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

第二讲，纪念塔前的追寻

——中共“第一枪”，为什么在南昌城头打响

 

周根保

 

                       导语

 

                 说在前面的话

 

  南昌是“军旗升起的地方”，人民军队的诞生地。江西省、南昌市的人们，对南昌起义的纪念和宣传，历来都十分重视。当年邵式平省长，说了一段十分动人的话，他说：

  “八一起义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我们的人民军队就是从这里站起来，打出去的。打了二十多年，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打出了一个新中国。对这段历史我们不能忘呀。我们江西人，南昌人，有责任把这场斗争中可歌可泣的历史事件，不怕牺牲、顽强奋战的革命精神，真实地写出来，向全国人民汇报，同时教育我们的后人。”[[1]]

  老省长的一席话，今天仍不失为我们做好宣传南昌起义的动员令。

       1977年，建军50周年之际，南昌人民为了隆重纪念南昌起义，对人民广场启动了大型整修，并更名为“八一广场”。

  经党中央批准，在广场南端，修建了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

  无疑，八一广场，是英雄城南昌代表性景区；

  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是英雄城南昌标志性建筑。

  高耸的塔顶上，那支傲指苍穹的汉阳造步枪，那面迎风招展的鲜艳的军旗，似乎用无声的语言，庄重地告诉人们：

  南昌是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地方！

  南昌是军旗升起的地方！

  笔者与八一广场，有两段引以自豪的经历：

  第一次是1997年，笔者调任原南昌军分区任司令员。在原军分区领导的倡导下，南昌举办了“团聚在军旗升起的地方”活动，时任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亲临南昌参加了纪念活动，笔者目睹了迟副主席向八一南昌起义纪念塔敬献花篮仪式，聆听了迟副主席代表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发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70周年的讲话。特别是留下了迟副主席与参加活动者的合影的珍贵照片。

  活动期间，笔者还十分荣幸地在纪念塔前，引领参加活动的代表，进行宣誓活动。

  第二次是笔者在原南昌军分区工作即将卸任前，十分荣幸地参加了八一广场的改造。

      2012年，为了更好地展示八一历史、八一精神，南昌市又一次启动了八一广场的改造。

  为了一步突出“八一文化”这个主题。八一起义纪念塔，加高了8.1米，塔顶军旗，增加了军旗的旗套，使纪念塔显得更加雄伟、挺拔，八一军旗更加鲜艳飘逸；

  在塔前增加了金水河，河下是一个100米长的音乐喷泉，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的乐曲，更烘托出纪念塔英武之气、雄浑之魄；

  纪念塔前东西两侧，按照“人民军队从这里走来”这一主题，树立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红都瑞金、万里长征、敌后抗日、解放战争、钢铁长城”八块军史浮雕。

  八一广场的中心，设置了升旗台，重大节日，举行升国旗仪式，更鲜明地渲染“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一伟大真理。

  广场南部，铺设了一条“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节选）”玻璃步道，步道采取内照明方法，夜间透出闪闪光芒，象征人民军队成长的闪光足迹……

  笔者不仅参加八一广场的改造，而且长期参与了八一广场的管理，荣幸地被南昌市政府邀请为八一广场管委会副主任。

  笔者曾目睹了一批批来自将军摇篮的国防大学的年轻军官，在纪念塔前举行庄严的宣誓活动。

  笔者记忆特别深刻的，是响在耳边的青少年们在纪念塔前，一次次发问：

  “当年为什么要举行武装起义？”

  “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为什么在南昌城头打响？”

         ……

  建军90周年，笔者从网络中看到：有的网民认为：“南昌起义是不应该响起枪声”，认为南昌当时并无“反动派”，认为“南昌起义是国民革命军相互残杀”……

  正如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时，有人在网上发文：如果没有辛亥革命，清朝维新派获胜，中国将和日本一样强大……

  这些“如果”，不是新鲜的话题，这是对历史的误读，回答这个提问，离不开回顾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

  中共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为什么在南昌城头打响？

  笔者参与八一广场改造和管理这许多年，站在纪念塔前，一直寻觅着这个答案……

  解答这个提问，只有把时针拨回到90多年前，拨到1927年那个南昌城……

 

为什么会发生南昌起义呢？

  深入了解南昌起义的历史背景，是研究南昌起义的首要问题。史学界过去分析大革命失败的话，大多是照搬共产国际带来的声音，大多是站在自责的角度；而忽略当时特殊的政治背景。

一、南昌起义爆发的政治背景 

  南昌起义发动的成因，总结起来，只有一个字：“逼”！

  如果要讲复杂点，应该说两句话，一句是因共产国际对中国形势误判，造成了大革命的失败；另一句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敌人屠刀下，认识了枪杆子的重要性，开始重视抓枪杆子。

  1924年，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在国共两党共同努力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其势如暴风骤雨，席卷中国大地。

  岂料，风云突变，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刻，国民党右派势力，向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发动猖狂进攻。一时间，处处刀光剑影，血流成河……

  由于国民党右派的叛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

  从此，国内政治局势急剧逆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面临生死抉择。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两个带有根本性问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宣告了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南昌城头的枪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没有沉默，没有退却，没有投降，他们用武器捍卫自己的生存。

  这就是南昌起义爆发的当时政治背景。

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误判，是导致大革命失败和南昌起义发动的主因。

  人们都熟悉那句话：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国共第一次合作，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壮大，离不开共产国际，这是历史事实。

  然而，大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遭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也全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误判所导致。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把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写到自己的旗帜上。但中国革命怎么搞？一直处于迷茫的探索中。

      1924年，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按照共产国际的指令，把工作重点主要放在组织和宣传工农运动上，放在帮助国民党如何壮大上、如何发展国民革命军上……

  种种历史缘由，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武装工作，对抓武装斗争极端重要性的认识，确实是迟了一些。

  党史界对这个“迟来”的认识，做过种种评说，史学家的见解，笔者认为多是从中共党内，从自责的角度做文章。其实，把视野放到全局看，造成这个“迟来”的成因，与共产国际不无关系。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的贺晓明所著《贺龙的1927年》一书，在分析大革命失败的主因上，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观点：“是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误判”。

她在文章中写道：

  “在国共合作实现后，以让步求合作似乎成了共产国际代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2]]

  “共产国际很长一段时间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实际领导者。”

  “共产国际对中共却实行的是‘家长制’”。

  共产国际，“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经常迎合国民党提出的条件要求，反而压制共产党，甚至以组织命令达到目的。大革命中，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权，将国民党推向了领导地位，这是最大的不公。”[[3]]

         她在文章中还列举了这样活生生的事例：

  “蒋介石军费主要依赖苏联援助。1925年，苏联援助各类军火总值5604万卢布。1926年，苏联提供军火4批，共有4000支日式复枪与400万发子弹，1000把军刀，1.4万支苏造来复枪与800万发子弹，90挺机关枪，4000个子弹带，24门大炮。1000枚炮弹。1924年至1927年，苏联援助黄埔军校200万卢布，……蒋介石建军初期，依靠苏联的大量军事援助。北伐初期，蒋介石已具备8 个军10万人的兵力，1927年已具备20个军25万人的兵力。”[[4]]

          她还在书中特别写道：

  “在国共合作实现以后，以让步求合作似乎成了共产国际代表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结果助长了中共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又使国民党右派更加放肆地进行分裂国共合作的活动。”[[5]]

  可见，在1926年以前，斯大林支持和看好的是蒋介石，大革命时期，是共产国际帮助他在中国建立了国民革命军，并把这支军队作为中国革命唯一的武装力量。他们支持蒋介石谋得最高军事领导职位，而对中共的领导，却采取另外一种政策。

  据原苏共中央解密档案披露，从1923年到1927年，仅仅五年，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开会达122次，作出过738个决议，这期间，苏联还向中国派遣了135名顾问。斯大林他们是在依照攻打冬宫前的经验，耳提面命式地给中国革命开药方。

      2001年是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80周年，中央党史研究室推出《中国共产党简史》，书中指出：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

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地反共活动面前，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必将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也坚持这种意见。中共中央只能执行共产国际指示，使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内占了上风。[[6]]

  正如贺晓明所说：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实际上成了莫斯科上下拨弄的算盘珠子。

  客观地说，中国革命的推进，首先得益于苏共的支持。共产国际促进第一次国共两党的合作，不仅推进了中国革命进程，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反动势力，而且使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影响力，得到迅速扩大，工农革命热潮迅速高涨……但毋庸置疑的，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误判，是大革命失败的主因。

  正如《中国共产党历史》[[7]]指出：“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大革命的失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然，也正是因为大革命失败的惨重教训，使联共（布）领导对中国革命的政治形势有了新的判断。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斯大林表示了极大愤怒，在1927年5月给中央起草的信中，斩钉截铁地说：

  “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必须惩办那些坏蛋。”

  据聂荣臻《南昌起义》一文中写道：

  “正在这时，中央向我们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了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并要我们抓武装，组织一支五万人的队伍。这对我们决心发动南昌起义，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8]]

  事到临头，要求共产党立即拥有一支强大武装与国民党对抗，为时已晚……

      7月12日，根据国际训令，中共中央改组，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五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这次改组，虽说晚了一些，但主张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力量，在中央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而为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发动和八七会议的召开，开辟了道路。

  综上所述，是共产国际，促进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也是共产国际妥协退让政策，引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又是共产国际训令改组党中央、下达的“五月紧急”指示，促进了南昌起义的爆发。

三、中共“第一枪”，在南昌城头打响的直接诱因

      19世纪20年代中期，南昌总共不到20万居民，四周围着中世纪的厚厚城墙。在南昌历史上，除了有个“八大山人”和《滕王阁序》外，没有什么令人自豪的东西流传下来，南昌长期以来可以说是一个沉默的城市，多大的政治风暴，到了南昌，就像一缕青烟，悄悄散落在城内的大街小巷，南昌人，已经习惯了不怎么引人注目地过日子。

  然而，进入1926年，特别是1927年，这里却上演了一幕幕壮烈的英雄话剧。

  中共第一枪，在南昌城头打响，它的直接原因，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因“东征讨蒋”，叶、贺奉张发奎命令，起义军已开进南昌。

  这是南昌起义得以胜利举行的先决条件。

  有一个文艺作品，把叶挺率部开进南昌，戏称：

  当南昌人民热烈欢迎铁军进入南昌时，南昌守军警卫团长，挺身而出，拦着叶挺问：你是奉谁命令进入南昌？

  叶挺则驾在马上，大笔一挥，写了“命令”两字……

  铁军便浩浩荡荡开进了南昌。

  有一点军事常识人，都会把此戏称作儿童游戏。

  叶挺在1928年在向共产国际报告《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中，写道：

  “我们及贺龙的军队，奉张发奎的命令向南昌一带集中。”[[9]]

  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张发奎口述自传》一书，也明白地写道：

  “我下令部队沿着南浔线（南昌至九江铁路）集结。”“那时我的部队中，叶挺的24师和蔡廷锴的第10师在南昌地区”。[[10]]

  史学界则一直认定，起义军从九江开赴南昌，是小划子会议商定的，这一说法，早是人们的共识。

  然而，“文化大革命”后，萧克同志曾带着他主编《南昌起义》一书，拜见叶剑英，问到小划子会议一事，叶剑英则说：

  “在甘棠湖一条小船上，进行了一些磋商，那时不可能说得很深。”还说：“我当时不知南昌起义的具体计划，就对叶挺、贺龙、高语罕他们讲，有什么动作告诉我。”[[11]]

  其实，贺龙的20军，按张发奎的命令是进驻德安，贺龙部队强行开进南昌，则是根据党的指示，南昌起义实际需要。小划子会议，除商定贺部与叶部一起开赴南昌外，主要商定叶、贺不上庐山，不去参加张发奎的军事会议。

  “小划子会议”，是南昌起义史上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七月下旬，在汪精卫“七·一五”叛变后，在“东征讨蒋”旗帜下，集结在九江及其附近的贺龙的第20军、叶挺的第11军第24师，两支部队的高涨革命情绪，震动了汪精卫，他还在武汉时，就通知准备在庐山召开反共的军事会议。张发奎兼承汪精卫指示，于7月24日，正式通知叶、贺到庐山参加军事会议，并命令叶、贺所部集中德安。庐山黑会阴谋，被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了解，他于7月24日，在九江市甘棠湖，借划船玩水，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叶、贺，决定叶、贺不去庐山，部队也不到德安，开到牛行车站，到南昌去，并决定“叶挺的部队明天开，我的部队后天开”（贺龙语）。[[12]]

  历史细节告诉我们：贺龙违命把部队擅自开赴南昌，这是南昌起义得以顺利举行的关键一举，它展示了贺龙、叶挺听党指挥的革命胆略，是南昌起义浓墨重写的壮举。

当时的党中央决定借“东征讨蒋”的旗帜，借叶、贺部奉命开赴南昌的有利时机，决定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这是共产党集体智慧的表现，为攻其不备，打响第一枪，创造了先机之利。

  “东征讨蒋”，固然有其假的一面，但也有真的一面。反动派虽然在反共上一致，但其内部始终是有利害冲突的。汪精卫的实力主要是靠张发奎，但张发奎没有地盘，九江及南浔线，在张发奎心目中，是进退裕如的理想地域。从“对外”来说，这里是“东征讨蒋”的进攻出发地，从他内心讲，也是南下广东的战略要冲。

  据蔡廷锴自述：“过了数天，各军集中完毕，张军长已到，令叶挺率我师及贺龙部先占领南昌”[[13]]

  叶挺和蔡廷锴的话，是准确的。兵权不在我手中，军队不能由我调，我党控制的几支部队，军令也不能由我出。部队调到九江，是汪精卫、唐生智、张发奎他们调动的。那么，为什么把我党控制的几支部队调到九江、南昌这样一个有利于我之起义的位置呢？他们是傻蛋吗？不是，恰恰相反。

  当时，宁汉两方，剑拔弩张，确有非干一下不可之势。是因为他们也确有矛盾。史沫特莱在《伟大的道路》一书中写道：

  “反革命在全国汇成巨流，……汪精卫很想把共产党压制下去，把苏联顾问遣送回国，但始终认为蒋介石乃是暴发户”，“汪精卫和他的手下展开与蒋介石争权夺利的活动。”

  “东征讨蒋”，汪、唐、张虽然各怀鬼胎，但却是他们一面共同的旗帜，是对蒋介石讨价还价的资本。不过，正是这个口号的付诸实行，却把我党掌握和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集中到九江及南浔沿线了。

  汪精卫、唐生智是企图把我军推入陷阱；而我党正是利用“东征讨蒋”口号，把我党控制部队调到九江、南昌一线，这正是党善于运用斗争策略的表现。我们的英雄不仅能从这个陷阱里拔出来，而且干出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

  史学界对小划子会议作用的过度解读，淡化了中央决策的重大意义；至于电影中那个极不庄严的起义军进驻南昌的演义，更是对八一历史不负责的表现。

中共武装起义，在南昌举行，还有一个直接的导火索，则是汪精卫、张发奎开始在第二方面军“清党”了……

  在中共中央党代表张国焘到达九江的7月29日，他从九江连发两封电报给周恩来，要求“南昌起义要慎重”，“要待他到达后再定”的同时——

  也正是这一天，武汉的反共首领汪精卫等人都赶到了庐山，作出了严令贺龙、叶挺限期将军队撤回九江，通缉恽代英、廖乾吾、高语罕等四人的通令，要求第二方面军立即开始“清共”……

      7月31日晨，当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还在继续讨论“应不应该举行起义”时，贺龙、叶挺接到张发奎来电，称其“准1日到南昌。”[[14]]

  不仅张发奎要来，汪精卫也要来，孙科也要来……

  张发奎的电报，使得漫长的前委会终于结束。南昌起义，终于得到中央代表的首肯。

  第2方面军开始“清共”，应是点燃南昌起义的直接引火索……

在南昌举行起义，第三方面原因，是从当时客观情况看，南昌的条件较为有利。

  史料表明， 中央对武装暴动的决定，经过了反复的酝酿：

  “东征讨蒋”的部队离开武汉之前，当时中央，对叶、贺部队的意图是借东征讨蒋之机，跟随张发奎回到广东，徐图发展。

  当部队到达九江，发现了张发奎乃拥护已公开叛变革命的汪精卫后，中共中央及时调整了政策，确定了部队进行武装起义的方针，并确定起义地点，依据不同情况选择在九江或南昌。

共产党发动武装起义，当时有三个地点可供选择：武汉、九江和南昌。

  在南昌举行起义，从当时客观情况讲是较为有利的。

  “东征讨蒋”，唐生智把张发奎推到一线，给共产党在南昌起义提供了一个契机。

  按照汪精卫的计划，东征分两路，一路是江北，沿长江以北向南京方面发展，以唐生智军队为基础；一路是江南，沿长江以南向南京进发，以张发奎部队为基础。

  当时要在武汉举行起义不行，因为武汉像锅底，既不好守，又不能退。我方部队力量少，反动势力占优势。

  九江也不行，九江几乎三面是水，后方活动地区也不大，敌人力量占优势，而且水上交通方便，敌人易机动。

  南昌交通不太发达，地域广大，有广阔的活动余地。因此，确定在南昌起义，地形对我有利。

  特别从军事上说，当时党直接掌握和影响的力量，在南昌，我军除了第20军的7个团，第24师的3个团和朱德军官教育团1个营外，还有蔡廷锴的第10师3个团。而敌军6个团分属3个军，建制不同，互不隶属，谁也指挥不了谁，加上师以上军官都不在南昌，没有统一指挥。我军处于绝对优势，特别是我军进驻南昌，借着东征讨蒋旗帜，与南昌驻军均为友军，出其不意地发动袭击，起义战斗极易达成突然性。

  笔者从史料中看到，党确定南昌作为起义地点，还有一个特殊有利条件：朱德曾在南昌任公安局局长。

  根据朱德在《朱德自述》记载：

  “鉴于我对南昌了若指掌，分派给我工作是向总指挥部报告与起义有关的部队情况。”

  “帮助组织这次起义，它是我这个公安局局长的保护下策划的。”[[15]]

  朱德奉中央命令，于21日到达南昌，便着手将敌驻军情况调查清楚，并标到南昌市区图上。27日上午，到达南昌的周恩来，下榻在朱德的住处，朱德指着地图上的标记，向周恩来汇报。周恩来俯下身子看上一阵，说：

  “好啊，朱德同志，你提供情况很重要，你不愧是我们的好向导，好参谋。”[[16]]

  从历史的结果看，朱德的确为南昌起义胜利立了第一功。[[17]]

当然，南昌人民在南昌起义中的作用，也不可忽略。

  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十分重视争取南昌各界进步力量的支持，地下党组织也十分重视动员群众，配合起义。7月下旬，在起义准备的日子里，起义军和当地党组织在群众中进行了一系列宣传工作，群众革命情绪高涨，全城充满了热烈的气氛。

  中共江西省委，在松柏巷盐义仓女子中学召开了党、团活动分子会议，会上传达了党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并做了动员。南昌起义战斗过程中，在党的前敌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中共江西省委动员工会、共青团、学生会、妇女会等，组织工农商等各界革命群众配合起义，谱写了一曲军民团结战斗的凯歌。

  南昌注定要成为英雄城。南昌人民积极支援起义军的生动画面，将载入英雄城南昌的革命史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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