二十四师伤亡过半，弹药已消耗大部分。叶挺气坏了，他要出这口气，还要继续再打。……

这时，刘伯承坚决不干，经过一番争论之后，才决定当晚就撤出战斗，返回潮州。

从后来得知敌人越打越多的情况看，如果坚持打下去，结局很可能是起义全军覆没。

刘伯承在起义军南下，诸多军事决策中，不负众望，极有远见。

参谋团很快为起义军军事指挥中心，为夺取几次战斗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伯承素以“深思断行”为座右铭。笔者从史料中看到，在汤坑战斗前，召开的参谋团会议上，在大家都沉浸在胜利欢乐之中，他以军事家敏锐眼光，在会议中指出当前形势严峻，他认为：

汤坑之战，是起义军生死存亡之战，胜则可以摆脱当时困境，败则无法在潮汕立足，后面进攻广州，都将成为梦幻。

但是，当时不少高层领导人，被占领潮汕的胜利冲得飘飘然，加之情报失误，认为当面之敌，只有一千余人。（后来才发现，不是一千，而是一万五千，是起义军三倍。）

在揭阳召开的参谋团会议中，在研究汤坑战斗部署时，刘伯承推了一下眼镜，极深沉地说：

“目前敌人正向我们包围过来，而我们就在汕头潮州停了下来，况且要求24日就要集中到揭阳，可事实上如今是27日了，还未全部到达。我们这样耽误时间而失掉有利的阵地，丧失有利战机而陷入被动。而且，我们对当面之敌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

遗憾的是，他的话当时并没有引起高层领导重视。

（刘伯承在长汀提出针对李济深的作战方案，大家在讨论中，早已搁置一旁。原因后来在他向共产国际报告中作了详述……）

当时，叶挺则很乐观，很坦然，说：

“不要多研究了，明天一早就开拔，还是二十四师打前阵。敌人虽然是以逸待劳，熟悉地形地势，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南征以来几仗，钱大钧、黄绍竑可以说都是我们手下败将，我们定能发扬攻克会昌的战斗精神，夺取胜利。”

贺龙则说道：

“我服从前委的决议。”

贺龙抽着他的烟斗，一直没吭声，在他看来，一千多敌人，不过是小菜一碟。

可是，谁也没想到，当时的情报是错误的，一万五千之敌，正向起义军三面包围而来……

一个是坐失良机，一个是情报不准。潮汕的失败，在所难免。

具体情况是：

在10月27日下午，二十四师和小股敌人接触，就“乘胜追击”，叶挺见敌人就猛攻，必欲吃掉而后快。

打败了王俊的一个师，打跑了薛岳的一个师，陈济棠率领战斗力很强的第十一师又接上来了……两天之内，竟然打垮了对方三个精锐主力师。这恐怕不是用一般道理能说得清楚的。

然而，起义军也在一点一点消耗掉，敌军却越打越多……

后来情况发展，正说明刘伯承预料的正确……[[40]]

这一惨重教训，刘伯承在莫斯科写的报告，已有总结：

“有些搞政治工作同志，忽视军事斗争的重要性，说军事不成问题，只看政治主张如何。而武装斗争的同志大多感到两月长途辛苦，一见繁华的潮汕，不免有流连休息念头。”

痛定思痛，刘伯承这位杰出战略家，对汤坑战斗战前一番话，是刘伯承料事如神的一个鲜活例证。

如果当时，大家都能理解刘伯承那番担忧的意思，按刘伯承作出的“迅速前出占领汤坑有利地形”的计划，去执行，去落实，也许“潮汕七日红”的谢幕，不会来得如此匆匆……

第三件事：为起义军总指挥部适时撤离汕头，作出重大贡献。

潮汕主力失败，起义军领导在四面敌人围困下，却“一个没抓，一个没杀”，其中缘由，除当地党组织的掩护作用，周恩来的临难不苟，负重战危，妥善组织撤离，把控大局的领导能力外，刘伯承在潮州失败后，与周恩来果断作出从汕头撤离决策，起了关键作用。

起义军主力在汤坑战斗失利，于9月30日上午向揭阳方向撤退。

9月30日上午9时，黄绍竑的先锋部队2000余人，正绕道插入起义军后背，已经摸到潮州城上。而周逸群守城部队不足700人，由于忙乱和兵力太少，潮州失守已成定局。

黄绍竑的如意算盘是：计划在潮州得手，后再攻击汕头。

然而，谁都没想到，起义总指挥部，却在黄绍竑部队到来汕头之前，早就撤走了……

起义军总指挥部和革命委员会的提前撤出，参谋团果敢决策是关键。

据周恩来参观南昌八一馆时所说：

“记得前方战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个意外的故事，那天我打电话到汤坑去找叶挺，接电话的却是敌人黄绍竑的部下，他们把我误认为是自己人，要我赶快搞几十个车皮去，我才知道前方形势不好。我应付他们说，马上派。放下电话，就把所有车皮都扣下，连夜开会决定转移。”

当时的情况是：参谋团从日前海上敌人进攻和这个意外电话的提示，判断敌人陆路进攻主力，已经逼近汕头。

当时即在刘伯承主持下，召开了参谋团会议。

参谋团认为潮州失守，汕头更无险可守，守城兵力不足一个团，前面面临大海，后面是众敌围攻，处境十分危险。于是，果断作出了当夜撤离汕头的决定。

史料称：参谋团的决定，挽救了起义军领导和机关，就当时潮汕情势而言，哪怕晚一天，起义军总指挥部能否走脱，都成大问题。此时谭平山、张国焘、张太雷、恽代英、李立三、郭沫若等几乎全体重要领导都在这里，要是等到黄绍竑大部队袭来再走，情况真是不堪设想！

当晚，参谋团作出主动撤离决定后，起义军总指挥部人员，于9月30日深夜至10月1日凌晨，冒着夜色，匆匆开始撤离。

南昌起义总指挥部，革命委员会等众多重要人物，从此开始被迫走上四处奔波的艰难历程……

至10月3日，抱病中的周恩来等率革命委员会和总指挥部机关及从前线撤下来的主力部队，在普宁县流沙镇会合。在流沙天后庙里，召开最后决策会议。

会议从政治军事上，总结了南下失败原因的教训，同时决定贯彻执行中央命令：重要干部和文职人员经海路撤离，武装人员经云落北去，与当地农民运动结合，坚持长期斗争。

刘伯承与贺龙、林伯渠、吴玉章、彭湃夫妇一起到达陆丰县，从神泉港乘船经香港转赴上海。

1927年11月，刘伯承等人从上海乘一艘苏联货船，直达海参崴，转道莫斯科，进了苏联伏龙芝高级军事学院。

刘伯承从7月27日到达南昌，至10月3日流沙会议后撤离转移，在参谋团近两个月的军事指挥决策中，功勋卓著，堪称我军历史上第一位参谋长。

三、学习《南昌暴动始末记》的思考

《南昌暴动始末记》一文，是刘伯承1928年刘伯承到达莫斯科后，在伏龙芝军校学习期间，向共产国际写的报告。距离起义时间，不到一年，作为起义军的参谋长，对起义中战斗的组织发动都记忆犹新。

报告约10500字，分南昌暴动之前、南昌暴动、由南昌到广东、结论等四个部分，文后附有敌我兵力概要表，革命委员会人员名单，军事指挥人员名单。由南昌到广东的军事简要表，刘伯承的惊人记忆力，还具体体现在文中列举南下经过的22个地点，每个地点的到达和离开时间，双方军队番号，战斗情况与结果等记得清清楚楚……

应该说，研究南昌起义，不研读刘伯承的报告，实属遗憾。那些事后诸葛亮对南昌起义种种评说，如果潜心读读这份报告，必定会豁然开朗，大吃一惊，啊，南昌起义，原来是这样的！

人们常说，“不以成败论英雄”。自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至1927年10月3日，沉痛的流沙会议，就这一段历史说，刘伯承向共产国际递交的《南昌暴动始末》报告，是南昌起义主力失败痛苦的沉思的结果，是当时他对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展望的结晶，是心底那种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奋发图强激情的表露。

俗话说：没有苦难，没有坚持，就没有激情。

毛泽东说：“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刘伯承正是在中国革命面临最黑暗、最失败、最无望的时刻，内心仍有一杆胜利旗帜在呼啦啦飘扬。

《南昌暴动始末》报告，是刘伯承为中国革命在历史上留下的一份宝贵财富。

第一、报告深刻揭示了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客观分析了发动南昌起义的历史缘由。

报告开头第一句话：

“南昌暴动，是中国无产阶级夺取领导权在历史上的第一页”。

报告在讲述南昌起义政治、军事形势后指出：

“自蒋介石叛变，在各处上演屠杀案之后”，在“武汉政府也随着南京变成屠杀工农机关”之后，深刻揭示：

“南昌暴动好”的结论。

指出南昌起义，是国民党反动派“逼”出来的结果。

史料称，刘伯承在南昌起义南下途中，一次部队在竹林里休息，他到二十军教团巡视，大家请他讲述从泸顺起义到南昌起义的经历，他说：

“一切革命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都是逼上梁山，我从四川被逼出来，现在又从南昌被逼出来，逼到了革命的最前线。”

一个“逼”字，何等深刻揭示了南昌起义的伟大意义。

今天，当年轻人漫步南昌八一广场，在八一起义纪念碑下，有不少人会提出这样一个简单问题：

“当年为什么要举行武装起义？像西方那样开议会不行吗？”

有的甚至说：

“打仗你死我活，死的都是中国人啊！”

在庆祝建军90周年，有人在网上发言：“南昌起义是不该响起的枪声”，“南昌城并无敌人”等。

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时，还有人发文假设：

假如没有辛亥革命，清朝维新派获胜，中国将和日本一样强大，甚至超过日本几十年……

有了质问，就有了思考。

南昌起义是一部红色的史书，《南昌暴动始末记》一文，当是一部红色历史教科书。《南昌暴动始末》，忠实地记录这段历史，90多年过去了，很多故事的细节，让人慢慢淡忘，或不解，甚至曲解。报告真实地记录了起义的史实。

历史毕竟是历史，刘伯承报告中也坦言：南昌起义——

“可惜，是失败了”。

笔者对此认为：刘伯承参加南昌起义，只经历了“南昌暴动——潮汕失败”这一阶段历史，当起义军余部，在朱德、陈毅率领下，“以非凡的英雄气概和革命胆略，冲破千难万险，为保留革命火种，继续高举南昌起义所开创的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旗帜，为改造旧式军队和建设无产阶级的新军队，为实现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率领我们登上井冈山，与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胜利会师”（粟裕语）而进行伟大的实践时，刘伯承此时，已远在莫斯科，对南昌起义余部在千里转战的历史，没有也不可能清楚，撰写此报告时，他作出起义的是“失败”的定论，除当时党中央、共产国际的明示外，还有一个对后面情况不了解的因素。

正如他从莫斯科到学成回国，来到中央苏区，在“宁都会议”上投了“洋派”一票，并著文反对毛泽东游击战思想，造成终身遗憾一样，正确的认知来自实践之中。后来尽管他从实践中，认识了毛泽东游击战的正确，勇敢站出来反对洋人李德的瞎指挥，甚至不畏遭到撤职处分，但仍然坚信毛泽东游击战思想伟大，并为之奋斗一生。

刘伯承是“有古名将风，为国家不可多得的将才。”（朱德语）

刘伯承同志“是我党我军的大知识分子，大军事家，他的军事指挥艺术和军事理论造诣，在国内外屈指可数。”（邓小平语）

刘伯承对南昌起义历史意义的总结，是我们开启研究中共武装斗争历史大门的金钥匙，为我们认识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重要性提供了基本指南。

第二、报告深刻精辟揭示了政治与军事关系，指明了起义军南下广东的政治背景。

报告中指出：“军事是根据政治上决定的，由东江取广州是党于事前由政治上决定。”

这是今天我们解读南昌起义军，为什么要南下广东，为什么要冒着炎热，冲破阻力，去东江建立根据地，占领海口的重要的政治背景。

共产党人基本觉悟，是听党指挥。刘伯承等老一辈革命家抛弃高官厚禄，来南昌参加起义，是听党指挥的政治自觉，南下广东，自然也是起义领导人听党指挥的需要呵！

因为南下广东，是莫斯科的决策，是中央既定方针，“军事服从政治”，南下广东，正是这一政治的需要。

今天看来，这一决策无疑是错误的。

造成这一决策失误的原因，是党还处于幼年时期，根本缺乏武装斗争的经验，特别是当时中央方针决策，是一切听“洋人”指挥。

别说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的失败，若干年后，到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国土地革命战争，仍然是听洋人指挥……造成革命根据地的丢失的惨重损失，不得不进行25000里的长征的深刻教训，血染湘江的悲惨历史，人们今天应记忆犹新。

当然也有例外，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开始连打败仗，不足20天，队伍几千人，减少到几百人，他审时度势，作出放弃攻打长沙的决策，率部走向敌人薄弱山区，最后开创了井冈山革命道路。

朱德、陈毅也是如此，同在毛泽东在井冈山安家之日，1927年10月7日，召开茂芝会议上，冲破了原来方针的束缚，作出“北上西进”决策，开始上山，开始打游击战，使南昌起义军，从面临溃散之势，重获新生，走上了以农村为中心的武装斗争的道路。

坚持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过去、今天、今后，应当是共产党人的活的灵魂。刘伯承对南昌起义主力南下失败的教训，作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总结，它为我们解读当年中国革命应如何“搞”，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借鉴。

第三、科学分析了南下失败的经验教训，为人民军队建设、土地革命战争提供了可贵借鉴。

（一）报告鲜明指出加强党的领导的重要性。

报告中指出：“我们的党，无论何时要有精密的组织，威严的权力，才能领导一切，而于暴动时尤然。”

“党的纪律亦其松懈，统为不明，权力不聚，责任不专，已失掉了领导暴动的重心”。是起义军失败的根本原因。

史料表明，南昌起义军撤离南昌，对旧军队未加以政治整顿，军纪作风整理，就匆匆踏上南征之路。

起义后，部队尽管建立了师、团党支部，连队建立了党小组，但组织并不完善，党组织覆盖面也太小，政治工作制度也极不完备，造成行军中，第十师师长蔡廷锴脱逃，第二十军参谋长陈裕兴叛逃，给起义军造成极大损失。

当时，“军心大为动摇，逃走极多，仅行军3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遗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完全丢尽，大枪弄丢了几尊，逃跑及病死的将士士兵将近四千。”（李立三语）

应该说，南昌起义初期，在军队初步建立了党的基本制度和原则，这是南昌起义一伟大创举，具有划时代意义，但党的领导的薄弱，也是起义军主力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

朱德、陈毅正是吸收这一教训，在部队极其混乱和困难之际，利用时机，开展“赣南三整”，使起义军重获新生。

习近平曾说：“朱德同志从一开始就注重思想建军、政治建军，他领导南昌起义余部进行‘赣南三整’，在部队建立党支部，实现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

这是习总书记对南昌起义深刻的总结。

刘伯承在报告中对加强党对军队领导的初步总结，透视了这位伟大军事家的政治智慧和远见，刘伯承关心对加强军队领导的总结，至今仍不乏指导意义。

（二）报告对人民军队建设诸多方面问题，作出深刻反省。

首先对战役战斗作战指挥方面不足，作出了分析。

在瑞金，两战皆胜，均是歼敌一部，自损不小，仗打胜了，敌人却跑了，深感“军事人才之缺乏”。

刘伯承报告中指出：

壬田作战，由于叶挺部队未能依定时完全到齐，造成击溃战，“敌人未被歼灭”；对会昌战，“剩得三千人，向南逃窜”，因“贺龙所任攻击的一方面，未照预定计划由瑞金派出兵力，”未对敌形成包围之势，而造成后果。

两战皆捷，却都造成自己不小伤亡，而敌人却“不能歼灭”，这是不会打歼灭之痛。

他分析说：

“暴动时已感觉军事人才之缺乏，这次战争伤亡更感觉缺乏万分了。”“我们的党，平日少有准备阶段的武装，党员军事人才非常缺乏”的问题，是造成战役战斗指挥失误，敌人没有全歼，而自己伤亡不少的根本原因，这是不懂歼灭战造成的恶果。

对军事指挥，缺乏严密纪律性，报告也做了深刻检查，他说：

“作战指挥是要统一，命令是要厉行”，“这次暴动，军事上进行，事实上，可以说谁也不能指挥谁，完全是友谊的协商进行。”刘伯承指出，没有纪律的部队，“如何能说作战”？指出了加强纪律建设的重要性。

对于战役战术指挥上的错误，在萧克主编《南昌起义》一书，有更明确的总结，书中写道：

“起义军南下时的壬田战斗，没等迂回部队到达，而以优势兵力从正面冲击，虽然打垮了敌人，但没有歼灭；会昌战役，将二十军主力留在瑞金作总预备队，前方兵力不够，总预备队置于无用之地。”等等……

南昌起义对战役战斗指挥失误的总结，已说明刘伯承已在打歼灭战方面，有了实战的体会。

此外，对作战信息掌握，情报工作，做了深刻检讨：

“这次估量太差。”“此次估量敌人力量，何以太小？是谍报的罪过。此次估量自己农民的力量，何以太大？是我们不认识不切实的罪过。”

报告还对政治宣传工作，“不甚努力”做了检讨，指出“组织农民，但到一地宣传，亦需努力为之。”报告中特别指出：“贺龙军内部政治影响亦嫌薄弱，这也是政治工作人员不甚努力之表现。”

当年的刘伯承，真不愧为军事政治全才。

• 报告对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结合不足，作出了透彻的检讨。

报告中指出，“农民其意重在本乡中寻得土地，愿意从军出征者少。”是我们“未把我们土地革命的口号彻底拿出来，农民未能充分起来一齐奋斗”，是失败的“主要原因。”

报告中还指出：

“因为我们既将土地口号提错，农民力量当然减少，如农民在夺土地之时，确能奋斗，但不能就未编练之农民对敌正式作战。南昌暴动时，尚有望未编训之农民，正式作战者，这是何等不认识哪。此时农民本可以扰乱敌军的，因计划不周，组织不好，联络不实，而收效甚小”。

刘伯承连用三个“不”字，检查了起义军没有将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教训，何等深刻！

毛泽东曾深刻指出：“中国的民主革命，实质上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中国的革命战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

实践表明，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在于动员农民，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把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结合起义，是中国革命的必由之路。

朱德率起义军西进，在湘南暴动，从“插标分田”做起，几个月内把农民武装斗争的烈火，燃遍十几个县区，被粟裕称之为：我们党领导的农民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典范之一。它是当时条件下，正确引导湘南广大农民群众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开辟了大好的革命新局面。

刘伯承独具慧眼，在报告中，极有远见地分析了南昌起义中，土地革命与农民运动结合不足，是起义军造成失败的“主要原因”。为当时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运动，推动土地革命战争发展，提供了可贵的借鉴。

（四）报告对起义军后勤保障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孤军深入，无后勤保障，是起义军主力失败又一重要原因。

汤坑战斗，激战两天两夜，敌人越打越多，而我军已无兵力物力投入，在两军对峙之中，我军无力再战，被迫悄悄撤出战斗，导致潮汕整个局势的扭转。

报告指出，“军队运动之迟缓，一切设备之无办法（如部队衣被等事）”，“我们都感觉这个问题困难。”“筹得之款甚微，不敷用度。至瑞金后，越感困难，影响于行军迟缓。”后来，“成立一个战时经济委员会，由各负责同志共同组织起来，成立数日，即遭失败，成绩无所表现。”“款项支出影响了军事。”

报告中指出：

“财政本应该在剥夺地主上，坚持精密的计划，与毅然决然的实行，才能够供给需要”。起义军恰恰在“普遍派款”与“新的向剥削地主勒款两办法之间举棋不定，款项支出影响于军事”。

深懂兵法的刘伯承，对战争对物质依赖的重要性，早有认识，此报告中对后勤保障分析进一步说明：主力潮汕失败，兵员、物力保障不足，是起义军主力艰苦奋战而不能胜利中重要原因之一。刘伯承的分析，为我军以后后勤保障建设，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

总之，报告对起义军主力失败的分析，是我军武装斗争和人民军队初期建设，是一个全面深刻的总结。但基于当时中国革命，仍处在左的路线的指导下，指挥权和领导权，仍在莫斯科的掌管之中，面对敌强我弱的形势，乃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认识。中国革命整个全局，仍然处在以城市为中心，以正规战为主要形式的指导之中，中国革命斗争仍处在斗争、失败、再斗争的苦难探索中，刘伯承对当时武装斗争形势分析，对南昌起义几次战斗的总结，也未能走出当时党的方针的束缚，一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也难免带着时代的烙印。

须知，革命斗争，并非一挥而就，中国革命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斗争的道路，是经历了多少人的流血牺牲，艰难奋斗而总结出来的；是在毛泽东，朱德等一代伟人领导下，从井冈山革命斗争的长期实践中，才慢慢领悟出来的真理。

俗话说：问题是带领人们走出困境的最好向导，危机是教育人们创新创造的最好老师。刘伯承所作《南昌暴动始末》，主题是讲问题，讲教训，有些方面似乎过于严厉或苛求，但作为一名身经百战的川中名将，极有军事天赋的军神，目光聚焦是“胜利”两字，是如何使中国革命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远大目标。

笔者由于“水平有限，资料有限”，学习心得可能是挂一漏万，今天坦呈这些心得，意在得到读者帮助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