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军旗下的沉思

  一一南昌升起的军旗，是怎样插到井冈山的？

 

                    导语

 

1949年6月15日，以中国人民革命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的名义，发布了《关于公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军徽样式》命令。命令中指出：

军旗“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以来，经过长期奋斗，正以其汕烂的星光，普照全国”。[[1]]

军旗，是军队的象征，誉称军魂。军旗也是军人勇敢和光荣的象征。笔者在自己军旅生涯中，无论是顺利还是挫折，军旗，都给予了我前进的力量。

凝望军旗，总有一种浮想：

第一面军旗是怎样从南昌城头升起？

又是怎样插向井冈山的？

 

    一、第一面军旗，在南昌城头升起

——说说打响“第一枪”的那些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在朱日和沙场阅兵讲话中，首先说：

“90年前今天，南昌城头一声枪响，中国诞生了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2]]　

第一支“新型人民军队”，自然，这支军队打的旗帜，堪称人民军队第一面军旗。南昌被誉为“军旗升起的地方”，南昌人民应以此引以为豪。

萧克同志在参观八一起义纪念馆时说：

“你们应该把八一起义宣传到深入人心，要让每一个市民都熟悉那段历史，这样他们才会为生活在这个英雄城市而感到骄傲。”[[3]]

翻开南昌起义画册，人们会惊奇地看到，震惊中外的“第一枪”，旗开得胜，出人意外的顺利……

（一）起义打响之前

南昌起义，是人民军队诞生后首创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尽管起义准备时间十分仓促，起义战斗却出乎意料地顺利，关键在起义领导人根据特殊的条件，采取了一系列特殊办法：

1. 设置了特殊的指挥体系，充分发挥了军事指挥员的指挥才干。

基于贺龙在20军特殊地位（自师长以下莫不视贺氏为之神人）[[4]]及20军的特殊情况，（共产党员少，成员复杂）。任命了当时不是党员的贺龙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不仅有利于20军的稳定，更有利于发挥贺龙军事指挥才能。

任命了既有组织大规模兵暴经验，又有丰富作战指挥能力的刘伯承为参谋团参谋长，这充分体现周恩来知人善任的政治智慧，军事参谋团是起义军最高军事决策、指挥机构，成员有周恩来、贺龙、叶挺、蔡廷锴等，刘伯承开始出于自己声望和资历，不肯担任，经周恩来一再做工作才答应下来，由于刘伯承一贯周到细致，作战指挥很有办法，充分发挥了参谋团在起义中组织指挥的作用。

起义中，周恩来把刘伯承派到贺龙指挥部，协助贺龙一块制定作战计划和指挥战，体现党对起义指挥的绝对领导。

贺龙和刘伯承，在接受任务时，尽管都感到尴尬，但实战证明，这是周恩来用人智慧的生动体现，既弥补他本人对军事指挥不是专长的不足，又使贺、刘的军事才华，得到充分展现。

2. 适应特殊条件，作出了特殊的作战部署

城内守敌6个团，分别为3个军的建制，南昌守敌总指挥朱培德及师以上军官，都上庐山疗养；加之敌我双方同属北伐军系统，官兵中有的还同是黄埔军校同学，作战条件十分特殊，所以起义前侦察敌情等准备工作，多采用会朋友、访友军等名义进行；区分作战任务则采取“分片包干，量敌用兵，各个围歼”的方法，将敌人6个团的攻击任务，落实到具体单位。

战斗打响前，各部于31日晚以移防、以打野外等名义接近敌军营房，进入预定位置，达到出敌不意，攻其不备效果。

3. 利用朱德在滇军中影响，设宴拖住两个团长

守敌6个团中，除总指挥部警备团外，战斗力较强的属滇军第3军的2个团，前委利用朱德在滇军中的威望，密令朱德，在起义当天下午，以请客为名，把两个团长拖住。直至深夜，后因叛徒告密，两个团长才匆匆赶回营房。朱德为起义首建奇功。

当年参加起义的萧克同志说：“朱德同志拖住这几个守军军官，为解除第3军两个团的武装创造了条件。”[[5]]

4. 果断处理意外情况，确保战斗准备有序推进

起义准备，可谓一波三折。战斗打响前，发生两件意外事件：

一是第10师与贺龙部打起来了。因驻地矛盾，蔡廷锴的10师与贺龙教导团，发生纠纷，第10师部队不仅打死贺龙部队1名军官、1名学生兵，还抢走贺龙教导团军马。顿时闹得十分紧张，（第二天武汉报纸大肆进行了宣传。）指挥部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及时平息了风波。

蔡廷锴因参加庐山会议，于8月1日8时赶到南昌，周恩来亲自主持，贺龙、叶挺和蔡廷锴一起，商议了处理办法，使事态很快得到平息。

二是贺龙部一名副营长向敌人告密，造成了起义准备工作的被动。

朱德得知走漏消息后，立即赶到贺龙指挥部通告贺龙，周恩来果断作出起义提前两小时的决定，起义军作出了应对措施。

叛徒告密，尽管给起义军带来一些麻烦，但起义军做到敌变我变，使起义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推进。

5. 为了应对意外，组建贺龙手枪队

据贺晓明著《贺龙的1927年》一书披露，贺龙在1959年一次谈话中，说到手枪队一事。贺龙说：

总指挥部“楼下右边房子是手枪队、警卫连。实际上是有两个手枪队，一个步枪队。”[[6]]

据手枪队队长陈昌儿子陈龙狮，写文章说：

我父亲名叫陈昌，他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

1927年，陈昌在国民革命军任职，他被上司引荐给贺龙，说他人品好，非常忠诚，武功了得，还会玩双枪，一手好枪法，百发百中。于是陈昌20岁便任上尉侍从副官，负责保卫贺龙安全。南昌起义时，贺龙为了确保指挥部和起义将领们安全，特组建“手枪队”，以便紧急时候调用。

贺龙手枪队，每人配双枪，从全军调选军事素质极高人员，成为起义军一支特殊的神秘部队。

战前的南昌，气氛越来越紧张，起义准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秘密进行着……

（二）起义枪声响起

南昌城头的枪声，已经越过了90多年了，起义战斗的烽火早已渐行渐远，掀开那一幅幅尘封的历史照片，展现在我们眼前那震惊中外、壮烈的战斗画面，宛如一座座警钟，无时不在撼动我们的心魂……

1. 打响第一枪的时间和地点

《南昌大事记》1927年8月1日条下记道：

“八月一日，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等革命领袖率领北伐军三万余人举行武装起义。起义是31日夜12时开始，至黎明6时许顺利结束，消灭朱培德约一师人，占领了朱培德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江西省政府、卫戍司令部等主要机关。”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所整理的《八一起义》介绍中说：

“7月31日晚上，……将近半夜两点钟的时候，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同志，率领了北伐军3万余人，在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全城内外响起一片激烈的枪声。”

当时参加战斗的袁也烈（营长）在《“八一”的枪声》一文，却写道：

“时间过得真慢，好容易到了午夜1点。这就是历史意义的8月1日！战士们自动把枪拿在手里，刺刀装在枪尖上，子弹袋捆在身上，等待命令。”

“呯！呯！呯！城内某处清脆地响了3枪，这是指挥部的信号。这里一声喊：‘冲！’部队随即像流水一样冲进营房去。”[[7]]

……

周恩来说：起义是在12点以后，贺龙同志记得清楚。

贺龙则说：

起义是11点半，在我的指挥楼上打号音（吹军号）作为信号。

笔者认为，这枪声打响的时间，应是凌晨1时以前。因为袁也烈是一线指挥员，对这个时间，是铭刻不忘的。

张侠在《南昌起义研究》一书中，对起义第一枪打响的时间和地点做了翔实考证。他在书中写道：

   预定在8月1日凌晨2时打响，谁知又发生了意外情况。

过了12时以后，省政府大院内突然传来一阵喧闹声，此时传达室老工友辜德元，被屋外叮叮当当的武器磕碰声惊醒，披着外衣出来一看，见是府卫队百八十人，全副武装。就问带队连长：“深更半夜，你们这是做什么？”连长不耐烦地告诉他：“没你事，我们是去打野外！”他们已经知道叶、贺要组织起义，省府卫队慌了，想从省政府民政厅后面溜走。

当后门打开后，一队黑黢黢的队伍从里面出来，很快被20军巡逻哨发现，连忙拉响枪栓，喝问口令，两边的口令当然对不上，接着两边就对射起来。到底是省府卫队士兵先开第一枪，还是贺龙部队士兵先开第一枪，这事谁也说不清。

但缔造了一个崭新军队的暴动，就从这样一个小小的局部遭遇冲突中，首先打响了！

枪声就是命令，江西省政府后门传来的枪声，恰似早产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比人们预料要早近两个小时来到了人间！

2. 在藩台衙门战斗

这里是起义战斗最紧张、最激烈的地方。

朱培德总指挥设在章江路的藩台衙门。这里守敌一个警卫团。第20军指挥部与敌军总指挥部地处邻街，距离约200米。到达敌军街中心有一座高达12米的鼓楼，鼓楼下的洞门是进攻必经之路。

敌警卫团，事先得到叛徒告密，已在端表楼上架起6挺水机关枪，封锁起义军进攻要道——古楼洞门。由于战斗提前打响，担任主攻任务部队尚未赶到。为防敌逃跑，贺龙急调手枪队冲进鼓楼洞，封锁住敌指挥部大门。

15分钟后，主攻部队1、2团赶到，敌紧闭大门，龟缩在制高点上，向起义军射击，起义军进攻受挫，贺龙急令贺锦斋：“你快带老子的基本连去冲！”贺龙说的基本连，是指5连和7连，这两连战士都是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老兵，现在又装备良好，专门在关键时刻冲锋陷阵的。贺锦斋把队伍带到指挥部前面的十字街口，命令战士卧倒，抱着枪横着身子在地面上向前滚。原来，敌人的水机关枪只能水平射击，不能朝下打，战士们滚着前进，滚一滚，停一停，200多米长的小街，竟滚了个把钟头，当滚到距敌机枪阵地十几米时，突然一下子从地上爬起来，向敌人猛扑过去，敌人被我们突如其来的冲锋，吓得仓皇失措，掉头就跑。此时正面攻击的战士们，奋不顾身从民房屋顶爬上鼓楼，居高临下向敌军猛烈射击，把敌人压缩在指挥部院内。贺龙一面令部队正面攻击，一面急调5团增援，迂回到敌军驻地侧背，翻墙跳进院内，形成前后夹攻之势，敌走投无路，全部缴械投降。激战近3小时。

3. 顺化门外战斗

顺化门外大校场老营房敌军一个团，刚从湖口进驻南昌。

第20军教导团换防后，第一总队战斗力强，驻在营房外西北墙边一个庙里，从那里出来，穿过大校场，便可直接攻击敌营房正面，其他3个总队驻进靠敌营北边，与敌营只隔一道一人高矮墙。战斗时，只要翻过墙，便可直捣敌军住室。

下午，团长和参谋长带领各总队长去敌团拜访团长，借此侦察敌情地形。

敌团长外号朱胡子，接待特别热情，毫无戒备，将团驻地、配置一一介绍，在辞谢敌团长后，指挥员对敌军情况了如指掌。晚上敌团士兵穿着白衬衣做游戏，起义部队战士站在周围观看。

凌晨1点多，市区传来枪声，团长下达命令，开始攻击。

战斗完全按原定计划进行，敌人陷于慌乱之中，一部分未起床，来不及摸枪还击便做了俘虏。

此战斗，教导团仅伤亡1人。

战斗结束后，教导团又派出部队配合第6团和第11军第10师，共同对驻在附近的敌80团展开攻击，大部敌军被歼，余部向进贤方向溃逃。

4. 贡院战斗

贡院，坐落在东湖之滨，原是清代科举考场，敌一个团驻扎于此，24师第72团负责攻击这部敌人。

城西20军传来枪声，团长率2营向贡院敌军采取包围形势展开攻击。敌人抵挡不住，慌忙向北沿湖边逃窜，迎面遭到起义军埋伏在水观音亭火力阻击，敌又折向72团团部方向攻击，正当敌人向团部门口学生兵冲击时，2营长带领队伍从左侧兜抄过来，将扑向团部的敌人击溃。

该团还趁势占领了敌军设在佑民寺的修械所。

5. 天主堂战斗

敌57团，是尾随起义军于7月26日开抵南昌，驻扎在松柏巷天主堂和匡庐中学的。

24师71团担任歼灭该敌任务。3营营长为了摸清敌情，带领一名战士装扮成伙夫，3次进入敌营侦查，他们1个营1个营给敌人挑水，把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团长根据侦查情况，决定3营主攻天主堂之敌，主力攻大门，派一个连绕道出城外，封锁城墙；第2营主攻匡庐中学之敌，其他在松柏巷一带警戒。

未等起义军进攻，驻匡庐之敌，于半夜1时40“鸣枪而出”，起义军71团2营从外“鸣枪而入”，敌退至院内顽抗。

驻天主堂敌人，听到匡庐中学枪响，陆续出动，遭遇先在巷口埋伏的71团3营的阻击，退入天主堂。因巷道狭窄，双方交战甚烈，起义军撤出巷口外。重选20余名官兵，组成冲锋队，再次发起进攻，敌被迫向院内退缩。这时担任迂回攻击的1个连已跳进院内，敌遭前后夹击，纷纷举手投降。

3营战士爬上天主堂主楼后，调转敌人机枪，向匡庐中学方向的敌人射击，敌爬上城墙，妄图逃窜，遭埋伏在城墙下起义部队机枪狙击。只好缴械投降。

6. 新营房战斗

新营房位于永和门外，是敌军第3军24团驻地。歼灭这个团由第24师72团3营和广东北江农军担任。在整个南昌起义过程中，新营房战斗，是既解决了敌人而自己又无伤亡的唯一一场战斗。

这个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

7月31日早晨，营长利用关系，化装到进攻目标——新营房“会朋友”，仔细调查敌营的地形、道路和人数、装备，在归途中便拟定了一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作战方案。

下午，队伍摆出一副行军架势，约莫走了一个多钟头，营副官走进敌团部，声称是奉命从外面进城来，找不到宿营地，打算借营房前空地露营，并借一点房子办公。敌人拒绝了借房子，但对靠近露营未加反对。随即，敌团长令参谋把普通口令和特别口令也告诉了营副官。

两支敌对的部队，一在营房里，一在营房外，相隔数十米，最远也不过百米。

夜深了，城内响起了清脆的枪声，指挥官一声喊：“冲！”战士们随即像潮水般冲进敌营房。敌人从梦中惊醒，还来不及摸枪就做了俘虏。这时敌团部电话响了，敌军总指挥问：“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起义部队2营长接过电话说：“24师在此接防完毕！”

战斗顺利提前结束。

7. 在其他各处战斗

起义战斗打响后，在南昌其他地点也进行了一些战斗：

南昌百花洲住着王均第3军宪兵营，起义部队发起攻击后，仅有两名被击毙，全营便停止了抵抗。

驻牛行车站的第3军巡防队和税务所20多人，也被20军4团部分士兵俘虏。

驻在吕祖洞的金汉鼎第9军一小部分，象征性抵抗后也缴械投降。

驻扎在老营房的敌80团，由第10师负责歼灭。因师长蔡廷锴，在九江、庐山逗留，这支部队由叶挺率领来到南昌，驻城外东南郊。31日，周恩来、叶挺在叶挺指挥部召开该师部分团级干部会，动员起义，第30团长范荩等党员军官带头响应。起义打响后，在友邻部队配合下，胜利完成了歼敌第80团的任务。

……

由于采取突然袭击，准备充分，天亮时整个战斗基本结束。

南昌起义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萧克主编的《南昌起义》一书，特别指出：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人民创造的光荣的革命业绩”，“在国民党叛变了革命的紧急关头，我党正确选择了起义地点和时机，所以能旗开得胜”。[[8]]

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枪声稀疏下来，起义军指挥机关所在地江西大旅社屋顶上，鲜红的旗帜迎风飘扬。

 “ 八一”的黎明，江西大旅社门前，熙熙攘攘，挤满了人，有起义军官兵，有党政干部，还有许多群众，在这里举行了非正式集会，门前石阶就是主席台，周恩来等领导人和大家见面。

周恩来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向大家连连招手，他英姿焕发，以坚定洪亮的声音说：  

“革命靠军阀的部队是靠不住的，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来打倒反革命。现在，我们起义成功了，从此，这里的军队归共产党领导了。”[[9]]

群众高呼口号，一片欢腾。

“八一”起义胜利的消息很快传遍了全城。天刚亮，南昌人民带着胜利的喜悦，纷纷涌上街头。

商店照常营业，社会秩序井然，到处充满节日的气氛。

8.  25师在马回岭起义

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25师，是以叶挺独立团为基础扩编起来的。师参谋长周云逸，师政治部主任李硕勋，是我党同志。

起义前，25师驻马回岭。依中央决定，25师是参加起义主力之一。

因师长李汉魂是张发奎的亲信，不便过早暴露。周恩来与聂荣臻约定：南昌一发难，立即放一列火车到马回岭，火车一到，先把辎重装备运走，部队立即开往南昌。

聂荣臻与师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李硕勋，多次商定了行动方案……

8月1日中午，73团全部，74团参谋长带一个重机连，75团由1营长孙一中联络3个营，利用午休时间，以“打野外”为名，向德安车站集中。

下午1时，起义部队向德安车站方向行进。

当75团还没完全拉出来的时候，张发奎带着总部卫队和25师师长李汉魂，从九江开来一列火车赶到德安。

张发奎来的目的，不仅是想阻止25师起义，而且想去南昌镇压起义。

当他专列到达德安时，被我73团一营火力截击，张发奎、李汉魂即弃车逃回九江。

第25师在聂荣臻、张云逸、李硕勋和周士第等人领导下，于8月2日，进抵南昌，与起义军主力会合。

（三）取得胜利的原因

南昌起义这一仗，经刘伯承的大致合算，战斗不足4小时，南昌城内的敌人已全部肃清，共歼敌人3000多人，缴获枪支5000多支，子弹70多万发，还有大炮数门。

起义成功了！

8月1日上午，周恩来和叶挺到旧省政府，出席起义后召开的第一次重要会议。他和叶挺边走边聊：

“没想到暴动这样顺利。”周恩来对一夜到来的胜利不免有些惊讶。

“顺利总比不顺利好。”寡言少语的叶挺也没有料到起义这样顺利。他的部队打过太多硬仗，这次起义几处战斗似乎不太过瘾。

其实，你看看8月1日下午，起义领导人在总结会上发言，就明白了个中原由。

（南昌起义前后任第三军官教育团书记长赵镕，在《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会师》一文，介绍了总结会的内容。）

周恩来在总结战斗经验时，十分感慨地说：

“这座古老的重要城市，城防工事屡经修筑，朱培德曾吹嘘‘铜墙铁壁’，‘钢铁碉堡’的南昌，任何军队也难攻破，现在我们从战斗打响到全部战斗结束，不到四个小时，就是最激烈的各处巷战，加起来也没有超过一个钟头，真是迅速惊人。究其原因：一是贺、叶用兵有方，指挥得力。二是指战员对起义有着强烈的要求，坚定的信念和很大的决心。第三是最重要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朱德同志在这次起义前，做了仔细的且是大量的准备工作，所以贺、叶在指挥上有可靠的保证。”

贺龙同志说：“我们攻取章江门内五路军指挥部门前的那座坚固碉堡时，敌人利用优势地形地物和机枪封锁住鼓楼那条必经之路，使我军无法前进。后来按朱德同志拟定的军事行动蓝图行事，结果伤亡不大，很快就拿下了。”

叶挺说：“我们按照朱德同志绘制的地图布置，贡院背后之敌，想从民德路溃逃，被我在观音亭的部队炮火封锁而无法逃走，进攻松柏巷的坚固工事，也是按朱德同志提供的地图路线进攻，我既不费时也不费事，很快解决战斗。”

刘伯承最后说：“在固若金汤的南昌，敌人长期占据的各据点，确实似铜墙铁壁一般。我们用了不到4个小时就全盘解决战斗，这与朱德同志在起义前紧张细致地侦察敌情，制定合乎实际情况的作战方案密不可分。倘无朱德同志的这些重要措施，就是四天四夜，也难以如此干脆利落地解决这场战斗。”[[10]]

起义领导人的总结，正充分说明了前面已经提到的：朱德为南昌起义胜利立了第一功！

南昌人民在起义中的作用，前面已叙述，这也是起义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条件。

（四）起义胜利之后

起义胜利后，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对起义部队进行了初步整编，调整了各级领导，按中央原定方针，整编后的起义军仍然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

贺龙受命兼任第二方面军代理总指挥，叶挺受命兼任前敌总指挥。第二方面军下辖第11军、第20军两个军。朱德为第9军副军长。（三天后升任军长。）

前委在部队的各级领导干部中增加了共产党员和左派分子，绝大多数军、师、团都配合了共产党员担任的党代表、政治部主任、指导员。在一些党的工作基础工作较好的部队，还建立了支部。

起义军虽然仍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名义，但其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成为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旨在进行革命战争的武装力量。

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创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历史，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年后，终于有了自己第一支人民军队。

不管以后道路如何艰难曲折，也不管打什么军旗，南昌城头的枪声，开创了一个历史的新纪元。

在欢度胜利的日子里，颁布了第一份气壮山河的中央委员会宣言。南昌开始了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联合政权的伟大尝试。

多少年来，饱受剥削压迫的工农群众。开天辟地，有了自己的子弟兵。

后来，朱德在一首《纪念八一》的诗中写道：

南昌首义诞新军，

喜庆工农始有兵。

革命大旗撑在手，

终归胜利属人民。

这支军队虽然力量还十分弱小，前进的道路还十分坎坷，但是作为人民利益的维护者，终归是不可战胜的。

十分遗憾和痛心的是，起义之后，起义军向何处去？在这个战略方向选择的大问题上，起义领导人在这个决定起义军命运大问题上，只是按共产国际、中央既定方针办，未作深入研究，从而，在根本上造成起义军主力受挫的基础。加之起义后，起义军又过早匆匆撤离南昌……

起义军过早撤离南昌，至少造成以下损失：

第一、大量革命力量未赶到

根据史料，已接到党的命令，没有赶到的部队有：武汉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员，平江、浏阳工农义勇军一个团又一个营等。

第二、未来得及对部队全面整顿

朱德在1957年11月13日座谈会上说：（大意）

八一暴动以后四五天就出发了，没有把军队加以整理、加以组织。当时军队是不是可以改造？改造是可以的。只是把干部改变一下，变成共产党的干部，但没有进行这个工作，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11]]那时的军队都是旧军队，暴动以后便走了。朱德在这里所说的教训，就是没有进行必要的整顿。结果竟被蔡廷锴带走了一个战斗力很强的师，20军第5团也跑了……加上天气炎热，兵心不固，基本队伍也发生严重减员。

第三、对俘虏兵没有进行改造

由于过早离开南昌，对俘虏兵也放弃了改造。加之没有明确的俘虏政策，南昌起义只是简单地缴了械，就放任自由而去，这些人由于没有接受教育，自然大多还是回到敌人方面。

总之，过早地撤离南昌，对我军造成的损失极大：本来可以赶来的革命力量，没有赶上；本来可以巩固的力量，没有巩固，给我军在潮汕受挫打下了基础，给苦难的南征，留下的隐患太多太多……

往事堪怀，打响“第一枪”，真的不容易。但打响“第一枪”之后，道路更艰险……

回首南昌城头第一枪，正因为起义军，高举义旗，听党指挥，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起义才取得伟大胜利。我军从诞生之日起，就坚定凝聚在党的旗帜下。

南昌城头的枪声，启示我们：铸牢听党指挥这一军魂，打牢听党指挥的思想根基，这是血与火的斗争中得出的历史结论。在新世纪新时代，我军作为执政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牢牢把牢听党指挥这个强军之魂，才能有效履行新世纪新时期，我军历史使命。

随着第一支人民军队的诞生，第一面军旗，从南昌城头升起……

它代表和昭示的是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向，它使千百万革命群众，在黑暗中看到曙光，看到希望！它是人们奋进的灯塔，是铸就中华儿女心中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二、不倒的军旗，不灭的火种

——谈谈南下广东那些事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6月版《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根据中共中央的计划，起义军于8月3日陆续撤离南昌，南下广东。这样做是准备同广东东江区的农民起义军汇合，进军广州，占领整个广东，并夺取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重新北伐。10月初，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失败。”[[12]]

无疑，南昌起义本身是胜利的，但南下征战，遭到了失败。起义部队在南下途中，由于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攻，部队受到严重损失，作战失利。

然而，起义军主力的失败，并不是南昌起义的全败。起义将士继续奋战在党的旗帜下的壮举，充分表明：

南昌起义的队伍没有散！

南昌起义的火种没有灭！

南昌起义的旗帜没有倒！

起义军两个月的艰难转战，展现在我们眼前的那浴血奋战的会昌战役、汤坑血战、三河坝战役……那带血的教训的文字追忆，宛如一幅幅画卷，又似一部部无言大书，向我们叙述那悲壮激烈的战事……

南昌起义部队，按照中央部署，8月3日，开始从南昌撤离，到10月3日，在流沙的天后庙内，举行最后一次善后会议（后人称流沙会议），历时整整两个月了，这两个月，经历了太多的事，遇到了太多问题，起义军兵败潮汕，有太多的故事，太多的教训，周恩来在总结中，把打败仗的原因简单检讨了一下，讲了许多为什么？也讲了许多不应该……其实，历史没有如果。

人们有一种习惯思维模式，对取得胜利历史都会大力讴歌，对遭受挫折或失败的历史，往往一笔带过。

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的挫折，这是令人痛惜的事件，但如果把这段不平凡的历史事件记录下来，做些深入思考，也许比讴歌胜利，更有现实意义……

两个月的奋战，尽管起义军主力失败了，尽管中央赋予的起义最终目标没有实现，但“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始了以革命的武装反抗反革命武装的斗争”。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起义军领导和革命委员会成员安全转移，起义军余部在朱德领导下走上了井冈山，迎来了“朱毛红军”的诞生，星星之火又开始了燎原之势！

历史庄严的宣誓：

军旗不倒！火种不灭！

让我们翻开那留下的带血的记忆……

1. 蔡廷锴跑了

南下广东第二天，起义军就发生了一件震惊上下的大事，起义军第10师，被师长蔡廷锴拉往浙江方向。使起义军损失5000余人，相当于四分之一的兵力。蔡廷锴脱逃，对周恩来不啻是个打击，对起义军领导以及部队士气，都是个重创。

其实，强扭的瓜不甜，蔡廷锴脱队是早晚的事。严格讲，起义前计算起义军力量，并没有把第10师计算在内。参加起义人员中，蔡廷锴地位非常特殊，他和叶挺关系一向要好，两人无话不说，他脱离张发奎的愿望却为叶挺对他的错误估计埋下了伏笔。叶挺拉上蔡廷锴，当时不过是用脱离张发奎“打回广东去”为口号来动员他，双方缺乏共同的思想基础。

参加南昌起义，其实是给蔡廷锴脱离张发奎一个极好的机会，蔡是原第11军军长陈铭枢的亲信，因宁汉对立，陈铭枢率两个师离开武汉，去投奔蒋介石。由于蔡不是张发奎的老部下，张发奎兼任11军军长后，蔡尽管由副师长提升了师长，但在张发奎手下不仅感到很受气，还担心被解除兵权，所以亲近叶挺，企图借东征讨蒋之机，率部离开九江去南昌。一路上因处于叶挺、贺龙部队的中间，想跑也跑不掉，所以裹挟下到了南昌。

后来，蔡廷锴在其自传中，对当时心态，说了一段实事求是的话，他说：

“到九江后，叶挺与我密商，他说：‘我们攻下南京，历经互相残杀，于革命前途无意义，且唐之革命以蒋相差甚远，不如我军回粤休养为高。’我听叶挺如此表示，正中下怀，深表赞同。但他是共党，自己是国民党，根本信仰不同，主张亦异，惟有待机定进退。”[[13]]

从这段自述可以看出，蔡廷锴勉强服从叶挺，然而却在内心认定，“待机定进退”。只是那个时候，共产党人对如何掌握军队还缺乏深刻认识，叶挺等人还拘于北伐时战友情谊，并认为蔡廷锴出生贫苦，作战勇敢，还是进步的。该师的主力第30团团长蔡范荩是共产党员，营长、连长中也有不少共产党员，整个第10师的政工部又是共产党人掌握的，所以丧失了应有的警惕。起义后不仅未对蔡部进行改编，而且任其作为左翼前卫部队，单独一路，率先离开南昌，给蔡出逃极好的机会。蔡廷锴“和平清理”共产党员之后，发出通电，宣布脱离共产党。蔡廷锴脱队，一定程度上动摇到起义军的军心。

蔡廷锴脱队后，东下投奔自己的老长官陈铭枢。后来，这个师扩编成一个军，恢复了11军番号，后又改为第19路军，在日军入侵上海时，蔡廷锴率19路军奋起抗日，在淞沪抗战中打出了名气。后来他率19路军到了福建，在福建事变中，成立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抗日反蒋。蔡廷锴于1948年投奔东北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

蔡廷锴由投靠蒋介石，到叛离蒋介石，由脱离共产党，到投身共产党，说明偶然的命运遇合，会改变人的一生轨迹，但只要具有为国为民的情怀，终究可以殊途同归。

蔡廷锴的脱逃和后来在潮汕乌石地区，第20军一部，由于和指挥机关失去联系，在敌人包围和少数坏分子的造谣煽动下，被和平缴械一事的惨痛教训，共同印证了陈毅在《关于八一南昌起义》一文中说的深刻道理：

“反动的军队不可能成为革命的武装力量，因为它是为反动的统治阶级服务的，只有人民亲手建立的武装，才可以成为坚强的革命力量，因为它是服务于人民的。旧军队在革命高潮时，可以投机，但到了革命低潮一定反动，证明了人民武装必须要有坚强的党的领导，才能够壮大。人民力量的源泉，党是保证。离开党长不大，离开人民也长不大，没有党的坚强领导，力量一定被消灭。党强则强，党弱则弱。”[[14]]

南昌起义尽管已初步形成了一套党对军队领导的制度和原则，但还很不完善，很不成熟，南昌起义部队还是一支没有经过政治改造的部队，虽然其中有一些共产党员骨干，但大部分官兵并没有明确的革命意识，很多人都是在革命的洪流中参加到起义队伍中。南下广东的征途，不仅要和敌人、自然困难作斗争，更艰巨、更困难的任务是如何稳定这支部队，是如何加强政治思想建设。由于客观条件和作战环境的恶劣，恰恰这方面却是起义领导人疏忽之处……

蔡廷锴跑了，特别是已拿到手的30团，白白送掉了，实在可惜。与此相反的，马回岭的第25师，尽管师长李汉魂是张发奎亲信，但在聂荣臻、张云逸和周士第等共产党人的努力下，却从敌人眼鼻底下，拉出了3000人的队伍，8月2日开始，加入到起义军行列。

两个师几乎差不多情况：第10师第30团团长范荩，第28团参谋长徐石麟是共产党员；第25师第73团团长周士第，第75团参谋长王尔琢是共产党员。两支部队，一个成了起义军中的中坚力量，一个却在起义后的第四天跑掉了，难道不能从中悟出些道理吗？

习近平总书记说：“前进道路上，人民军队必须牢牢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叶挺的第25师第73团，75团的基础，皆是原先叶挺的独立团，党的领导已形成坚实的基础，共产党领导的核心作用，是人民军队的强军之魂，在南昌起义时，已经开始诠释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了。

2. 一路打胜仗，为什么还要往后撤

先说瑞金“三战三捷”。

起义军过广昌后，分两路前进。第11军为右纵队，第20军为左纵队，约定在壬田会议后入瑞金。壬田是通往瑞金必经之路，敌钱大钧一部在壬田的前方布防。

8月25日，贺龙亲自指挥20军向敌攻击，击溃了敌人。壬田战斗，是南下第一仗，20军虽然取胜，但自己损失也很大，第3团团长牺牲，第4团团长重伤，连排长伤亡10多人，士兵伤亡100余名。

随后，得知敌重兵在会昌，前委决定于8月30日发起会昌战役。

广东是起义部队南下目的地，打下会昌，其战略目的是为了敲开南粤大门。

9月30日凌晨，进攻会昌战斗打响了！

起义军是疲惫之师，而钱大钧的3个师，基本是以逸待劳，这就注定这一仗并不好打。

预先计划是让20军佯攻，起义军主力第11军两个师迂回围歼敌人，没想到双方一交火，钱大钧就往会昌城内退却，正面攻击部队没等叶挺部队跟上，就乘胜追击十多里，哪知钱大钧在离会昌二三里处，忽然增兵3个团，实施反攻，顿时形成转胜为败的局面。

后来，迷路的第11军第25师赶到，这支生力军，从会昌城西北发起冲锋，迅速攻下城西北高地，敌人向会昌城退却。

9月2日早晨，不知钱大钧在会昌已败，黄绍竑的两个师赶上来了，叶部又出城，拼死奋战，全力出击，到黄昏，再次把敌人击退。

会昌两仗，表面上看来起义军胜利了，但从最终战果得失上评估，应该是得不偿失。起义军一方，第11军伤亡1000余人，第20军伤亡700余人，钱大钧和黄绍竑损失大约5000人，现实情况是，敌军损失大，却可以马上得到补充，起义军无后方作战，根本无法补充。更糟糕的是，近千名伤病员如何安置？留下，部队一走很可能被反共民团武装杀害，况且农村也无医无药。带走，更麻烦，如果对作战受伤人员弃之不管，谁还肯为你卖命？管，只能是担架抬着走……缴获来的枪也舍不得丢，这更加增添了部队行军的负担。

民夫少，伤员多，部队行进的速度极其缓慢。更大的困难就是没有群众基础。凡事没有人报信，两眼一抹黑，起义部队在明处，容易遭到敌军袭击。

9月5日，起义军先头部队到达长汀。周恩来在这向中央写报告，汇报离开南昌后作战经过：

“总瑞金会昌两役，我军伤亡官兵，约近千数，子弹消耗亦多。本来沿途行军，因山路崎岖，给养困难，落伍逃亡重病之士兵，为数极多，经此两役，我虽胜，但兵员与子弹之缺乏，实成为入潮梅后必生之最大困难。”[[15]]

过去宣传，多讲起义军瑞金三战三捷，极大鼓舞了士气，称全军官兵，不减当年出师北伐之勇！其实这“三战”，不仅消耗起义军的力量，给南下行军增加极大困难，更使起义军将士增加轻敌和骄纵之气，为潮汕失败埋下了伏笔。

汤坑战斗的经过，更是鲜活例证。

9月28日，贺龙率领第20军1、2师和叶挺率领的第11军24师，首先在揭阳县汤坑地区与敌人相遇。起义部队先击败了王俊警备旅，接着击溃了薛岳部第2师，随即又与陈济棠的第11师展开激战。由于连续苦战，最后未能突破陈济棠部敌军防线。双方都被迫撤出战斗。

1997年1月25日，当年在起义部队71团2营的萧克同志，到他当年参加激烈战斗的汤坑战场参观，他动情地指着当年战场方向说：

“我军为了夺取老鼠山，打通汾水村，和强敌展开对攻战，双方伤亡十分惨重，老鼠山前的小河变成血河，鲜血顺着河沟往下流；山前的尸体堆积有一米多高，最后我们是蹚着鲜血，踏着成堆的尸体攻上老鼠山的”[[16]]

汤坑激战，起义军伤亡2000余人，其中第24师伤亡过半，弹药也消耗大部分。从实际情况来说，已经无力再打，据史料介绍：

叶挺气坏了，他要出这口气，还要继续再打。

刘伯承实在忍不住了，坚决不干了。他的理由很简单：不能再打了，我军伤亡太大，6000多官兵死伤剩下2000多人，已经无力再战了。

起义军于9月30日上午，向揭阳方向撤退。

很多战士临行都不愿意撤：

“凭什么，我们又没有打败仗，为什么要撤！”

不少干部也是一肚子气：

“丢哪妈，老子从吃军粮以后，向后退这还是第一次！”

24师官兵最看重的铁军的荣誉，在撤退路上也骂开了：

“为什么要退？丢哪妈？干嘛不拼个鱼死网破？咱铁军的名声就这样丢了！”

贺龙骑在一匹高头大马上，冲着队伍大声喊着：

“同志们，这十年我们是垮了再来，再垮再干，越干越大，为什么？就因为我们干的是革命，不怕失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17]]

起义部队从汾水后撤退当然是迫不得已，起义军不仅没达到击溃敌军，联系海陆丰的目的，而且主力遭到严重损失而无法及时恢复，由此而导致整个潮汕的局势急转直下。

汤坑战役战略上的失败，决定了潮汕的失败。

对汤坑战斗，刘汉升在《南昌起义之后》评说：

“打败了王俊，打跑了薛岳，陈济棠率领战斗力很强的第11师又接上来了，起义部队打来打去就那些人，而对手的部队却是后续不断，接连轮换涌来，我方兵员和枪支弹药是只减不增。”

“又和陈济棠的第11师打了一天，同样又打得对方差点招架不住。”

“虽然起义部队在一点点地消耗掉，但其战斗力却到了让人没法理解的地步。几千疲惫之旅，面对着数倍于己，武器装备又比自己精良，况且自己还处于不利的地形上，两天时间内，竟然打垮对方3个精锐的主力师，不能不说是军事上的奇迹！

这恐怕不是用一般道理说得清楚的。”[[18]]

汤坑战斗失利，首先是指挥员的轻敌思想造成的。

从上述材料，我们又一次看到叶挺，仍然像当年北伐打汀泗桥、贺胜桥、武昌那样勇猛，那样藐视敌人的英雄气概……

27日，从午后1时许，战斗展开，1个小时，打垮了王俊1个师，发现敌人并非1000多人，本应停下来研究一下情况，但没有，一路打下去；

接着遇到薛岳1个师，这是第二回合，薛岳也被我军打败了，这时已经发现敌人后续很强大，应当停止攻击；

但是，仍然是连续攻击，至28日，我军已十分疲惫，应赶紧撤出战斗，另谋良策；

但还没有，仍然不顾一切攻击，陈济棠1个师又上来了，继续与陈对阵，并且把他打得几乎招架不住……

直到28日后半夜，我军夜袭失败，才于29日凌晨，开始撤退。

29日，敌人明知我军已撤退，未敢组织追击。

听到谣传上我军要反攻，立即退到更远地方去“布防”。

但我军已是无力再战，不得不退。

……

和汤坑战斗的同时，还发生了三河坝战役。

敌人开始的目的，是牵制我军，防止三河坝我军南撤，向主力靠拢。如果三河坝军南下，造成南北夹击之势，敌人想吃掉我们，就不容易。

可惜，我方情报工作太差，对敌人意图全然不知。作战之初，我军如挥师南下，或击黄绍棠军之侧后，以解潮州之围；或从侧翼支援汤坑前线，定改汤坑战场形势。遗憾的是……

三河坝激战3个昼夜后，朱德指挥余部撤出战斗，本来是靠近主力，中途听到主力失败的消息，“当即开了个会，决定部队不去潮汕，辗转北上，转向山区，在山区打游击。”[[19]]

在敌强我弱，整个战场形势对我不利情况下，与敌死打硬拼，无疑只能加速起义军的失败。南昌起义军潮汕主力失败，很重要原因，也在于此。

潮汕失败后，起义军领导在流沙召开的善后会议上，周恩来在检查打败仗教训时发问：“为什么我们在瑞金、会昌连捷之后，竟然在汤坑打了败仗？”[[20]]

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支强弩，在射程之末，即使连一张纸也没有遇到，它也会落下来。兵败汤坑，正是这个道理。

贺龙对南征这几仗，作过深刻的总结，他说：

“起义军南下时，我们只知道和敌人打正规战、阵地战。当时敌人有几十万人，有强大的后方，而我们只有两三万人，这种打法，虽然可以靠勇敢打赢几场战斗，但最终还是会被打败的。这一教训，使我们清醒起来，不能摆正规军的架子，和敌人拼消耗，而是要看清敌强我弱的形势，和敌人打游击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后来，我回到湘西，就是用这种战法，靠开始的几十个人，几十杆枪，又重新打出了一个根据地。”[[21]]

朱德对此，更有深刻体会。1944年，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讲话》中，深刻总结了这一段的经验教训，他说：

“起义军南下途中，右翼支队由我率领，在三河坝虽然失败，但没有被完全打垮。我们由福建退至江西，开始被迫上山，被迫进行游击战争，这有一个好处，从此以后即开始转入正确方向——游击战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领大城市的办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创造革命根据地。战术也变了，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方向正确，革命力量就能存在，而且还能得到发展。”[[22]]

   朱德带领起义军余部，在转战赣南途中，寻找战胜敌人的新方法，提出了打游击战的正确主张，对军事战略转变进行有益的探索。朱德最后能把南昌起义军剩余部队带上井冈山，就是从这沉重的教训中吸取的经验，找到了起义军新生的道路。

南昌起义军，一路打了不少胜仗，如瑞金壬田之战，会昌之战，都可称得上大胜仗，但因为党在直接指导战争初期，缺乏对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正确认识，基本上照搬俄国的革命战争和北伐战争模式，跟敌人打硬仗，打正规战，由于不符合当时革命处于低潮，敌我力量相差悬殊的客观实际，致使最后遭受惨重的挫折，整个南征最后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3. 英雄的第24师消失之惑……

叶挺独立团在攻克武昌后即扩编为第4军第24师，叶挺亲任师长。共和国大将粟裕，曾是24师教导团的一名士兵。1927年中，叶挺的第24师，奉命随二方面军“东征讨蒋”，开赴江西九江。

改组后的党中央，初步确定南昌起义，周恩来当晚召集军委工作人员传达，并语重心长交代：

“你们到九江以后，第一个要通知叶挺同志。”[[23]]

南昌起义，24师不仅是基本力量，而且南征一直是第一主力。

南昌城内守敌6个团，南昌起义战斗中，叶挺24师，负责歼灭了3个团；在南下途中会昌战斗，24师、25师，担任主攻任务。喋血会昌、汤坑，24师打得更惨烈，一战下来，24师伤亡过半……据史料介绍：敌军越打越多，且战斗力之强出人意料之外；而起义军这边，却是毫无兵力可投入了，终于9月30日上午，起义军向揭阳方向撤退。

24师在流沙吃了顿饭，开始向乌石方向出发，准备随20军向陆丰方向前进。此时，敌军也闻信赶到流沙，发现起义军人数不多，便四面合围过来，迅速占领了两边高地，一切都在向着起义军不利方向转化。

当时，叶挺随贺龙一起到指挥部开会，指挥部最高首长就是团长董朗。

流沙的枪声一响，24师马上就分成几摊子，与敌军接触后，马上向路边高地发起攻击。乌石之阻，相持到天黑，他们几次尝试利用黑夜突破敌人防线，但因弹药不足，都未成功。到了后半夜，只好绕过乌石，改道向海丰退去。

起义军第一主力24师，就这样被冲散了。

就潮汕主力而言，真正完成向陆海丰转移的，只有董朗率领的24师1200多人。

24师到底是一支打不烂，拖不垮的队伍，已经到了这样艰苦程度，却还执行着中共前委既定的挺进海陆丰的战略任务。一路上他们顽强地抗击着追兵的不断袭击，硬是撑到了陆丰。

东江特委同志见到这支队伍时，都被吓了一跳：

这时的24师，一个个胡子头发又长又脏，身上的军装已经烂成了碎片，打着赤脚，裸露的皮肤上血迹斑斑，已经是寒冷的初冬了，可不少人还只穿着短裤，整个队伍都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后来，在当地农军支持下，24师绕过敌人封锁线，到了相对安全的地区休整补充。

10月7日，24师近千人，在董朗率领下，进入陆丰地区，与当地农军取得联系。

几天之后，一支生龙活虎，钢铁般的队伍又在海陆丰大地站起来了，这支队伍后来被整编为红军第2师，活动于海丰岩石，惠阳中峒，紫金南一带，于1927年11月，树起了苏维埃的旗帜，建立了海陆丰红色政权，在彭湃的领导下，对坚持海陆丰的革命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英雄的第24师，很快在中国土地革命的战场上消失了……

原因是：时任东江领导战略指导上的错误，在强大敌人进攻面前，执行盲动主义方针，采取积极进攻战略，未能实行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和敌人打正规战，结果红军兵力拼得消失殆尽，冲出重围的红军著名将领董朗，也在战斗中牺牲。

第24师在东江地区失败，这一沉痛的教训，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讲话》中，沉痛地进行了总结：

“广州起义以后的东江红军，正因为没有‘游’这个正确方向，只知道‘击’，结果打硬仗，拼得干干净净，使自己遭到彻底失败。”[[24]]

英雄的24师的消失，不能不说是人民军队初创史上一大损失……

今天，我们堪怀这一段往事，对新时期建设一流人民军队，有着重要的现实启示。

习主席说：“人民军队成长发展史，就是一部改革创新史”，“红军时期的‘十六字诀’，到抗日战争时期的‘持久战’”，人民军队 “只有不断地改革创新，才能不断获得发展进步的生机活力”。

从24师的消失到25师胜利走上井冈山的历史，就是对习总书记讲话生动地注释。建设世界一流军队，从历史教训中启示我们：“前进的道路上，人民军队必须勇于改革，善于创新，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永远不僵化、永不停滞”[[25]]

    4. “潮汕在望”的反观

毛泽东曾说：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是大政治。但政策错了，失败了。[[26]]

毛泽东这里所指的“政策”，就是起义军南下广东，占领海口，企图依赖苏联的外援。

起义前，周恩来、李立三等人，于7月下旬离开武汉去九江时，已和当时苏联顾问鲍罗廷敲定了起义军的去向和今后发展问题，即联合国民党左派，把起义军拉到广东去再建根据地，利用潮汕地区的海口得到苏联的援助，然后实行“二次北伐”。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还是在模仿国民党当年起家的老路子。

南下进行路线，经参谋团讨论，最后确定经赣东走小路，直取东江，占领汕头港口，便于取得国际上的支援……

南进线路敲定了，兵发潮汕。

1997年1月25日，萧克上将来到“潮州明江”纪念馆。故地重游，感慨万分，他兴致勃勃地说：当年起义军入粤时，天气很热，急行军一百里，都累得快走不动时，宣传队在路边竖起鼓动标语：“潮汕在望”，大家一看，情绪高涨，很快就冲进潮汕城。

随后，萧克还挥笔题下“潮汕在望”四个苍劲大字。

1927年10月，李立三给中央报告中，形容起义军南下潮汕的困境：食物与饮料全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粥。渴则饮田沟水，以故兵士病员极多，沿途倒毙者比比皆是，军队又多无军医处、卫生处，无法救治。加以宣传工作极坏，兵士全不明此次暴动的意义，因此军心大为动摇，逃去极多，仅行军3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完全丢失，大炮也丢了几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力将近四千……[[27]]

天气炎热，行军极度困难，饮食卫生又跟不上，有病不能及时医治。前有强敌，后有追兵，起义军把到广东建立革命根据地为目标，“潮汕在望”即是官兵心目中的圣地，所以“潮汕在望”，实在是一股巨大精神动力，标语一竖，大家情绪就高涨起来。

但困难毕竟近在眼前，南下途中一件件灾难，仍然接踵而来……

进入临川，本想补充一下给养，没想到是十室九空。

再走进入宜黄，全城老百姓竟然只剩下七八个跑不动的老弱病残，屋内东西也都坚壁。

进入信丰城，又是空无一人，当地出产胶糖，进城部队实在熬不住，只好拿碗盛一点胶糖充饥，吃完了很多人呕吐不止，有的腹泻……

正值盛暑，既要行军，又要打仗，还要驮运机械弹药，伤员病员，这是许多士兵没有经历过的苦和累，每到一个地方，百姓都不敢出来，连找碗水都很难，沿途生病掉队的情况层出不穷。有些意志不坚定者，已经坚持不住了，干脆偷偷脱队。到了临川，第20军参谋长陈浴新竟率700多人集体叛逃，奔往湖南方向。后来从报纸上看到，他不仅登报反共，还公布起义军南下路线……

困难毕竟是困难，但对革命者则是一种磨炼。

恽代英属于坚定者。他在起义军中是乐天派，他认为：政治工作人员本身不振作，怎么还振作士气呢？他采用的办法就是：以身作则，用事实来教育大家。他干脆让人给自己剃了个光头，在酷热天气里赤着脚，有马不骑，和战士一样背着行军背包，肩上搭一块毛巾，又擦汗又洗脸。加上又戴一副只有一只腿的眼镜，大家看到他一副行僧模样，都开玩笑称他为“甘地”。恽代英的带头行动，确实在士兵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走到哪，士兵都赞叹：“看，那些大委员们，比我们还能吃苦些！”

朱德、叶挺等领导人虽然是大军长，但他们有马不骑，让给生病或负伤的战士，而自己还经常帮战士扛枪，总是那副乐呵呵的样子，深得士兵们喜欢。

另一位备受尊敬的首长便是周恩来了。每天，当行军休息下来，士兵们总是一倒就呼呼入睡了。常常一觉醒来，他们睁眼还看见周恩来在豆油灯下工作，或是踱着步子，默默沉思……

 

1927年9月24日，起义军占领潮汕，至此，南昌起义以来的战略规划第一阶段，从形式上算是顺利实施完成。大伙都盼着到了这里会看到风起云涌的火爆场面，可是进了汕头后感到了失望。

9月25日，汕头市举办了军民联欢大会，其实，参加大会的当地群众，大多是受过国民党政府迫害的，大多数汕头人并没有卷入这股“红流”之中。

对于一到汕头，就可以获得国际援助这一点，所有人都深信不疑。

如果不是为了等待国际援助，我们千辛万苦，出生入死跑到广东潮汕来干什么？“国际援助”已经深入人心，成为起义部队的精神支柱。

然而，“共产国际在哪里啊？”

共产国际没有盼来，帝国主义的军舰倒是来了不少……

共产国际终究没有来，但来了个中央特派代表张太雷！

张太雷传达了瞿秋白对南昌起义及以起义军的军事政治工作总的评价：

南昌起义所奉行的方针路线都是错误，根本就是机会主义的！

听到这种评价，众人没有不吃惊的。

南昌起义前，中央5个常委中有3人在南昌起义军中，张太雷带来的八七会议精神，在南昌起义主要领导人中，只有彭湃是政治局委员，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都由原来的中央常委变成了候补政治局委员。参加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已经不是党的核心成员。

张太雷传达的中央会议精神，给周恩来等起义领导人，思想上蒙上了一层阴影，造成领导层思想的混乱……

1965年，毛泽东会见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主席艾地时，谈到南昌起义，他对周恩来说：

你领导的那个南昌起义，部队往海边撤退，想得到苏联的接济，那是“上海”，不是“上山”，那是错了。[[28]]

其实，毛泽东指的“上海”，是起义军的主力，南昌起义的部分部队也上了井冈山。想到苏联接济的起义军主力，在“上海”过程中失败了，但“上山”的那部分力量，则成了人民军队的基础力量。

新中国成立以后，周恩来在总结南昌起义教训时，多次讲到，南昌起义主要错误是没有就地革命。“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而没有直接到农村去发动和武装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的错误。”

其实，历史就是历史，它没有如果。

南昌起义作为土地革命战争，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开端，随着“第一枪”的打响，一系列原先不懂和不会的问题，都十分紧迫地摆在党的面前，南昌起义军不得不在前进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这种探索不可能不付出代价，譬如南征行动的失败，那样惨重的代价。但是英雄的南昌起义军没有被暂时的挫折吓倒，在对中国革命一系列紧迫问题的探索中，他们进行了许多虽然不完善，却堪称第一的尝试，为整个中国革命发展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

“潮汕在望”，不仅是起义军当时前进的目标，更是起义军战胜各种艰难险阻的精神动力。今天，它更是人们反思历史的生动的教科书。

   1927年，时任中央常委的李维汉，解放后在《有关南昌起义的一些情况》中写道：

“南昌起义胜利后，没有就近联合湘东的革命力量，发动和领导湘赣土地革命战争，而是驱军南下广东夺取中心城市，是一个失策，一个错误。”

“当时党内的指导思想还是城市中心论，武装起义就要占领城市。”

这种“指导思想都是共产国际经过它的代表传过来的，中国同志由于幼稚没有经验，无条件接受了。至于南昌起义军要南征去占领潮汕，以便接受苏联的援助，更是共产国际的具体指示。”[[29]]

   历史的转变不可一蹴而就，面对挫折与失败，起义领导人及时总结了经验教训。共产党人不是先知先觉，却以最大的历史自觉来到转折点。

谁也无法否认，南下这一步迈出，对中国革命未来发展带来巨大影响，大批共产党人，正是由此逐步认识到夺取大城市的战略错误，开始把视野转向农村，转向山区。

潮汕之路，是磨炼之路，是苏醒之路，给人们太多启示……

潮汕失败，并没有全败。保留下来的部队，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开展了新的斗争……

历史已经表明：英雄的南昌起义军余部，是不灭的火种；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继续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是不倒的军旗！

三、茫茫征战中，八一军旗红

——讲讲挥师转战上井冈的那些事

粟裕同志在《激流归大海》中写道：“南昌起义部队进军广东遭失败后，朱德、陈毅以非凡的英雄气概和革命胆略，冲破千难万险，为保留革命火种，继续高举南昌起义所开创的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旗帜，为改造旧式军队和建设无产阶级的新军队，为实现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战略转变；为率领我们登上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作出巨大的贡献。”[[30]]

1. 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

朱德在1944年，在回忆南昌起义历史时说：

“起义军南下途中，右翼支队由我率领，在三河坝虽然失败，但没有被完全打垮。”[[31]]

“后来，听说我军在潮汕遭敌攻击，我即命令部队撤出三河坝，迅速南下接应。走到饶平，接到潮汕撤出的同志200多人，才知道主力已在战斗中失利。我们当即开了个会……”[[32]]

当时情况是，10月5日，朱德率三河坝撤下来的起义官兵到达饶平县的茂芝村，当得知起义军主力已经受挫，指挥部也不存在了，一时感到震惊和茫然。

10月7日上午，朱德在茂芝学校召开了20多位军事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围绕着要不要保存南昌起义军种子，要不要坚持南昌起义军的旗帜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有的说：既然主力都失败了，叶军长又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们留下来还能干什么，不如解散好了。

朱德振臂一呼，激昂反驳说：“南昌起义军主力虽然失败了，但是，这面旗帜不能丢！我是共产党员，我有责任把南昌起义的革命种子保留下来，我决心带着这支队伍，甩开敌人重兵，把革命进行到底。”[[33]]

朱德慷慨激昂的陈词，令大家振聋发聩。

 经过一场激烈争论，朱德的意见得到了大多数的支持。否决了“解散队伍”的提议，纠正了部队的悲观情绪，坚定了继续高举八一南昌起义旗帜的信念。

后来，朱德把他在会议上的决策概括为：隐蔽北上，穿山西进，直奔湘南。

这一决策，使起义军逐步由不自觉到自觉开始从城市到农村、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茂芝会议，是南昌起义后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

茂芝会议结束后，朱德率领起义部队穿过闽粤边界，进入福建。茂芝会议，为保存八一火种，作出了特殊贡献。

2. 为部队前进杀开一条血路

起义军为了摆脱敌人的追击，常常利用夜暗行动。在向北转移时，侦知大埔有敌，朱德令部队从东边绕过大埔。前进中又打听永定驻有敌人，又折转向西，经焦岭向北，进入福建……

粟裕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的朱德军长，在向西转移的过程中，总是满怀信心地走在队伍的前面。虽然大敌当前，处境险恶，他却神态镇静，无所畏惧”。

“他经常在基层军官和士兵中，一路行军，一路给大家讲革命的大道理”。

“行军时，他有马不骑，和士兵一样肩上扛着步枪，背着背包，有时还搀扶着伤员、病号。他的一言一行，深深地感动大家，对稳定军心起了极大作用。”[[34]]

起义军在向西北转移中，由武平城向西北走十多华里，进到石经岭附近，这里都是悬崖峭壁，地形十分险要，只有一个隘口可以通过，却被反动民团占据了。

朱德镇定地指挥部队疏散隐蔽，自己亲自带领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陡壁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侧后发起攻击，敌人惊恐万分，纷纷逃跑，给起义军让开一条前进道路。

粟裕追忆说：

“当大家怀着胜利的喜悦，通过由朱德同志亲自杀开的这条血路时，只见他威武地站在一处断壁上，手里掂着驳壳枪，指挥部队通过隘口，心里油然而生钦佩和信赖之情。”[[35]]

解放后，许多和朱德一起征战的老同志都说：

记得在那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朱德、陈毅等负责同志，他们穿插在行军行列里，肩上扛着动摇分子扔下的步枪，他们一面走，一面和士兵们讲解革命的道理，指出革命的前途。

朱德凡事以身作则，危急关头身先士卒，成了率领起义军走出困境的无声命令……

3. 树起高山一样的信仰

天心圩会议，史料有多种生动描述，其实，这是起义军的一次新生，朱德在起义军最困难时刻，在革命最黑暗时候，为大家指明前进方向，增强了大家信心。

陈毅曾动情地说：

“这是总司令的伟大，没有马列主义的远见卓识和坚定的革命信念，是不可能的。朱德成为人民军队的总司令，不是偶然的，是革命斗争里考验出来的。”[[36]]

当时情况是，起义军队的行踪，到了福建平和县，很快被敌人发觉了，敌人派出一个师的兵力紧紧尾追，沿途的土匪和地主武装，也不断骚扰和袭击，偷袭起义军，使队伍中一些人倒下了，一些人在混乱中跑散了。进入江西境内后，这支起义军队伍，只剩下1000人左右。

这时已近深秋季节，山林里的气候已经很冷，队伍沿着赣南山道向西疾进，战士们身上穿的仍然是南昌起义时发的单衣，经过几个月的长途远征和连续战斗，早已磨损得破烂不堪。行军中常常赶不到村庄宿营，只好在野外露营，各人弄把树叶子垫在身子底下，抱着枪支，背靠背地挤拢在树下，夜凉露寒，一夜不知冻醒几回。至于吃饭，更是困难，有的病势严重，就在野营的树下或小道旁牺牲了。

这时，大家都在考虑着一个同样的问题：起义失败了，到处都是敌人，物资供给又如此困难，应当怎么办？应该走到哪里去？

一天傍晚，队伍来到安远县天心圩，忽然传下命令：排长以上军官到河坝子集合开会。

朱德同志身穿灰布军装，背顶斗笠，他缓步走到同志们跟前，开始了他的讲话，他把声音压低了一些，严肃地说道：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听了这番话，同志们都垂下头，河坝子里静悄悄的，只有风吹着竹林，刷刷地响。这时，朱德同志提高了声音说，但是，大家要把革命的前途看清楚。1927年的中国革命，好比1905年的俄国革命，黑暗是暂时的，到了1917年，革命终于成功了，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中国也会有一个“1917”的，只要我们认清革命前途，坚持斗争，胜利的日子一定会到来的！

朱德还说：我有打胜仗的经验，也有打败仗的教训，我们这支小革命部队，以后不与敌人再打硬仗了，而是巧打智打，并在所到之处与农民结合，专打地主豪绅。总之我们以后的情况会慢慢好起来，目前的困难是暂时的。

朱德的讲话，像一盏明灯，使大家看见了光明前途，在关键时刻使起义军树起了高山一样的信仰，增强了革命到底的信心。大家从朱德身上感受到了革命一定胜利的信念。[[37]]

4. 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重要开端

粟裕把大余整顿，看成是起义军改造的重要开端。

大余整顿是从信丰整纪开始的。起义军到了信丰，一进城，一伙士兵竟把老百姓当铺抢了。朱德一声令下，把部队拉到十几公里的山坳里，把三个带头抢东西的士兵拉到一边，当场枪决。

部队10月底到达大余县，粤桂战争爆发，反动派一时腾不出力量追赶起义军，朱德、陈毅决定，以信丰整纪为契机，借军阀混战空隙，在大余休整几天，对部队进行整顿。

整顿中，首先严明纪律，规定缴获的东西要归公，在进行思想教育基础上，整顿党、团组织，成立了党、团支部，进行党、团员登记，把党、团员平均分配到了各单位，并在连队设立了指导员。

为了便于指挥，把队伍整编为一个纵队，朱德任司令，陈毅任指导员，王尔琢任参谋长。

萧克后来追忆说，这次整顿，尽管没有提出“支部建在连上”，但就本质意义上，和三湾改编是同一意义。

整顿后的这支部队，已经摆脱旧军队的痕迹，成为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新的生命正沿着自己的方式在运动，在成长，在壮大。

粟裕在回忆中写道：

“经过这一工作，部队逐渐活跃起来，人们不再愁眉苦脸了，议论声，谈笑声，常常在部队中回响，初步显示了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38]]

起义军在安远县天心圩、大余、崇义上堡等陆续进行的整顿、整编、整训，合称“赣南三整”。赣南三整是改造旧军队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

从继承和发展的意义上讲，赣南三整，不仅对当时起义军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为以后的整党、整军提供了宝贵经验。所不同的只是在各个新的历史时期，注入了新的内容，我军各个历史时期的整党、整军，无不与“赣南三顿”有内在的密切联系。

“赣南三整”开始于1927年10月下旬，“三湾改编”开始于1927年9月底。两个重大事件，在时间上相近，在做法上类似，都取得巨大成功，在建军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赣南三整”还不懂得“把支部建在连上”，但把党、团员分配到各个连队，对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具有特殊意义。

5. 游击战，“我起了一点儿带头作用”

朱德有丰富的游击战经验，从辛亥革命开始，他就在四川、云南同北洋军阀打了十年之久的游击战。后来在莫斯科学习，他就提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的游击战思想。

朱德在回忆南昌起义军西进展开游击战这段历史时，很谦虚地说：“在这一点上，我起了一点儿带头的作用。”[[39]]

   他在回顾南昌起义历史时说：

   “我们由福建退至江西，开始被迫上山，被迫进行游击战斗。这有一个好处，从此以后开始转入正确方向——游击战争的方向。”[[40]]

为适应游击战的需要，起义军在崇义上堡整训中，提出了新的战术问题，主要是怎么从打大仗转变为打小仗，也就是打游击战的问题。部队整训中，部队“每隔一两天上一次大课，小课则保持天天上。”

朱德说，“我们经过这次整训，部队走向统一团结，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提高了。”[[41]]

据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记载，朱德率领部队在赣南进行游击战，使部队很快充满生机。在安远天心圩讲话的第二天，“起义军就扑到信丰，打垮了地主民团，收缴了有钱人家大米和钱财。两天以后，又占领了江西西南部的钨城大余，号召农民和钨矿工人自愿参军。北伐时，原铁军第四军在这里留下一个运输站，存有几百套被服和其他军需品。站上负责人把物资都交给我们，而且加入了我们队伍。还有几百名工人和农民参军。”[[42]]

起义时任第20军教导团团长侯镜如回忆说：“会昌战斗中，朱总指挥我们和钱大钧作战，就采取了游击战法。敌人退，我们跟着进，敌人驻下了，我们从四面八方打冷枪，扰乱敌人，不让敌人休息。这就是敌退我追，敌驻我扰。” [[43]]

游击战和做群众工作，这是朱德在赣南转战中，求生存、求发展的生存之路。

6. 第一次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

11月初，部队开始上山，到上堡、文英、古亭地区，开展游击战。起义军首先打走了占山为王的土匪何其朗部，控制了这个山区。

部队除了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外，以连、排为单位分散活动，帮助农民生产劳动，向群众宣传共产党是帮穷人打天下的，穷人多，革命一定能胜利的革命道理。

这是南昌起义军第一次走向农村的伟大实践。

这段斗争实践，时间只有二十几天，朱德十分重视，他回忆说：“上山搞了个把月，觉得上山有出路。”起义军收缴地主的土地和武装，组织群众分粮食、分财物。起义军已改变了过去单纯正规战的作战方式。

粟裕说，这是“我们开始对新的革命道路的探索”。是“我们第一次把武装斗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

不久，起义军在宜章建立工农革命政权后，第一次提出“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开始了打土豪的斗争，群众起来烧毁田契，有的地方自发分了土地，广大群众踊跃参军。

宜章起义的胜利，揭开了湘南起义的序幕，湘南其余各县的工农群众，纷纷揭竿而起，武装起义烽火越烧越旺。粟裕把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称这是“我们党所领导的农民武装起义的光辉典范之一，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正确引导湘南广大农民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朱德、陈毅，在北上西进的艰难的条件下，仍然不忘八一起义的根本目标，在转战赣粤湘途中，积极开展“按口分田、插标分田”运动，大力创建苏维埃政权。

八一起义的历史轨迹说明，八一起义之所以没有停留在单一的武装起义，而是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其原因在于牢记了起义的根本目标和为民奋斗的宗旨。

7. 朱德亲身传授游击战法

11月中旬，接到党中央来信，要求朱德率部参加广州起义，朱德遂兼程前往，走到韶关，得知起义已失败，便在韶关西北犁铺头住下来。

起义军中的指挥员，多数是原叶挺独立团的，有不少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们打仗都是正规战那一套。起义军中的战士，有许多参加过北伐战争，打的也是正规战。南下征战，打的也是正规战。现形势变化了，部队转到山区、农村，开始由正规战向游击战转变。

驻扎犁铺头一个来月，环境很隐蔽，为了适应游击战需要，朱德利用这个有利时机，组织成立教导队，进行游击战战术训练。

他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制定训练计划，并自己口授编写教材，亲自任教，亲自讲授正规战如何向游击战发展。

每期教导队，为期7天，学员100多名，都是部队骨干，朱德亲自讲了第一课，讲完后，他把全队分成两个连，进行对抗演习，朱德担任进攻连连长。在训练中，看到学员动作不正确，他亲自示范。

他总是告诫大家：“一定要让每一个同志牢牢记住，我们人少枪少，不能和敌人硬拼，我们要揪住敌人弱点，争取避实击虚的游击战术”。

粟裕、林彪都是从这次培训中，开始掌握游击战战术。据史料称，训练中，粟裕由于进步快，常常受到朱德表扬。官兵在朱德的带动下，个个精神百倍，在不长时间收到很好的效果。

在训练中，朱德为了适应客观要求，提出了游击战的新的战术，即如何从打大仗向转变为打小仗。在具体战术方法上，把传统的“一”字战斗队形，创造性改为“人”字形，这样不仅可以在实战中减少伤亡，而且可以增强突击能力。强调进攻中学会避实就虚，不要和敌人硬拼作无谓消耗。要求每个人熟练使用手中武器，以提高命中率，减少弹药消耗……

整训一个月，部队战斗力在上堡整训基础上，又大大提高了一步。

朱德在西进途中，对部队进行的游击战训练，为井冈山会师后，获得三打永兴、龙源口大捷，开辟湘赣边根据地，都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朱德后来总结说：上山以后，“从此以后开始转入正确方向——游击战的方向，不是采取过去占大城市的方法，而是实事求是，与群众结合，发动群众起义，创造革命根据地。战术也变了，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把握仗就游。方向正确，革命力量就能存在，而且还能得到发展。”[[44]]

8. 统一战线的一次成功实践

南昌起义余部，在一片白色恐怖的环境下怎样生存？这是朱德面临的棘手问题。要保存这股力量，衣食住行、武器补给怎么解决？

南昌起义前，驻在湘南的范石生第16军，一直同共产党保持着统一战线关系。朱德率部进入赣南山区后，在报纸上获悉国民革命军16军在湘粤边界，其军长范石生，是朱德讲武堂同学，朱德为了使部队得到隐蔽休整机会，得到武器弹药的补充，渡过难关，决定与范石生“交朋友”。

朱德与陈毅商议，决定在保持我军政治上的独立，保持原建制的前提下，利用范石生与蒋粤军阀的矛盾，通过我党在范部的地下组织，与范石生建立反蒋统一战线。合作的条件是：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党什么时候调我们走，我们就什么时候走，我们内部组织和训练工作，完全按照我们的决定办，我们行动自由，不受限制。双方通过谈判达成协议后，部队随即挂上第16军第一四〇番号，朱德任团长，化名“王楷”。

朱德回忆说“今天看来，当时和范石生搞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完全对的，应该的。”当时与范石生合作，至少带来两大好处：第一，可以暂时隐蔽目标，求得休整的机会；第二，得到弹药物质的补充，还发给了两个月的军饷。临走时，又给了几万现洋作路费。

起义军以第16军名义作掩护活动了一个多月，后被李济琛发觉，要范石生解决这支武装，并逮捕朱德。范石生不忘旧谊，秘密告知朱德，接到范石生派人送来的紧急通知，朱德率部当夜离开，向湘南宜章地区开进。

朱德和范石生的合作，不仅使起义军得到休整，而且解决了后勤保障这一难题。

这是革命灵活性与原则性的统一，是统一战线的一个先导，是求生存求发展的一大创举。  

9. 起义军第一次升起工农革命的红旗

朱德从南昌起义主力失败中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基础力量是农民，没有农民支持，革命便一事无成。朱德为了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首选在宜章进行年关暴动。

宜章暴动，胡少海作出特殊贡献。胡少海出身宜章县城一个地主家庭，本人背叛家庭，参加了革命，原在国民党第16军当过营长，但身份未暴露。1928年1月22日中午，起义军打着国民党军队旗号，利用胡少海的名义，在敌人毫无戒备的情况下，顺利开进了宜章城。

进驻县城的当晚，宜章县官员大摆筵席欢迎。筵席开始不久，朱德宣布：“我们是共产党的军队，宜章解放了。”按计划速将敌官员抓了起来，县政府前的国民党旗被扯下来了。

这是继毛泽东之后，起义军第一次正式打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红色军旗，标志着工农革命的红旗——镰刀斧头的红旗，在中国国土上高高升起。

宜章暴动成功，拉开了湘南暴动的大幕。宜章暴动后，接着建立县苏维埃政府，并由部队结合地方政府实行“插标分田”，农民的积极性很快被调动起来，革命受到农民支持和欢迎，并积极参加新部，朱德部队不仅得到扩大，还成立了地方部队和农民赤卫队，协助正规部队作战。宜章经验使起义军充分认识到土地革命，争取农民的重要性，从而找到革命的出路。

10. 正规战转变为游击战，首战告捷

宜章年关暴动的胜利，震撼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国民党急忙派许克祥率6个团的人马，直奔宜章而来。面对兵力6倍于己的强大敌人，朱德、陈毅根据南昌起义的教训，决定先退让一步，指挥南昌起义军（此时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实际只有相当于 1个团的兵力）主动撤离宜章县城，转移至地势险要的湘、粤边界山区集结待机。

许克祥率领6个团从韶关经坪石，顺利地进入宜章县城，一路未遇抵抗，认为工农革命军不是对手，不敢与自己交战，便留两个团于坪石，亲率两个团进至岩泉（属宜章县），另两个团则分布在由坪石至岩泉沿途30公里的道路上，摆成一字长蛇阵。敌人长途行军，沿线设防，忙于“追剿”，已疲惫不堪，而且由于战线太长，首尾无法照应，已出现便于各个击破的有利时机。朱德等领导人决定不失时机地向敌发起反攻。

许克祥6个团的一字长蛇阵，被工农革命军各个击破，溃不成军，争相逃命。这是南昌起义军南征广东失败之后，朱德领导部队变正规战为游击战，首次获得的重大成功，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成功战例，也是我军战史上第一个游击战的经典战例。

这一仗是湘南暴动决定性的一仗，从此，湘南的革命运动迅速展开了。不到半个月，我军先后夺取了永兴、耒阳、资兴、郴州等县城，建立起工农政权，各县都有自卫队、农民自主军、独立团，并在此基础上，又组建了工农革命第7师、第4师。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在这五个县迅猛开展起来。

在朱德游击战思想指导下，湘南起义，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占领耒阳后，国民党又从衡阳派兵攻打耒阳，朱德指挥主动撤出，林彪一个连的兵力，在农军、民兵自卫军的配合下，在敖山庙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接着又把占领耒阳的国民党部队击溃。

11. 别开生面的“诉苦会”

朱德在西进转战中，不仅开创了游击战的先河，还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开拓了新鲜经验，对解放过来的俘虏，进行诉苦活动。这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创举。

在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中，记述这样一个故事：

石坪大捷后，起义军直扑彬县里时，发现唐生智有6个连的学生兵，决定用伏击办法，把他们俘获。战前朱德要求起义军对待他们要像对待误入歧途的兄弟一样，一个也不许打死。战斗不折不扣地按计划执行了，6个连的人员全部被捉，带到一个山谷里，由朱德和陈毅讲解工农革命军性质和纲领。如果愿意回家，可以拿到路费，结果这6个连学生兵大都愿意留下参加革命军。接着召开“诉苦会”，一个青年军官站起来说，自己也是学生，全家都参加了大革命。反革命开始后，他的一个姐妹和两个兄弟都被杀死。接着一个农民士兵叙说他全家对抗地主后悲惨遭遇。他们一边述说，一边泪流满面，俘虏兵也有不少在啜泣。

这6个连的学生兵，除15人外，其他都参加了革命军。许多人后来成了部队中的军政干部。

这次别开生面的“诉苦会”是我军思想政治建设的一大创举。后来成为人民军队新兵入伍最常用的一种思想教育方式。

12. 上井冈山，找毛泽东去

茫茫转战中，八一军旗红。1928年3月，正当湘南风起云涌，整个湘南变成一个红色海洋的时候，湘粤军阀在蒋介石指使下，从南北两路围攻湘南起义部队，在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下，朱德总结了南昌起义南下失败教训，认为与敌人硬拼是要吃亏的，朱德、陈毅毅然决定：

上井冈山，找毛泽东去！

于是，除留下一部分地方武装继续在湘南斗争外，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2000人和湘南农军8000人，边打边撤出湘南，向井冈山移动。

南昌起义部队经过无数艰难曲折，转战赣闽粤湘四省，浴火重生，终于走上了井冈山道路。

两军会师后，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改称工农红军4军。他不仅是当时战斗力最强的一支部队，也是我军发展壮大的主要骨干力量之一。

巍巍井冈山，八一军旗红。从南昌城头升起的军旗，终于插到了井冈山；从南昌城头点起的革命之火，终于形成了燎原之势。

1965年7月5日，郭沫若来到南昌，故地重游，写下：

 

洪都三十八年前，

革命风雷震九天。

争取工农新领导，

掀翻日月旧山川。

井冈直比昆仑峻，

锦水竟同延水连。

八一大桥八一道，

东风万里赣江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