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根保

 

写在前面的话

 

我开始南昌起义、八一精神的研究，源于两个原因：

一是2002年10月，我从南昌军分区司令员岗位卸任，到八一广场改造指挥部任副总指挥，分工负责南昌起义、八一精神研究；

二是2010年7月，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成立，我任执行会长。至2020年9月，因年龄关系，改任名誉会长兼理论研究中心主任。

“论从史岀”。研究南昌起义、研究八一精神，首先要弄明白：南昌起义是怎么回事？

为此，这近二十年，我硬着头皮，用功读了不少关于南昌起义的书。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有两本书：

一本是刘伯承在1928年，在莫斯科写的《南昌暴动始未记》，这本书是我打开南昌起义之谜的一把金钥匙。刘伯承是起义军的参谋长，写此书时，距离起义过去不到一年，对起义的情景，记忆犹新。这本书是他当时对南昌起义军主力失败后痛苦沉思的结果，是他当时对中国革命武装斗争展望的结晶，也是他在中国革命面临最黑暗、最迷茫时刻，内心仍有一杆胜利的旗帜，在呼啦啦飘扬的表露。

另一本书是张侠写的《南昌起义研究》。张侠曾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作战参谋，是聂荣臻的老部下，他写这本书，先后十次请教聂帅。张侠敢讲真话，犯言直谏。在1944年8月19日，毛泽东还专门给他题词：“光明磊落”。这本书的含金量、可靠性很不一般。读过这本书，颠覆了我对南昌起义许多重大问题的认知。

我在阅读南昌起义亲历者正面人物回忆录的基础上，还阅读了后来走向反动的张国焘写的《我的回忆》、朱其华（时任起义军政治部宣传处长）在1936年发表的《1927年底的回忆》等书。

在阅读南昌起义相关书籍的同时，我还结合自己读书体会，颤颤巍巍写了几本南昌起义的书。正式出版的只有两本：

一本是2015年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人民军队从这里走来》；

一本是今年3月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南昌起义史料札记》。

其他有的还在“报备”中；有的则以“内部交流，免费赠送”问世。

通过读和写南昌起义这许许多多的书，使我深深感悟到：

南昌起义，是我们共产党人“坚守理想，忠诚信仰”一部无言大书。

阅读这部大书，不仅使我对八一起义先辈腾生敬意，更是我一次信仰的洗礼，斗志的激励，动力的催生，血性的提升！

今天，全国人民正开展中共二十大精神学习。在这个特殊时刻，重温南昌起义的历史，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红色基因、实现百年强军目标的重要讲话，更是感想良多。

下面，专题谈谈：我对南昌起义历史功勋的粗浅认识。

一，南昌起义功在“第一枪”

这是人们的共识。

但真正读懂“第一枪”功绩的，毛泽东是第一人。说两个例子：

1948 年冬，毛泽东预见全国胜利即将来临，指示解放军总部提出军旗方案，总部从各地上报的各种图案中，确定了12 种，供中央领导参考。

周恩来回忆了这一过程。他曾向有关同志说：

“定军旗的图案的时候，正是解放战争快要取得胜利的时候，我和毛主席在一起工作。各种图案都选不上。毛泽东同志就说，何必另选呢？把‘八一’两个字写上就是一个图案了。我说，红军获得成功是井冈山开始的，八一起义是失败的，恐怕用‘八一’两个字不一定恰当。毛主席说，不对，八一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开了第一枪，秋收起义在八一起义之后。”[[1]]

接着，毛泽东在军旗审定方案中，亲笔写道：

“中国人民军队的军旗应为红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2]]

军旗，誉称“军魂”，是人民军队的标志，是人民军队荣誉的象征。军旗图案的确定，说明“八一”，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

另一个例子：《毛泽东年谱》第六卷，第一百零六页，有一段记录：

1967 年 7 月 26 日，毛泽东同准备回北京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杨成武谈话，谈到有人提出要把9月9日秋收起义纪念日，作为建军节时，毛泽东说：

“这是错误的。南昌起义是8月1日，秋收起义是9月9日嘛。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八一建军节是1933 年中央苏维埃政府做过决定的，这件事不能变。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是大政治，但政策错了，失败了。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不能因为我参加了，就吹上天。还有许多起义都是地方性的，与‘八一’不一样……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国民党打响的第一枪”。[[3]]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特殊年代，对八一建军节的肯定与坚持，意味着什么呢？

建军九十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典讲话中，对“功在第一枪”，作出全新概括，他说：

“南昌城头的枪声，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革命的希望，在逆境中看到了奋起的力量。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4]]

习近平总书记，还高屋建瓴，站在大历史、新时代的高度，称颂“南昌城头的枪声”，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深刻揭示了“第一枪”的非凡历史意义。

在中共打响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壮举中，周恩来等领导，作出哪些卓越的贡献呢？

第一，临危不惧，首倡南昌起义。

据张侠考证，南昌起义最早提出者，是周恩来。

他在《南昌起义研究》一书写道：

周恩来在1972年6月11日讲话中曾说：

（大意）八一起义前，几个临时负责人，瞿、张和我就酝酿起义，当时动员的有叶挺的十一军、贺龙的两个师（当时贺龙还不是党员，在那里有周逸群做党的工作。）起义决定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号，反对国共分裂。提法、口号是正确的，但起义后如何搞，大家都不清楚。[[5]]

张侠认为，这段话，说明八一起义是周恩来和瞿秋白、张国焘最早酝酿的，说明了中央的打算，明确了使用叶、贺部队。

对南昌起义的酝酿与决定，张侠排了一个时间表：

1927年7月12日，按照共产国际训令，改组了中央核心领导，指定张国焘、张太雷、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五人为临时政治局常委；

7月13日，我党发表《政局宣言》，这是个分水岭，武装斗争的思想开始成为全党的基本路线，成为党的统一意志；

7月15日前的几天，周恩来确定了“以湘鄂赣为中心”的大方向；

7月14日至17日，周恩来和瞿秋白、张国焘等进行了起义酝酿，明确提出动用叶、贺部队进行武装暴动；

7月18日，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了使用叶、贺部队。初步决定了在南昌暴动。

当晚，周恩来赶到军委办事处，传达中央决定精神，指定聂荣臻为军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立即赶往九江，向军队党员传达中央起义的决定。

7月19日，李立三、谭平山等赴九江；

同日，朱德受领尖兵任务，潜回南昌进行起义前准备工作；

同日，聂荣臻等到部队传达中央关于起义决定；

7月20日，李立三等举行了第一次九江会议；

7月25日，中央常委开会，根据瞿秋白带来九江同志的“南昌决议”，最后确定了南昌起义的决定。并确定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

7月26日晚，周恩来到达九江；

7 月27日，叶、贺部队进驻南昌；

同日，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到达南昌。并在当晚，在江西大旅社召开前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至此，周恩来把南昌起义推进到发动阶段……

 

对是谁首倡南昌起义？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也有一段记叙：

面临当时严峻形势，“于是周恩来提出了一个进取的建议。他指出现在大批同志都随第四军行动，万一第四军的将领张发奎等受环境所逼，转而反共，那我们在四军中的同志们将被一网打尽。他觉得与其受人宰割，不如先发制人。……周恩来因而赞成在南昌由叶挺部等首先发难”。[[6]]

张国焘的这段回忆，应该是周恩来首倡南昌起义，一个有力的证据。

周恩来，为中共打响“第一枪”，首创奇功。

• 顶住强大政治压力，作出“还是干”的起义决策。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紧张有序展开时，从莫斯科吹来一股冷风……

据苏联解体后，从破译《苏共（布）中央政治局第119次会议记录》中得知，苏共中央接到中共关于南昌起义报告后，苏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会议，记录中清楚地记录了斯大林对南昌起义反对意见。

会后，斯大林亲自口述了一个回电，以共产国际名义发给了中共。电报称：

“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以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拉尔斯赛和我们其他署名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是不能容许的。”[[7]]

共产国际代表特别表示，目前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苏共领导人不仅对南昌起义表明了疑虑，而且是一种不支持态度。

共产国际代表新到，对南昌起义，自然说不上话，只有指令张国焘前往南昌传达。

此时，起义部队已云集南昌，起义时间已从28日改为30日，起义只差最后一笔——一声信号。

7月29日，张国焘匆匆赶往九江，连发两封密电给南昌，要求无论如何，要等他到南昌再作决定……

南昌暴动的大钟在滴滴答答地走着……

张国焘于7月30日早上，匆匆赶到南昌。

7月30日、31日，这两天，前委连续召开两次紧急扩大会议。

周恩来等前委们，在起义前前委会上智斗张国焘，是南昌起义最精彩一页。

此时的张国焘，是个什么身份呢？

他资历老（中共一大的主持人），地位高，（此时位居中共临时政治局常委首位），此行是以中央代表身份，传达共产国际和中央领导对南昌起义“新精神”，并参与决策。

他的企图，是说服大家终止或推迟南昌起义举行……

听完张国焘传达发言后——

一生习惯“按中央指示办事”而称著的周恩来，面对共产国际和中央领导“新指示”，竟然理直气壮地，说了“不”！

一向以温文尔雅而称著的周恩来，在前委会上，竟然出人意外，雷霆震怒地，“拍了中央代表的桌”！

（事后他告诉别人，这是他平生第一拍桌子。）

经过两次前委会激烈斗争，张国焘最后终于表示，服从大多数人意见，同意在“八月一月四时”（后因叛徒泄密，提前2小时），发动起义。

试想，如果没有周恩来的坚定；

如果没有中央代表的首肯——

中共“第一枪”可能夭折！

这是什么？

这是担当！

这是忠诚！

正如贺龙所说：

“如果不是周恩来的英明决定，八一南昌起义很可能被取消了。这是周恩来同志在党的危险时刻为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

贺龙一席话，周恩来敢于担当，大气浩然的形象跃然于纸上。

第三，周密部署，确保起义旗开得胜。

南昌起义，是我党第一次独立组织的武装行动，参加起义的部队有在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叶挺、贺龙的部队2万余人，还有各地参战的农军；参加起义人员有早期中共高层人物，还有国民党的左派代表，如何把起义军各种力量捏在一起，又要达到起义战斗“出其不意”？

周恩来在起义组织指挥中出色地做到：

一是正确地选择了起义地点和时间。中央开始提出的起义地点是南浔。7月25日，周恩来来到九江，李立三不同意把暴动地点选在南浔，认为九江地区军阀部队聚集，于我不利。周恩来断然采纳了李立三的意见，把起义地点选在南昌，事后证明，这种选择是正确的。

南昌起义时间，三次更改，特别是在叛徒告密的情况下，果断将凌晨四点改为两点，对达成起义突然性，具有十分重要作用。

二是组建了特殊的指挥体系，充分发挥了军事指挥员的指挥才干。基于贺龙在20军特殊地位，任命非共产党员的贺龙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体现周恩来用人的独到眼光。刘伯承周到细致，既有组织大规模兵暴经验，又有丰富作战指挥能力，担任参谋团参谋长，弥补了周恩来本人对军事指挥不是专长的不足。朱德则因“对南昌情况了如支撑”，和在滇军中有很高的影响，负责收集敌人情报，并在起义当晚，利用设宴控制两个滇军敌人团长。谭平山在国民党享有特殊地位，负责革委会工作。起义领导正确分工，使起义领导人的整体力量得到充分发挥。

三是正确的部署了兵力。起义部队采用“区分目标，量敌用兵，各个歼灭”的办法，把每一个歼灭敌人目标，区分落实到具体部队。为了地出其不意，起义各部队区分任务时，以就近歼敌为主。对于驻地距离歼敌目标较远的部队，战前秘密地进行部队调整，尽量缩短进攻距离。起义战斗发起后，除朱培德总部警备团得到叛徒告密，事先有所准备，抵抗比较激烈外，其余敌人根本来不及进行组织抵抗，便被解除了武装，有的根本来不及摸枪就被起义军俘虏了。

人民军队在自己诞生的第一天，就打了历史上第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二，南昌起义功在上井冈

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老歌，叫《人民军队忠于党》，前面四句歌词是：

 

雄伟井冈山，

八一军旗红，

开天辟地第一回，

人民有了子弟兵……

 

这四句歌词，其实就是对“南昌起义功在上井冈”的生动诠释。

对“功在上井冈”的内涵，体会最深刻的，应是毛泽东。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要造朱德的“反”，说朱德是“黑司令”。准备在北京工人文化宫召开万人大会，批斗朱德。周恩来将此情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说：

“不管这个同志后来犯过多少政治路线错误，他把一支部队带到井冈山，这是一个大功，保留了很多干部，所以写历史总是把这件事写上。”[[8]]

朱德是如何在起义军主力失败后，力挽狂澜，率领起义军余部走上井冈山的？

南昌起义胜利后，八月三日，按照中央既定方案，起义军南下广东……

  进入广东后，兵分两路：

主力由周恩来、贺龙、叶挺、刘伯承率领，直奔潮汕；

另一路由朱德率领第九军教导团和第二十五师，共2500人，留守三河坝，担任殿后任务。

10月3日至6日，朱德指挥我军与来袭之敌钱大钧2万余人，激战三天三夜后，突围到饶平，拟与主力会合。

当得知主力在潮汕失败后，全军上下感到震惊和茫然……

在三河坝完成阻击任务后，这支部队已损失过半，现在四面都是敌人，没有支援，没有保障，又上下失去联系……在这样极端困境中，朱德是怎样改变这支部队的命运呢？

笔者认为，朱德至少采用了以下四个绝招：

一是扭转根本方向，伸伸展展地搞。

朱德和粟裕同志曾说：“过去那个搞法不行，现在要伸伸展展搞一下。”[[9]]围绕中心城市闹革命，和强大敌人搞硬拼，这是潮汕失败的主要原因。朱德为了扭转根本方向，于10月7日，在茂芝召开了有二十多位军事干部参加的军事会议。朱德在会议上，在统一“要不要坚持和如何坚持‘八一’起义军旗帜”问题的基础上，决定不拘泥于过去的方针，率领部队避开重敌包围的重镇，向西北山区转移。

正是这个茂芝会议，扭转了起义军的根本方向。

史学界称，这是起义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重要转折。茂芝会议孕育了南昌起义从失败走向胜利的曙光。

事实证明：方向转变了，路子就宽了。通过半年来伸伸展展的搞，朱德创造了许许多多别开生面的新经验：

没人发饷，朱德带部队打土豪，到地主家杀猪，挑粮食；

没有经费、装备，朱德找老同学范石生合作，不仅解决经费、装备，还得到一个来月的休整；

在向郴州进军中，朱德把6个连的学生兵俘虏过来，采取召开诉苦大会办法，进行阶级教育，使他们都自觉参加到革命队伍，许多人后来都成长为起义军基层骨干。

在犁步头驻训一个月，朱德把干部组成教导队，亲自编教材，亲自当教员，给他们讲述如何从正规战走向游击战转变。

在湘南暴动中，起义军第一次创造了“起义军、农军和自卫队三结合”的武装体；第一次开展“插标分田”，把土地革命的口号落到实处；特别是在智取宜章之后，着手建立工农革命政权，这是起义军转入农村斗争的又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这是继毛泽东之后，起义军第一次打出工农革命的红旗，向国民党进行武装斗争去夺取政权的斗争。

湘南暴动，遍及二十余个县，拥有百万人参加，革命风暴，震惊全中国。

二是凡事以身作则，构建核心领导力量

面对起义军难以控制的混乱局面，朱德把构建核心力量作为稳定起义军的首要任务。这个核心力量的建立，不是靠文件，也不是靠权威，朱德也没有讲什么豪言壮语，只是凡事以身作则，用自己的行动，把这支部队稳住了……

朱德这样做，陈毅、王尔琢和起义中的共产党员也都这样做，摧不垮的核心力量就这样形成了。

朱德在艰难转战中，如何构建核心力量呢？

首先，朱德在树立革命必定胜利的信念上做出榜样。起义军到了江西境内天心圩，团以上的干部，除了团指导员陈毅、团参谋长王尔琢，都走光了，连、营干部也走了不少，两千人的队伍，剩下一千人不到，有的还要走，部队已是七零八落。

朱德召开军人大会告诉大家∶我们的革命暂时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并以俄国革命胜利的例子，教育大家，中国的革命一定会胜利。在起义战士面前，树立起高山一样的信仰。战士们内心深处都从朱德、陈毅、王尔琢身上感受到共产主义一定胜利的信念。

其次，朱德把战士当兄弟，倍加关爱。平时行军，朱德把自己的马让给伤员，他扛着枪，有时搀扶着伤员，一边行军一边给战士讲革命的道理。

再是，在紧要关头，朱德总是挺身而出，身先士卒。部队退出武平，敌人有两个团兵力追上来了，城外石经岭，是个隘口，只有一条路可通过，却被反动民团占据着。这时，朱德突然出现在队伍前面，他一边指挥部队分散隐蔽，一边亲自带着几个警卫人员，从长满灌木的悬崖峭壁上攀登而上，出其不意地在敌人侧后发起进攻，给部队杀出一条血路。战士们看到朱德手里掂着手枪，站在悬崖上，指挥部队前进的威武英姿，心里油生敬意。

三是抓住时机，搞整顿。

面对部队一哄而散的混乱局面，陈毅问朱德：“有什么办法呢？”    朱德说：“只有一个办法，摆脱追兵停下来，整顿一番。”

进入江西，敌人忙于打内战，不追了，朱德抓住这个时机，搞了影响极大的天心圩整顿，大余整编，上堡整训，即“赣南三整”。朱德在自述中说：

“在军阀混战的矛盾中间，我们得到一个月的休息，在那里开会，进行教育，建立政治工作以及军事技术工作，部队有一千多人，共产主义是提得很高，大家兴趣很高，连伙夫也是这样，都认为非阶级斗争不可，非组织红军不可。”[[10]]

整顿中，尽管没有提出“支部建在连上”，但对党团员进行重新登记后，健全了党团组织，把党团员派到基层连队去，组织了党的支部，建立了连的指导员，朱德说，通过整顿，“部队走向统一团结了，纪律性加强了，战斗力也提高了”。[[11]]

整顿后的这支部队，已经摆脱了旧军队的痕迹，成为了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

四是靠游击战，求生存、求发展。

游击战是朱德的拿手好戏。早在苏联学习时，他就讲过：“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朱德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始终把游击战作为起义军发展的唯一方向。起义军进到信丰，朱德带领部队上山打游击，搞了个把月，说“上山有出路。”[[12]]

11月初，起义军到崇义的上堡、文英一带，这里是一片绵亘不绝的山区，是开展游击战的绝好场所。朱德把部队以连、排为单位，分散开来，一边开展向群众做宣传，帮助群众劳动，一边收缴地主土匪武装，开展游击战，第一次把武装斗争与农民运动结合起来。

后来，许克祥率部队进攻宜章，起义军第一次运用游击战术，以一个团兵力打败敌人五个团，取得以少胜多的胜利，作战方法的转变，使这支濒于溃散的部队重新焕发勃勃生机。

1928年4月，敌人组织七个师的兵力，分三路，对起义军开始联合“围剿”，朱德按照“不击则游”的原则，不顾湘南特委反对，采取且战且退的办法，撤出湘南，直奔井冈山。实现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朱毛会师”，走上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

朱德成了中共领导人第一个和毛泽东一起，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合作者。

朱德在“北上、西进”的半年转战中，向世人宣告：

起义军主力失败后，但南昌起义——

旗帜没有倒！

火种没有灭！

队伍没有散！

巍巍井冈山，八一军旗红。从南昌城头升起的军旗，终于插到井冈山，从南昌城燃起的革命之火，终于形成了燎原之势。

三，南昌起义功在铸军魂

有人曾经惊叹：南昌起义主力失败后，所剩无几。短短二十八年，不仅拥有千军万马，而且夺取了政权，靠的是什么力量？

还是《人民军队忠于党》，两句响亮的歌词，作出了回答：

 

“伟大的共产党，

  伟大的毛泽东……”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13]]

习总书记在纪念朱德诞生120周年讲话中，还特别指出：朱德“领导南昌起义余部进行‘赣南三整’，在部队建立党支部，实现党对军队全面领导。”[[14]]

习总书记的讲话，对南昌起义对党的建设功绩的肯定，表明我军诞生之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己作为铁血军魂熔铸于我军建设之中；

习总书记的讲话，同时旗帜鲜明地阐明了南昌起义，对我军军魂铸造的历史贡献。

历史已经表明，南昌起义，不仅诞生了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而且揭开了人民军队军魂铸造的大幕。

     南昌起义前，中共中央就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员会，指挥前敌一切。前敌委员会的设立，开创了党对军队领导的创新模式。

 1927年7月27日，在南昌大旅社召开的第一次前委员会，对起义作战计划、起义时间、起义领导分工等事项，进行了研究，标志着起义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进行的。

 起义胜利后，不仅任命了中共党员担任各级党代表，而且在部分条件好的单位，设立了党小组。

特别是朱德率领起义军余部，半年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最后胜利登上井冈山，开创“朱毛红军”新时代，靠的是什么力量呢？

跟随朱德在赣南转战的杨志诚，在回忆起义军西进艰难日子时说：

“回想起来，当时部队之所以能保存下来，是有一种巨大力量在取作用，那就是党的坚强领导。”[[15]]

听党指挥，铸牢军魂，是我军创建之初根本力量的源泉！在大革命失败的低潮，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军魂的力量，在南昌起义先辈身上，熠熠生辉！

让我们看看南昌起义先辈们，当年在南昌起义军魂缎铸中的生动事迹：

周恩来是军魂铸造带头践行者，是永远奋斗在党的旗帜下的杰出代表。连张国焘在后来他写的《我的回忆》一书，都难以抹煞周恩来的共产主义战士的形象，他这样写道：

“正当人们纷纷准备逃离时，周恩来转而和我与李立三作紧急的商谈。他说，你们赶紧离开部队潜返上海。我将随部队行动，沿途由我相机处理，除应留下的人员外，一律遣送香港上海一带去。我问他，你的病怎样？你病了应先离开部队，让我留下来代替你的工作。……他急遽地回答说：我的病不要紧，能支撑得住。我不能脱离部队，准

备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的旗帜来。”[[16]]

周恩来抱病主持流沙会议，做出部队撤退和领导人疏散的安排，自己带病坚持一直留在潮汕地区农村，直到起义领导全部安全转移， 他才和叶挺、聂荣臻乘船离开了广东。

周恩来临危不惧，负重践危，创造了在敌人四面包围的撤退中，起义领导人（部队团以上，地方科以上）“一个没抓，一个没杀”的奇迹！

试想，如果不是这样，中国革命丧失了这样一大批人才，那共和国的历史，可能改写……

南昌起义时，贺龙尽管还不是共产党员，但跟党走的人生目标已经确定，在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候，他选择了共产党。

1927年7月23日，当谭平山把南昌暴动决定告诉他，征求他的意见时，贺龙坚定表示：“我完全听从共产党的指示。”

1938年，蒋介石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问贺龙：你为什么放着好端端的军长不当，去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

贺龙用“政见不同”回击了蒋介石。

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已经是威震四方的军长了。他把一个军的部队交给共产党，为的什么？

据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老馆长徐巍介绍，贺龙曾说：

“我参加南昌起义不是一时的冲动，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什么目的，而是当时我就选择了今后一生要走的道路，那就是坚决跟共产党走。做出这个决定，我花了七年时间”。

听党指挥，是贺龙永远凝固在历史上的忠诚。

叶挺的部队不仅是南昌起义的主力，特别是他本人，毅然抛弃优裕的生活，抛弃名利，面对国民党方面的利诱毫不动心，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义无反顾投身起义之中，更是难能可贵。

叶挺英年早逝，他在南昌起义中发挥了不可代替的作用，史学界对叶挺宣传的文章极少，特别是他在南昌起义关键时刻，听党指挥的高度政治自觉，党史界的宣传更是少之又少 ……

叶挺会率部起义，张发奎万万没有想到！

张发奎在自传中说：“那次庐山会议，叶挺、贺龙、蔡廷锴没有出席，因此会没有开成。不过，我并不认为共产党会发动叛乱，所以没有先下手逮捕他们。”

叶挺和张发奎，是广东北江的小同乡，从小便在一起，可以说是如兄如弟。以他和叶挺的私人关系，他认为叶挺绝不会与他为难。

此时，如果叶挺对张发奎不舍旧情……

此时，如果张发奎对叶挺的部队产生警觉……

此时，如果叶挺在党的指示面前产生了动摇……

南昌起义的历史可能要改写……

当年，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刘伯承、叶剑英、郭沫若、徐特立、聂荣臻等人，他们都是身居要职，高官厚禄，在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横尸遍野、血流成河的白色恐怖的时刻，勇敢站出来，听党指挥，义无反顾来参加南昌起义，为的是什么呢？

“听党指挥”，这个刻印在南昌起义将士灵魂深处的鲜明印记，已经穿越历史时空，在人民军队九十五年的历程中，熠熠生辉。

南昌起义的伟大壮举，生动诠释了：“听党指挥”，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我军不变军魂。

 

结语

 

党的领导，如定海神针，中共能顺利打响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靠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核心领导；

起义军余部能走上井冈山，揭开朱毛会师、创造工农红军的新的一页，靠的是以朱德、陈毅为核心的党的领导。

今年是建军暨南昌起义九十五周年，在践行百年强军目标的新征程中，笔者怀着崇敬的心情，书写这篇文稿，既是对前辈的深切怀念，更是为了昭示今人：

南昌起义的历史功勋，是共产党人初心与使命的生动诠释，是人民军队军魂的生动写照。八一起义前辈，在八一起义中孕育的“听党指挥，敢为人先，不屈不挠，为民奋斗”的八一精神，为我们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坚定信念，攻坚克难，以良好的精神状态，开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提供了精神支撑，树立了光辉典范。我们要永远学习，使之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