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根保编著

题记

 

人民为什么选择共产党？

共产党为什么选择武装斗争？

南昌城头的枪声——

作出了庄严地回答……

 

 

    代序 一

 

     毛泽东同志心目中的“八一”

 

对八一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尽管在史学界有多种解读。我认为，只有把八一史料搞清楚，以理性的思考，站在大历史的角度，才能分析解读清楚。

 

笔者从十几年阅读中感到，真正读懂八一南昌起义，毛泽东是第一人。

仅举两例——

 

例一：坚持在军旗图案中加上“八一”两字

 

1948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和解放军总部领导人，在西柏坡讨论军队正规化问题时，提出了全军统一军旗问题，确定由周恩来主持军旗工作。

军委发出通知，向全军征集军旗式样。经过3个多月，征集到500多个样式，设计小组预选30多种方案，制成“样旗”，送周恩来审选。这些方案，一致为红底，有以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但均无“八一”二字……

周恩来后来回忆这一经过，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定军旗的图案的时候，正是解放战争快要取得胜利的时候，我和毛主席在一起工作。各种图案都选不上。毛泽东同志就说，何必另选呢？把‘八一’两个字写上就是一个图案了。我说，红军获得成功是井冈山开始的，八一起义是失败的，恐怕用‘八一’两个字不一定恰当。毛主席说，不对，八一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开了第一枪，秋收起义在八一起义之后。”[[1]]

 

这一段朴实、简单而又有力的话，在笔者的心灵激起了长久的激动。多么闪光的语言啊！它不仅是对毛泽东对南昌起义历史地位的科学总结，而且凝集了历史伟人对南昌起义的特殊情怀。

 

毛泽东在军旗审定方案中，还亲笔写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应为红底，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2]]

军旗，誉称“军魂”，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志，是人民军队荣誉的象征，也是国家武装力量的象征。

八一军旗的确定，倾注了毛泽东同志对南昌起义的特殊情感，也是毛泽东对“八一”深刻含义的解读。

“八一”是什么？毛泽东一席话，尽在不言中！

 

例二：坚持“八一”建军节

 

1967年2月4日下午，在南昌城中心人民广场（现在八一广场），召开了10万人“彻底摧毁‘八一建军节’”誓师大会，“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要大造“八一建军节”的反。

同日，《江西日报》，刊登了《彻底摧毁“八一建军节”》的社论和《向全军通电》……

……

1967年，毛泽东于7月26日， 同准备回北京参加八一建军节招待会的杨成武谈话。谈到有人把9月9日秋收起义纪念日作为建军节时，毛泽东说：

“这是错误的。南昌起义是八月一日，秋收起义是九月九日嘛。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八一建军节是1933年中央苏维埃政府做过决定的，这件事不能变。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是大政治，但政策错了，失败了。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不能因为我参加了，就吹上天。还有许多起义都是地方性的，与‘八一’不一样。……南昌起义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向国民党打响的第一枪。今年是建军四十周年，建军节招待会要搞好，规模要大些，请各位老帅都参加，由你致祝酒词。”

毛泽东还在1969年，“6月30日上午，在南昌听取江西省革委会和省军区的负责人”，汇报“毛泽东回顾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过程后，指出：

现在解放军建军节还是定在八月一日，因为‘八一’起义是中央决定的，‘八一’是全国第一个暴动，是打第一枪。”[[3]]

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特殊年代，毛泽东对八一建军节的肯定和坚持，揭示了毛泽东心目中，对八一南昌起义历史地位不可动摇的肯定。

从上述这些事例，我们可以看到，“八一”，在毛泽东同志心目中，意味着什么呢？

请读者自己慢慢体会吧……

 

 

 

代序 二  

 

 “八一”，何谓伟大

    ——学习习近平同志关于南昌起义重要论述的几点体会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大会上的讲话，高屋建瓴，站在大历史、新时代的高度，称颂八一南昌起义是“党史、国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对八一南昌起义历史意义，作出了全新的概括。

笔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南昌起义重要论述，不仅为我们研究南昌起义提供了基本遵循，而且提出了三个新的重要课题，十分值得我们认真学习领会。

第一、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第一次从党的初心和使命担当，深刻揭示了南昌起义的伟大历史意义。

中共为什么要发动南昌起义？

习近平同志在讲述南昌起义历史背景时，从共产党人坚守党的使命与初心的视野，讲了一段含义极其深刻的话，他说：

“正当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背叛人民，向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血腥的屠刀。一时间，神州大地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中国共产党面临被赶尽杀绝的严重危险，中国革命处于命悬一线的紧要关头。在严酷的斗争和血的教训中，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4]]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从共产党的初心、历史使命、共产党人的政治担当，阐述了发动南昌起义的紧迫性、重要性，令人醍醐灌顶。

讲话中，习近平同志用“赶尽杀绝”、“命悬一线”这八个字，深刻揭示了中共为什么要发动南昌起义的历史背景。含义深刻透彻。

批判的武装绝不能代替武装的批判，中国共产党从血的教训中，悟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从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下，悟出了“只有拿起枪”，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才能担起中国革命的重任，才能改变人民的命运，才能完成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字里行间，透视了一个重大的真理：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政治上第一次重大觉醒，说明党发动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初心与使命、救国救民的高度政治自觉生动体现。

在起义前夕，前敌委员会紧急扩大会上，周恩来怒斥中央代表张国焘，就是生动的例证。

有人说斯大林对中革命的指导，是依照攻打冬宫的经验，耳提面命式给中国革命开药方。南昌起义是中共没有事先取得莫斯科同意而采取的一个重要行动。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紧锣密鼓进行中，从莫斯科吹来一股冷风……

共产国际对南昌起义的回电，语气模棱两可，表达了对起义的怀疑的立场。中央代表张国焘企图借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在起义前夕前委会上说服和阻止起义的举行。

据史料称，张国焘是颇善雄辩的，周恩来为了驳斥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平生第一次拍了桌子，最后团结前委一班人，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冲破共产国际的束缚，说服了中央代表，作出了“还是干”的决定，体现了周恩来等起义领导人坚守初心、勇于担当的政治勇气。

毛泽东同志在坦诚他为什么要“拿起枪杆子”时，曾说：“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教员，也没有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国民党搞的白色恐怖，把工会、农会都打掉了，把五万共产党员杀了一大批，抓了一批，我们才拿起枪来，上山打游击。”[[5]]

九十年前，毛泽东在党的“八七会议”上，面对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发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高呼，振聋发聩！

九十年后，习近平同志对南昌起义紧迫性、重要性的论述，是毛泽东同志“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伟大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大革命失败和国民党的屠杀，使中共对军事工作完成历史使命的认识，有了根本转变，对共产党的政治担当有了新的认识，南昌起义的发动，正是这一转变的重要标志。

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

“南昌城头的枪声，像划破夜空的一道闪电，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人民的希望，在逆境中看到了奋起的力量。南昌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6]]

近些年，在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下，在网络传媒上，对南昌起义的历史意义，出现了一些攻击、诋毁的声音。

据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建华提供的信息，在有关“纪念南昌起义90周年”的网络宣传中，发现有的网民认为南昌起义是“国民革命军自相残杀”、“起义军在南昌并无敌人”，胡说是周恩来、恽代英认为，既然是暴动，就应该有暴动的样子，不放几枪，打死几个“反动派”，毁坏几座建筑，叫什么革命呢？认为“南昌起义是黄埔军校的学友，第一次面对面相互残杀”。[[7]]

还有的个别学者，称“南昌起义军充其量，只能算国民革命军”；认为只有秋收起义军， 才是第一支人民军队等等。

习近平同志对南昌起义重要性、紧迫性的论述，不仅是我们统一对南昌起义伟大意义的理论指南，也是回击历史虚无主义谬论的有力武器。

其实，政治上勇于担当，不仅在面对生死存亡考验的革命战争年代，是共产党人的高度政治自觉，尤其是在今天，在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大历史使命中，更显得尤为重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南昌起义历史意义的论述，具有特别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二、习近平同志在讲话，第一次把南昌起义，称颂为“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高度颂扬了南昌起义伟大的历史地位。

在建军90周年纪念大会讲话，习近平论述南昌起义历史地位时，说了一段令人感慨的话，他说：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8]]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把南昌起义定格在“建党、建军、建国和实现中国梦”的大背景下，称之为“一个伟大事件”，这是对南昌起义历史地位，一个新的定位。

南昌起义，称之为“中共党史上一个伟大事件”，这是人们共识；

南昌起义，称之“中国革命史上一个伟大事件”，这也容易理解。

党和国家领导人，把南昌起义称之为“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伟大事件”，却是意义非凡的第一次。

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作出了新的评价。2016年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一书，对南昌起义的历史地位作出了庄重评述：

“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次起义像一声春雷，使千百万革命群众在经历了一系列严重挫败后，又在黑暗中看到高高举起的火炬。南昌起义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造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9]]

这是党史界对南昌起义在党史、在中国革命史伟大意义的最新解读。

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的高度，阐明南昌起义的意义，含义深远。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和兴趣，笔者认为，从这个角度进行研究，这是解读南昌起义非凡意义的重大课题。

人们知道，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仁人志士，不屈不挠，开始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但都没有成功。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孙中山领导了辛亥革命，最后革命果实被蒋介石篡夺了，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中国人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催生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把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写到自己的旗帜上，但中国革命怎么搞？一直处于迷茫的探索中。

1924年，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人，按照莫斯科的指令，把工作重点主要放在组织和宣传工农运动上，放在帮助国民党如何壮大发展国民革命军上……

史实表明：共产国际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国共第一次合作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客观地说，中国革命离不开共产国际的支持。

它不仅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而且共产国际还促进第一次国共合作。大革命运动，不仅推进了中国革命进程，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反动势力，而且使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影响力得到迅速扩大，迎来工农革命热潮的迅速高涨……

但共产国际对中国形势误判，却造成了大革命的失败，这也是不辩的事实。

正如人民出版社2017年出版，贺晓明著《贺龙的1927年》一书指出：联共“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经常迎合国民党提出的要求，反而压制共产党，甚至以组织命令达到目的。大革命中，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权，将国民党推向领导地位，这是最大的不公。”[[10]]

贺晓明的话不无道理。

2001年，中央党史研究室推出的《中国共产党简史》指出：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直接受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并不真正了解中国的情况，也做出过许多错误的指示，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

在国民党新老右派变本加厉反共活动面前，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新右派进行斗争，必将导致国共关系破裂，因而主张妥协退让，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也坚持这种意见。中共中央只能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使妥协退让的意见在党中央占了上风”。[[11]]

面对大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中国共产党没有退却，没有沉默，而是挺起身来，冲破了共产国际的思想束缚，开创了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夺取无产阶级政权的伟大斗争的首创——

南昌城头，打响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有的史学家称：这是中共历史上思想上第一次大解放。

有的学者称：南昌起义不仅是中国革命史上一次军事暴动，而且是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开端！

史实再次表明：共产国际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照抄俄国革命道路，要求共产党必须先夺取城市，再夺取农村。南昌起义实践告诉人们：在中国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是行不通的。

起义领导人在主力遭到失败后，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明确提出起义军到农村去，发动农民运动，开展武装斗争。朱德、贺龙继毛泽东之后，开始了探索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开辟了湘南和湘西苏维埃革命根据地的建设的伟大实践，为党在今后把武装斗争与土地革命结合起来，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从南昌城头的枪声，到北京天安门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终于实现了站起来的“伟大目标”。

习近平同志在建军90周年庆祝大会中说：

“自那时起，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就英勇投身为中国人民求解放、求幸福，为中华民族谋独立、谋复兴的历史洪流，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他还说：“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是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的胜利，是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的胜利，也是人民军队英勇奋战的胜利”。[[12]]

习近平同志的总结，深刻说明南昌起义“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伟大事件”的意义。联想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奋斗史，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几年的发展史，对南昌起义历史意义，我们真是感慨良多。

历史如同永恒的坐标，它给人启迪和指引。正是南昌起义，共产党人才深刻吸取失败教训，领悟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谛。

南昌起义之后，中国大地武装斗争风起云涌，中国革命一扫大革命失败后的阴霾，进入了气势磅礴的土地革命新时期，从此，揭开了中国共产党走向领导中国人民复兴圆梦的领导核心地位的大幕。

第三、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第一次肯定“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旗帜鲜明地阐明了南昌起义在我军铸造军魂中的重要历史贡献。

习近平同志在建军90周年讲话中，在总结我军建军治军历史经验中，特别指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发端于南昌起义”。

他在纪念朱德诞生130周年时，还指出：朱德“领导南昌起义军余部进行‘赣南三整’，在部队建立党支部，实现党对军队全面领导”。[[13]]

习近平总书记对南昌起义加强党的建设的肯定，表明第一支人民军队诞生之后，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已作为铁血军魂熔铸于军队建设之中。

南昌起义全过程，生动地诠释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

我军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发端于南昌起义”；

我军军魂的铸造，也始于南昌起义。

我们从南昌起义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到南昌起义铸造军魂的生动轨迹：

南昌起义前，中央就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指挥前敌一切”。

1927年7月27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在南昌成立，并对南昌起义作战计划、起义领导等事项进行研究，标志着南昌起义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前敌委员会的设立，开创了党对军队领导的新模式，作为中共指挥军事工作，这是第一次尝试，意义十分重大。

史料表明，第一支人民军队诞生之初，已初步提出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的基本思想，规定了人民军队担负的重大任务，明确了“救国救民”的目标，提出了人民军队任务及革命纪律、政治建设等重要内容，明确提出“党的作用高于一切”、“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来源”等原则。

特别是起义开始，不仅任命了由中共党员担任的各级部队党代表，而且在军队设立了师、团党委、党支部，在连、营设立党小组，体现了党对军队的全面领导。尤其是起义军南下主力溃散后，面对部队混乱溃散形势，朱德、陈毅抓住时机，果断进行了“赣南三整”，有力地巩固和稳定了部队。[[14]]

起义军主力在潮汕失败后，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起义军余部在西进的艰苦转战中，起义军在挫折中奋起，在困苦中勇往直前，正是因为有党的领导，有共产主义信仰的武装。

朱德率领起义军余部从三河坝突围后，经闽西进入赣南山区，不仅遭受敌人频繁袭扰，而且生存环境异常艰辛。10月间，山区的气候已经很凉了，起义军官兵还穿着起义时的单衣，经过几个月长途跋涉和连续作战，早已破烂不堪，那些经不起考验的人，有的不辞而别了，有的叛变了，在这异常艰难的时刻，朱德、陈毅成了整个部队的主心骨。他们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身先士卒的行动，力挽狂澜，使这支濒临瓦解的部队得以保存下来。

在大革命失败的低潮，在面对生与死的考验面前，起义将士对信念的执着，对党的忠诚显得尤为重要。起义军永远奋战在党的旗帜下的决心，在以后建军中得到了继承和发扬，“听党指挥”已成为我军不变的军魂。

历史已经证明，保留下来的这支七八百人的队伍，是大浪淘沙的真金，是南昌起义军的精华，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了对党的坚定信念，他们个个是军魂铸造的亲历者。

有人曾经问，南昌起义主力失败后，起义军所剩无几，在短短二十二年后，它不仅拥有千军万马，而且夺取了政权，靠的是什么力量呢？

靠的是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伟大力量，靠的是共产党领导的伟大力量。

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筑牢听党指挥这个强军之魂”。在建军九十周年庆祝大会上，他又强调：

“人民军队必须牢牢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把这一条当作人民军队永远不能变的军魂”。[[15]]

这不仅是对南昌起义、人民军队成长史的总结，更是对建设世界一流新型人民军队的庄严宣誓。

南昌起义的伟大壮举，生动诠释了：“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的伟大真理。

党的领导，如定海神针，中共能顺利打响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靠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核心领导；起义军余部能走上井冈山，揭开朱毛会师、创造工农红军的新的一页，靠的是以朱德、陈毅为核心的党的领导。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告诉我们，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我军不变的军魂。

南昌起义精神光芒永存。

 

 

序章  我为什么要编著《关于南昌起义，我们应该知道的》一书

 

亲爱的读者，首先十分感谢您一一

翻开此书！

 

开场白，主要想说明笔者编著的初衷：

编著此书，我曾有个顾虑：

八一南昌起义，已经过去近百年了（今年是九十五周年），南昌起义的成败，中央和史学界早有定论；今天再说这些事，读者是不是会有些烦？

 

但我转一念头： 建党百年，国家投巨资拍摄《跨过鸭绿江》、《大决战》等系列历史巨作……

这些历史事件，来龙去脉，早已搞得清清楚楚了，为什么还要翻出来再演一演？

又如，抗日战争，来龙去脉，也早已弄得明明白白，为什么每年都要拿出来说一说？

我想，其目的，是叫人们不要随着时间的流逝，对这些历史事件淡忘了……

更不能让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我们的淡忘，而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搞出一些东西，来影响我们对这些伟大事件的认知……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之际，网上曾一度出现不少对八一南昌起义抹黑的言论，有的甚至攻击中国共产党发动南昌起义，纯属“别有用心”、称“南昌起义军，充其量只能算国民革命军”等等……

更何况，对八一南昌起义及其孕育的革命精神，史学界权威人士，今还缺乏统一的、公正的认知……

 

笔者编著此作，是在八一起义研究先导者研究基础上，按照萧克将军要求的“秉笔直书”、“不唯书，不唯权威，不唯定论”要求，重新梳理我十几年，阅读南昌起义史料的认知……

萧克将军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老战士，他在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先后出任七十一团八连指导员和四连连长，打过许多次艰苦的战斗。文化大革命后，他以极大的义愤和高涨的热情，参与了对南昌起义的拨乱反正和宣传工作。

他不仅亲自主编了《南昌起义》一书，而且四次到八一起义纪念馆、三次在北京接见纪念馆工作人员。他叮嘱纪念馆工作人员：

“写历史，必须符合历史事实，不能随意拔高和贬低。”“历史就是历史，要有秉笔直书的精神。”他还特别指出：

“我们宣传八一起义”，“不要唯上、唯权威、唯定论”。[[16]]

萧克的话，说得何等深刻！应该是我们研究南昌起义必须遵循的原则。

近百年来，研究南昌起义的著作、影视，林林总总，但无不带上时代的烙印……

2010年，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在南昌成立，笔者出任执行会长，开始阅读南昌起义方面的史料和书著。

人们读书有两种习惯：一种是看完这页，急着翻开下一页；另一种是看过这页，硬着头皮翻开下一页。

笔者属于后一类……

十几年的研读，笔者深深感到：南昌起义——这一震惊中外的壮举，似一部无言的大书，阅读这部大书，不仅增添了对革命前辈的敬意，更是对读者一次信仰的洗礼，一次斗志的激励，一次血性的提升，动力的催生……

一晃十几年过去了，我除阅读南昌起义史料、书籍外，自己也写过一些读书心得。

但写得许多东西，总感到言不尽意；一些想说的话，总感到没说明白。

2020年，防新冠肺炎，“宅”在家里，无所事事，只好又翻腾起南昌起义那些事……

把过去看过的书，又找出来翻翻；

把过去写的一些东西，又梳理了一下……

特别是建党一百周年，“学党史，悟思想”，似乎又有了一些新的认知……

笔者读了十几年相关南昌起义史料、文艺书籍，发现许多作品，对南昌起义的解读，都带着历史的局限和时代烙印；

有的是以误传误；

有的甚至是曲解歪曲；

有的则完全是为了商业的目的，把一些简单的逸闻趣事，东抄西拼……

仅举一个例子：

 

起义军南下广东，与国民党军围堵作战，如会昌战斗、三河坝战斗……国民党军都是奉蒋介石之命；这些作品还生动形象、绘声绘色演绎蒋介石召见指挥官、亲自向一线指挥官打电话……

无论是《建军大业》电影，还是其他文艺作品，都是蒋介石在那里亲自挥指作战……

请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6年出版的《南昌起义之后》书中，对蒋介石指挥三河坝战斗，生动描述：

“这几天，南京、武汉的气氛也非常紧张。

蒋介石一到总统府就摔帽子，见人必骂娘。为了围歼八一南昌起义的两万之众“叛逆”，两个多月来，他给汪精卫发去七十多份电报，密谋采取一切手段把起义军歼灭在南征的路上。至于给蒋系军阀钱大钧、广东军阀陈济棠、广西军阀黄绍竑等人的电报就更多了，几乎每天三四份。

国民党军队汾水战役中的胜利，让蒋介石知道了扼守三河坝的起义军朱德、周士第等部客观上已处于孤军无援的境地，对此他十分欣慰，遂抄起电话，通过绝密长途热线直接向钱大钧下达了作战命令：必须三天之内歼灭三河坝留守之敌，否则我蒋中正要你的人头！”

电影《建军大业》，更是精彩生动把上面情景搬上银幕……

 

 查看历史，此时蒋介石正远在日本……

 据史料记载，蒋介石是1927年8月14日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中，被迫下野，五个月后，才重就上台。

这期间，他在做什么呢？

    8月14日至9月23日，他在老家；

9月29日到11月10日，他在日本；

12月2日在上海和宋美龄结婚，度蜜月……

至1928年2月21日，重新登上政治舞台。

这期间，南昌起义军正在南下征途中：

8月30日，在会昌与钱大钧交战；

9月28至30日，在汤坑与李济琛部鏖战；

10月2日至3日，在三河坝与钱大钧部激战中……

这就奇怪了！尽管蒋介石在南京下台演说中，还不忘“追剿”南昌起义军一事，但他离职了，还能指挥部队围剿起义军吗？

这种凭空臆想的思维方式，是历史研究的大忌……

南昌起义的故事，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然而对南昌起义历史，真正了解的并不多；有的甚至为了某种需要，信口雌黄……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南昌起义的故事，既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需要，更是弘扬南昌起义革命精神的庄重政治任务，千万不能讲错。

 

1971年2月，毛泽东同志明确指示：应对南昌起义和两军会合作正确解说。[[17]]

 

本书以《关于南昌起义，我们应该知道的》为书名，其实，并不太确切，作为“党史、国史、中华民族发展史”的“一个伟大事件”，本人并无全面和深入解读的能力，书中对南昌起义全景、起义将士在起义中的浴血奋战、南下广东征途中起义领导人的坚定与迷茫，以及会昌战斗、汤坑战斗、三河坝战斗……起义军英勇而壮烈的战斗场景，本书描叙很少；而大量的描叙是对照参照物，以一个老年读者的视角，遵循“不唯上、不唯权威、不唯定论”的要求，对某个事件、某个观点或某个小瑕疵，取其片断，叙说一己之见……目的在于把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供热心读者交流、参考。

需要特别重申：

这不是文学作品；

也不属学术论文；

没有系统周密；

更没有面面俱到……

这个开场白，有两个目的：

一是表明笔者写作的初衷；

二是先给自己减轻下负担，别想能写得多么好，更别想能在哪里发表……

这样想一下，心里自然比较轻松。

 

下面，先从为什么会发生八一南昌起义讲起。

 

 

   

 

 

第一章  黑云压城

——为什么会发生南昌起义

 

历史已经说明，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的破裂，大革命的失败，是南昌起义发生的直接诱因。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时，曾强调指出： “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18]]大革命失败的惨重教训，正是这一伟大真理的生动的注释……

大革命，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主要指从1924年至1927年，在联共（布）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实现的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7年春夏，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向中国共产党人发动了猖狂地进攻……

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抵抗反革命的进攻，中共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

下面先回顾一下南昌起义发生的历史背景：

 

第一节 大革命兴起与失败的记忆

 

朱德在《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一文中特别指出：“谈南昌起义，要先回溯一下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历史。”“研究党的军史时，应当从这个老根上研究起。”[[19]]

中国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于1923年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于1924年至1927年，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运动，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

1924年6月，在联共和中共帮助下，孙中山在广州建立起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很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参加军校学习，军校为当时的革命战争培养了大批骨干。

1924年底，以黄埔学生为骨干成立了两个教导团，到1925年10月便扩大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周恩来同志任政治部主任，许多共产党员担任了各级的领导工作。孙中山和广州国民政府，依靠这支革命武装，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为北伐打下了基础。

北伐军根据我党制定的战略方针，确定以湖南、湖北为主战场，集中八个军的大部分兵力投入战斗，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叶挺独立团为先锋，直插湖南。

1926年8月26日，著名的汀泗桥战役揭幕，叶挺独立团一马当先，猛冲猛打，势如猛虎。27日凌晨，从山顶插入敌背，迫使敌军溃退。28日，占领汀泗桥，乘胜夺取贺胜桥，

1926年，北伐大军占领汉口、汉阳，10月10日，北伐军四路总攻武昌，叶挺独立团首先登城。

北伐军攻克武昌后，月底广东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

北伐军在短短十个月内，席卷了半个中国。

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中国共产党把工人阶级进一步组织起来，在各地，工会由工人集中的大城市扩展到县城，他们拿起刀枪和铁锤，展开了震惊中外、波澜壮阔的斗争。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农民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展开。组织起来的农民，在农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在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许多地方把几千年的封建特权打得落花流水，许多地方建立了农民政权，实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

1924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从广东出发向长江流域发展，犹如初升的朝阳，生气勃勃……

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时候，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右派势力，向革命发动了猖狂地进攻。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策划了“中山舰事件”。逮捕了中山舰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并从第1军中排挤了以周恩来同志为首的共产党员，解除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

1926年5月15日，蒋介石又提出了所谓的“整理党务案”，限制和打击共产党在国民党中的地位；

1926年11月，北伐军占领南昌，蒋介石自负羽毛丰满，便导演了“迁都闹剧”……

在帝国主义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支持下，蒋介石从1927年3月起，对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开始了血腥的屠杀。

3月6日，蒋介石指使爪牙，在赣州杀害了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同志；

3月17日，蒋介石命令青红帮流氓，一手制造了九江“三·一七惨案”；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优秀共产党员陈延年、赵世炎、汪寿华、孙炳文被杀害；

     4月15日，李济琛在广州叛变，屠杀优秀共产党员肖楚女、熊雄、毕磊等；

5月17日，蒋介石指挥独立十四师长夏斗寅，发动叛乱，威胁武汉……

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对共产党人及人民群众进行大屠杀……

从4月12日开始，每天每夜都有成批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送上刑场。

蒋介石血手一挥，各地反动派屠刀四起，南京、广州等地，共产党和革命群众在流血……白色恐怖笼罩着长江一带和东南各省。

步蒋介石反革命后尘，汪精卫于7月15日，举行所谓“分共会议”，和蒋介石共同对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

此时，蒋介石、汪精卫、李济深、冯玉祥、唐生智，一齐挥舞起屠刀向共产党人杀来……仅从1927年4月至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达32万多。

持续三年多的大革命，最终失败了……

一名参加过“清党”的国民党的党员，对大屠杀曾说过这样的话：

整个国家的政治就从此颠倒矛盾，一切灾祸亦接踵而至。……呜呜，不知多少万热血青年，就在这“清党”明文的“停止活动”四字之下，断送了最宝贵的生命！国民党为“救党”而屠杀了中国数百万有志有识的青年，这个损失是中国空前绝后的损失……

国民党之最大罪恶为“清党”，剿灭民族生命之“清党”为此后国民党一切犯罪之总根源。

 

一个“清党”“参与者”，尚能认识如此，共产党人还有什么话说呢……

1927年的“倒春寒”，比哪一年都来得狠，共产党人在料峭的寒风中，尸首遍野、血流成河……

造成大革命失败的直接原因是什么呢？……

 

第二节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是大革命失败的标志。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国共两党顺应历史潮流而建立起来的国民革命联合战线。这次国共合作，广泛地动员了工农群众，沉重打击了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开创了反革反封建的革命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自从成立后，尽管经多方努力，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时间较短，党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范围有限，因此，党员的发展速度不是很迅速，到1922年6月，中共二大召开，党员总数只有195。到1923年6月中央三大召开，全国党员也只有四百余人……到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前，已有五万人人……

中共初期发展，得益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一位百折不挠的斗士。

可怜，他去世太早……

可怜，他错用了蒋介石、汪精卫……

国共两党，信仰不同，宗旨各异。在某个时期、在某些事件上，合作是可能的，甚至是有益。

如大革命初期，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共国合作，有力地推动了反帝反封建革命的兴起；又如，抗日战争，国共合作，有力地推动了全民抗战……

但前提是，我党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和原则；

第一次国共合作，共产党为什么惨遭失败？

因为这个合作的主权，全在国民党手中；

全在共产国际、斯大林手中……

加之第一国共合作，是两党以党内合作形式，而建立起来的联合战线，从一开始，就潜伏着复杂的矛盾和斗争；

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随着共产党人在国民政府影影力扩大，国民党右派集团和共产党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便日益加剧、甚至不可调和……

历史表明，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发展中，始终危机四伏……

当时，我党正处于幼年时期，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方面都缺乏经验，对中国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特点也懂得不多。

特别是对于国民党右派势力的猖狂进攻，更缺乏斗争的经验。

致使党在大革命危急时刻，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尤其是，共产国际的对华政策，具有极强的双重性：一方面要推进中国革命，另一方面要维护苏俄在华的利益。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对国民党是持排斥态度的，在国共合作的酝酿中，一直反对“党内合作”方式，最后只是屈服于共产国际的严明纪律……

对于国共党内合作形式所产生的种种矛盾，中国共产党人在国共合作前，就已经觉察到了，但信仰的选择是不能强迫的……

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因利益趋同走向合作；也因两党宗旨、信仰不同，两党的意识形态和阶级属性不同，你死我活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冲突，必然导致两党合作破裂。

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新老右派分子，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反共分化活动，终于使第一次国共合，一步一步走向破裂……

在国民党新老右派掀起反共逆流面前，共产国际却发来指示：

中国共产党如果同国民党新右派斗争，必将导致国共关系破裂……

因此，他们力主妥协退让……

大革命的航船，在国民党新老右派的反共逆流中，已经渐渐地偏离了航向……

第一国共合作，从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至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共经历了三年三个月零八天。

共产国际指导的大革命失败，给中共带来的教训是十分沉重的……

正如有的史学家所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苏共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部分经费支持……

也送来了经验主义、教条主义。这种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的偏差，带给中国革命的损失，是血的代价……

然尔，莫斯林却把国共合作的破裂，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统统推到中共领导人身上，推到中央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身上……

 

第三节  导致大革命的失败，谁之过？谁之错？

 

史学界对大革命的失败，做过种种评说。但史学界见解，过去多把责任推到建党第一人陈独秀身上。

其实，把视野放到全局，造成这个失败的主因，不在中共，而在莫斯科……

大革命失败原因，一方面是由于敌强我弱的形势，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缺乏政治斗争经验。

但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

过去历次正式文件、党的领导人讲话、著作，都把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说成是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特别是放弃了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

这种说法，都是共产国际和苏共领导的调子，有悖历史真实。

从中共领导人角度说，大革命失败，陈独秀当然难辞其咎。但大量历史资料表明，错误主要是来自共产国际和斯大林。

其实，当时中共只不过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必须服从和听命于莫斯科，谁敢有不同意见谁就会遭殃。

这是历史事实。

笔者近来读到2017年7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贺晓明著《贺龙的1927年》一书，贺晓明对南昌起义由来，深层次原因，作了鲜明的阐述——

书中写道：

“共产国际对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力量估计过高，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经常迎合国民党提出的条件要求，反而压制共产党，甚至以组织命令达到目的。大革命中，放弃共产党的领导权，将国民党推向了领导地位，这是最大的不公。”[[20]]

“在第一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一直处于被动地位，共产国际基本上以孙中山的态度为主。这样，在国共合作实现后，以让步求合作似乎成了共产国际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结果助长了中共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又使国民党右派更加放肆地进行分裂国共合作的活动。”[[21]]

贺晓明还在书中写道：

“当时，斯大林也是一直把中国革命成功的希望，放在蒋介石身上，蒋介石也正是靠苏共武器和卢布的支助，成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最高统帅地位。

当初，中国共产党人提出要求建立自己武装时，他却不以为然，把援助的武器都给了国民党……”[[22]]

斯大林曾说：

“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正在这里。”

 

尹家民在《南昌起义纪实》一书中在引用这句话时，称赞：

这句话是“一句名言创造了一部历史”。

其实，斯大林说的中国“革命军队”，这是指苏联帮助建立的国民革命军。

当时他断然否定了要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意见。

人们从史料可以看到，在1926年以前，斯大林支持和看好的是蒋介石。直到大革命失败前夕，斯大林无论在思想指导上，还是物资支援上，都是把重点放在帮助国民党身上，而对中共的军事工作，却采取了另外一种政策。

十分荒唐的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中国共产党人时，射进共产党人胸膛的子弹，竟然是“苏联制造”……

史学家吴兴唐在《重评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功过》一文中，还特别写道：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之后，斯大林转而对汪精卫的武汉政府抱有幻想。”

“5月13日，斯大林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发表演讲，认为蒋介石政变不是革命低落的表现，而是表明革命进入其发展最高时期，提出中共目前的任务是支持反帝中心的武汉政府。”[[23]]

 

史料称：斯大林在1927年4月5日的莫斯科积极分子会议上，公开说蒋介石“是服从纪律的”，他“除了率领军队去反对帝国主义外，不能有其他作为”。

话音刚落，蒋介石就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

莫斯科从国民党“二大”、“中山舰”、“党务整理案”中对中共的叛变，终于发展到帮助蒋介石把中共打入血泊之中。[[24]]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书中写道：

   “莫斯科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是急功近利，投机冒险的急就章。它从世界革命的观点出发，总想在中国拼凑起一个大革命，打击帝国主义，声援苏联，自然不易恰如其分的了解中国，甚至忽略了中国革命所需要的是甚么，所能做到的又是甚么。因此‘盲人瞎马’、‘闭门造车’、‘削足适履’和‘揠苗助长’等等毛病就都发生了。”他还特别指出，“这些错误的性质从实行的角度看是左倾蛮干，大都源自莫斯科，它派赴中国的代理人，更是先后做了许多笨拙和胡闹的事。错误的结果是牺牲了中国革命”。[[25]]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的话，大多是为自己辩解，这一段话却是历史史实。

     笔者认为，大革命的失败，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错误的指导思想、错误的形势分析和强迫中央接受错误的指令，大革命不会失败得如此惨烈，致使许多中国革命早期领导人和优秀分子惨死在敌人屠刀下……

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任弼时、叶挺、贺龙等都是主张武力反抗敌人的积极人物，但他们的主张都遭到共产国际的反对……

 

大革命遭到失败后，共产国际却要陈独秀承认错误，陈独秀说：

“要我写悔过书，过从何来，如何悔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要斯大林悔过呢？我是执行他的训令的……”[[26]]

事实是，在大革命失败后，联共中央、共产国际指导中共中央对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的那些文件，已被莫斯科匆匆严密地封锁了起来……他们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统统推给中共领导……

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还原历史的真面目。

史学界曾有人认为：大革命失败是中共不重视军事工作导致的结果。

毋庸置疑，军事工作，在中共工作地位中，确实经历了一个“从边缘到中心，从辅助到主导，从实践到总结”的过程，但不能定论为中共对军事工作不重视，而导致大革命的失败；

相反，在共产国际对我党强调不要去发展中共独立领导的武装力量、强调军事工作应力避与国民党产生摩擦的大背景下，中共却独立自主、积极主动地展开了自己的军事工作。

朱德在《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一文中写道：

大革命时期，我们党中央就组织了军委，……在北伐战争开始时，国民革命军在广东已有六个军。大批的共产党员被派到军校和军队中去做政治工作，有的部队从连到军都有共产党员担任党代表。这就是说，我们党从那个时候起，就开始注意到了军事工作……[[27]]

 

正如朱德所说，在党成立初期，党内部分同志对军事工作就有清晰的认识。

如蔡和森于1922年就发表文章，指出只有建立新军队以替代旧军队才能巩固政权。如果不完成这种根本性的工作，革命迟早会像辛亥革命一样被旧势力所推翻。

中共初期尽管还没有认识到建立革命军队，尤其是直接掌握武装力量的重要性，但专门召开了会议，先后选派周恩来、聂荣臻、恽代英、萧楚女、熊雄等优秀共产党员到黄埔军校工作，并在全国秘密挑选大批党员到该校学习。

1924年11月中旬，周恩来在征得孙中山的同意后，着手重组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从黄埔军校挑选一批优秀党员担任要职。

1925年11月，经周恩来努力争取，以铁甲队为基础，成立了叶挺独立团，从黄埔军校抽调许多共产党员到独立团担任各级干部。

叶挺独立团，后来发展为二十四师、二十五师两个师。成为南昌起义的基本力量。

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建立时，党又调原独立团改编的七十三团参谋长卢德铭任警卫团长，同时从该团调去一部分骨干加入。这个团后来成了秋收起义的基本力量。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也在党牢牢掌握之中，陈毅、罗瑞卿、陈伯钓、程子华等，都是这个学校的，在他们向南昌转移中途，在九江，被张发奎缴械，后来这支力量转到广州，在叶剑英领导下，成为广州起义主力。

在此期间，党成功改造了贺龙等旧军队，投向革命。周恩来除了通过周逸群深入贺龙部队做工作外，在1927年6月间，在周逸群陪同下，在武汉专门会见了贺龙，二人推心置腹地进行了交谈，使贺龙思想认识发生根本性变化。贺龙的二十军，成为南昌起义的“大户”。

 

各地农运工作和工运工作，也得到极大发展……

毋庸置疑，大革命时期，党对军事工作领导，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需要，的确还存在很大差距。

正如朱德在1944年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就党的这种失误，称作我们当时真的“很蠢”！

他在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时，说：

“把军队交给资产阶级，而片面强调搞群众运动，自己的党员不在军队当军官，只帮助人家做政治工作，实在很蠢！当时我们只搞了一个独立团，其实是可以多搞一些部队的。大革命后期，蒋介石反动起来，我们共产党与革命人民到处遭到屠杀。如果当时好好搞军队，把军事运动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即使蒋介石反动，我们马上就可以把他赶跑，自己起来干。因为不知道要军队，不了解武装斗争的重要，所以蒋介石反动起来，不是我们赶跑蒋介石，而是蒋介石赶跑我们，屠杀我们。这一点说明蒋介石还知道要武装，比我们聪明些。因之，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此断送了，流产了。”[[28]]

 

朱德的话何等深刻而又明白！

但朱德当时的总结，受到时代的局限，深层次的原因，朱德也并不清楚……

为什么不多搞一些军队？今天人们才从历史迷茫中清醒过来——

那时，党的军事工作，处处受到国民党、共产国际特别是斯大林的制约。

人们从史料可以看到，在1924年10月，苏联援助国民党的第一批武器运到广东，此后陆续运来了多批武器弹药。直到大革命失败前夕，斯大林无论在思想指导上，还是物资支援上，都是把着重点放在帮助国民党身上。而对中共的军事工作，却采取了另外一种政策。

这就是中共军事工作为什么难以发展的尴尬原因。

中共在1926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第一次专门作出《军事运动议决案》，明确“军事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指出：

“本党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党，随时都须准备武装暴动的党，在民族革命的进程中，应该参加武装斗争的工作，助长进步的军事势力，摧毁反动的军阀势力，并渐次发展工农群众的武装力量。”

历史事实是：

中共对军事工作极端重要性认识，确实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当时环境、中共基本理论有关，但主要是共产国际方面的因素。

1924年，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实现了国共合作，中共按照莫斯科的指令，把工作重点放在组织和宣传工农运动上，放在帮助国民党如何壮大发展国民革命军……

史实表明：当年，蒋介石也正是靠苏共武器和卢布的支助，成为中国国民革命军最高统帅地位。

尽管中共军事工作开展的空间极其有限，但中共许多精英骨干，为党在军事方面的壮大和发展，作了不懈的努力。

叶挺独立团的扩张，就是鲜明的例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叶挺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对这支部队进行铸炼。1927年3月，叶挺升任第二十四师师长，他从七十三团抽调了一部分骨干，作为二十四师的各级骨干。

实践表明，党在大革命期间的军事工作，为革命的继续发展，特别在蒋介石、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为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屠杀，为挽救革命，挽救共产党，不仅为打响南昌城头的第一枪，而且为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奠定了军事基础。

对党在大革命中的军事工作，全盘否定的说法，值得质疑；

更有甚者，史学界把大革命失败的主因，说成是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对军事工作不重视，难以令人信服。

此外，大凡说到大革命的失败，都离不开“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一词。连南昌起义研究先行者张侠，在《南昌起义研究》一书中，也称陈独秀是：

“集机会主义之大成。”

说陈独秀是：

“热衷的是专门做让敌人对我们放心的事，让敌人相信我们毫无反抗的可能，不论敌人如何摆布，我们只能服服帖帖。”[[29]]

果真是这样的吗？

下面摘录是贺晓明著《贺龙的1927年》书中一段话：

(1927)3月25日晚，陈独秀在特委员会明确指出：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使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完全断绝。"中共中央决定加强工人纠察队的力量，调百余干部，作为纠察队的骨干，加紧训练。

3月27日、28日、3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连续指示中共中央：

“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暂不进行公开作战，不要交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收藏起来。”4月6日，斯大林还说：“蒋介石也许并不同情革命，但是他在领导着军队，他除了反帝以外，不可能有其他作为。”“要充分利用他们，就像挤拧檬那样，挤干以后再扔掉。”

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陈独秀根据情报了解到何健将以工人纠察队要缴第35军的枪支为借口，采取反共行为，讨论应付办法。鲍罗廷提议将武汉工人纠察队枪支上交。[[30]]

历史的记录，铁的事实，揭开了历史之谜！

人们现在才弄明白，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中共对国民党右派妥协退让的那些指示，从后来解密文件看到，全是斯大林的指示，当时中共党的高级干部，对并不清楚。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一书写道：

“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大革命的失败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维径斯基也承认：“对中国共产党所犯错误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要承担比中国共产党领导更大的责任。”鲍罗廷也认为，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未能集中力量打击蒋介石，是“当时我们在中国所犯的最致命的一个大错误。”[[31]]

其实，在共产国际坚持妥协、退让的高压下，当时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任弼时、叶挺、贺龙等，早有强烈呼吁！

请看蔡和森在讨论“两湖暴动计划”，在政治局会议议上的一段话：

“北伐是冯玉祥的事，东征是唐生智的事，都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要再为他人作嫁衣裳，伐来伐去，依能两袖清风，一无所得！这便是说，现在我们必须坚决地、自觉地来干我们自己的事，来找我们自己的地盘和武力。”[[32]]

毛泽东还发出号召：

“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33]]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1921年成立，至1949年，应该说一直在苏共的指导下，但前十四年、即遵义会议前，基本上大政方针、具体策略，包括中央领导人的去留，都是来自斯大林的指令。

大革命的失败、中央对国民党右派的退让、中共不重视抓军队等等失误，都和这个大背景有关，党史界对陈独秀的批判，大都忽略了这一重大背景……

 

   近些年来，史学界对大革命失败原因，提出的颠覆性意见，给笔者对南昌起义研究，极大启发：

 

中国革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独立自主作出南昌起义决定，既是回击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英雄壮举，更是中共摆脱共产国际束缚，第一次重大思想解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端。

 

 

 

老周有话说：

 

解读南昌起义，首要问题是对南昌起义的历史背景，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本章主要回答：

为什么会发南昌起义？

简单的归纳，只有一个字：

“逼”！

南昌起义是逼上梁山。

 

1950年7月，时任南昌市委书记黄霖（南昌起义时朱德警卫团连长），到北京请朱德题词，朱德挥笔写下：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在南昌起义的英雄们、烈士们，你们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高举起人民革命的义旗，抵抗了反革命的进攻，创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你们的英勇行动，在中国人民解斗争的历史上永垂不朽！”[[34]]

 

朱德的题词，含义深刻，不仅揭示了八一起义历史背景，而且颂扬了八一起义伟大功勋。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在于有一批坚定信仰的追随者。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赶尽杀绝”，他们高举义旗，不畏强暴，奋勇拼搏，为了坚守初心，忠诚信仰，追寻理想，他们抛弃舒适的生活和高官厚禄，义无反顾，投身起义。

这是南昌起义发生的政治基础。

 

敌人的血腥屠杀，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惨重损失；

但正是敌人屠刀，使“我们党深刻认识到，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担起中国革命的重任，就无法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无法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命运。”

（习近平在2017年8月1日，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的讲话。）

 

大革命的失败，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从某种意义上讲，不仅使中国共产党政治上产生了一次重大觉醒，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诞生的催生剂……

山雨欲来风满楼……

冬天已经来了，

春天还会远吗？

 

 

 

第二章  山雨欲来

          ——南昌起义是怎么决策的

 

面对敌人的血腥屠杀，处在风口浪尖的中国革命航船，驶向何方？

要不要坚持革命？如何坚持革命？

这些带根本性问题，历史地摆到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面前。

 

中国共产党究竟是经过锻炼的，多数党员、尤其是党中央的骨干分子，在大革命失败面前，没有低下头，没有气馁，在组织业已支离破碎之际，他们置个人安危于度外，不计成败，继续奋斗……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革命的烈火更是扑灭不了的。

历史要求中国共产党用新的斗争方式解决面临的问题。

南昌城头的枪声，似革命的洪流，激荡奔流……

中国革命以新的斗争形式爆发了……

这是中国共产党从悬崖中，走向新生……

正如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

在蒋介石、汪精卫的疯狂屠杀面前，“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35]]

在历史特定的时空的通道中，时间、地点、人物构成了历史记录的主体。

是谁在中国革命“命悬一线”的关键时刻，石破天惊，首倡“八一暴动”

八一南昌起义，从酝酿到决策，经历了一个曲折过程。

史学界，一直有一个“九江会议之说”——

如，金一南在《苦难辉煌》；

又如，国防大学出版的《放眼看南昌起义》；

再如，建军九十周年出版的两部《建军大业》文学巨著……

都认为：南昌起义第一次提出，是1927年7月20日，李立三与谭平山、邓中夏等在九江举行的会议提出的；

李立三是南昌起义最早提出者。

大多史料、文艺作品都是这样说的。

金一南在《苦难辉煌》中，有一段鲜活的描述：

“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第一枪的八一南昌起义，李立三不仅仅是个参加者，更是这一起义的最早提出者。

……

开始并没有南昌起义计划。……

李立三到九江后，三下两下把筹划撤退的任务变成了组织武装起义。

7月20日，他与谭平山、邓中夏等在九江举行会议，提出‘在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们一致，实行在南昌暴动’……

这是举行南昌起义的最早建议。”[[36]]

 

细读历史，此说却有许多不能自立之处。

笔者近年细读了张国焘写的《我的回忆》一书相关内容，感到张国焘说得有些道理。

时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一文中写道：

在中央改组以后，“党内的一般情绪逐渐趋于安定；中共的生机似乎又蓬蓬勃勃起来了。两三天之后，中共中央的工作更有秩序；一切都可以顺序推进。”

“于是周恩来提出了一个进取建议。他指出现在大批同志都随第四军行动。万一第四军的将领张发奎等受环境所逼，转而反共，那我们在四军中的同志们将被一网打尽。他觉得与其受人宰割，不如先发制人。”[[37]]

应该说，周恩来首创的“先发制人”，是中共打响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初衷。

“先发制人”，也是中共打响第一枪的伟大进取方略！

张国焘书中写道：

“周恩来因而赞成在南昌由叶挺部等首先发难，联络湘鄂赣一带工农群众，形成反武汉反南京的中心。他估计南昌为四战之地，不易立足，主张移师广东东江。以广东东江为根据地是周恩来提议中的要点”。[[38]]

笔者认为，张国焘《我的回忆》这段话，应该是当时真实记录。

当时的局势，微妙而不易捉摸。此时，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已不再问事了”，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庭因中国革命失败，正准备回国述职；新来的代表，还在路上……

当时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五人中，唯周恩来对军事工作能把控全局，周恩来的“先发制人”建议，很快得到张国焘、瞿秋白等中央领导的赞同。

这是中共中央没有事先取得莫斯科同意所采取的一个重要行。

时机紧迫，不能多所讨论；南昌起义各项准备工作，很快从军内到地方，迅速展开……

上面是张国焘《我的回忆》中的摘录。

 

是张国焘回忆的错误，还是人们对南昌起义决策历史的误读？

 

先把时针拨回到1927年……

看看南昌义的酝酿与决策具体过程……

南昌起义研究的先行者张侠，在1981年著作《南昌起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版）一书，对南昌起义的酝酿和决定，作了十分详细考证。

下面从三个方面，摘录说明：

 

第一节  周恩来是南昌起义最早倡导者之一

 

张侠在书中写道：

周恩来在1972年6月11日讲话中说：

（大意）八一起义前，几个临时负责人，瞿、张和我就酝酿起义，当时动员的有叶挺的十一军、贺龙的两个师（当时贺龙还不是党员，在那里有周逸群做党的工作。）起义决定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号，反对国共分裂。提法、口号是正确的，但起义后如何搞，大家都不清楚。[[39]]

 张侠认为，这段话，说明八一起义，是周恩来和瞿秋白、张国焘最早酝酿的，说明了中央的打算，明确了使用叶、贺部队。   

周恩来和瞿秋白等人对南昌起义的酝酿，是在什么时间呢？

张侠认为，应在7月14日到17日之间。（据张国焘《关于武装起义》一文推定）

张侠还认定：

周恩来在较早的时候，就支持湖南暴动；后来，明确了要以“湘鄂赣为中心”搞武装斗争的方向；再后，又是最早提出使用叶、贺部队。当时周恩来正担任中央军委书记，对军事斗争建议与活动较多，说明周恩来是南昌起义最早建议人的可能性最大。

此外，笔者也从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江英 李晓雨编著《建军大业》第76页，看到：

“关于南昌起义的提出过程，周恩来曾回忆说：‘那时，军委想可否搞个起义，主要是鲍罗廷跟加伦说可以搞个起义，国际决定上没有。’”

周恩来是时任军委负责人，南昌起义最早倡导者，自然是周恩来。

这一说法，和张侠说法相似。

笔者认为，张侠的分析，符合当时的实际：

1927年5月下旬，周恩来由上海秘密到中央所在地武汉。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周恩来任中央军事部长，2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决定，周恩来代理中央常委职务，参加中央核心领导。

周恩来从中央新政策只依靠农民暴动，到决定使用叶、贺部队，把“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理论，付之于行动，这是武装夺取政权这伟大理论的首创，毫无疑问，这是思想上的一个飞跃。

这是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昌起义领导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开篇。

 

第二节 南昌起义是党中央慎重决定的

 

1998年2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第121页，记述：

（1927年）7月中旬  ……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会议初步决定以在“东征讨蒋”口号下云集九江、南昌一带的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朱德原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等为基础，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会后，周恩来指定以聂荣臻为书记的前敌军委，先去九江做准备，并交代何时发难要听中央命令。

7月20日  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叶挺、聂荣臻等在九江举行谈话会，……[[40]]

 

《周恩来年谱》，庄重地表明了三个问题：

一是南昌起义是中央确定的，而不是九江会议；

二是7月20日九江会议，是在中央会议之后；李立三不可能是南昌起义第一次提出人；

三是中央确定南昌起义会议时间为“7月中旬”，具体哪一天？因无确证；但根据当时中央领导活动的轨迹，应在7月19日之前。（详情张侠已在《南昌起义研究》一书详述，这里不作赘述。）

 

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决定，史料表明，基本上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依张发奎回粤徐图发展”和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独立掌握军队、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新组成中共中央五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在决定发动湘、鄂、粤、赣四省秋收暴动之后，又决定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将党领导和受党影响的北伐军部队开回广东，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中共于7月16日致广东省委的信中指出：“四军十一军或将回粤”，你们“须有政上军事上种种准备。假使张军来时，即有援助。”【《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据此可以肯定，迟至七月十六日以前，党中央仍是“依张回粤徐图发展的政策”；

七月十五之后，汪精卫正式“分共”，张发奎不仅没有与汪决裂的表示，而且过往甚密，仍然表示拥护汪精卫为“领袖”。

根据形势变化，中央果断决定与张“实行脱离关系”、“在浔便解决他”。【《张太雷在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广东省委联席会议上的报告》（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

随着中共中央策略的调整，中央军事部，立即开始着手准备武装起义的发动工作。

 

党中央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决定南昌起义？

张侠说：

1978年5月7日，他就这个问题去请教聂荣臻同志，聂荣臻回答是——

 

我最初知道是恩来同志参加了中央的会回来后在军委传达的。恩来同志传达了中央要举行南昌暴动的决定之后，就指定我们三个人，贺昌、颜昌颐和我，组织前敌军委，指定我为书记，先到前方去，任务是通知带部队的我党的干部，做好起义准备，但最后行动，要听中央的命令……我们三个人比恩来早走个把星期，到了九江地区。我先通知了叶挺，然后才一个团一个团的通知。

 

张侠说，聂荣臻这段话很重要，说明了“中央要举行南昌暴动的决定”。说明在这时，南昌起义不仅初步决定了，而且开始行动。

 

张侠写道：

聂荣臻1979年8月曾说（大意）：

他到九江时，得到通知，叫他参加一个会议，对会议的某些情节，他还记得。会上，李立三很急躁，主张马上动手，他表示不赞成，李立三向他发脾气，还批评他是胆小鬼。聂荣臻说，这不是什么胆小不胆小问题，离开武汉时，周恩来有交代，中央对南昌起义的决定，不是最后决定，因之，最后行动要等中央命令。李立三才不再坚持。

 

聂荣臻还说：

他去九江传达南昌起义的决定，“比总理早走个把星期”。

这一线索，很重要。这和朱德、李立三是7月19日到达九江的时间，完全一致，据此可以判定： 中央应在7月18日，作出在南昌起义的正式决定。

至于开会地点，张侠根据包惠僧回忆，在武昌的啸楼巷举行过一次中央扩大会议的回忆，又访问了担任过党的秘密交通员的老党员王盛荣，王盛荣说：

当时那里（武昌蛇山山麓啸楼巷）经常举行过党的会议，判定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会议，地点在武昌啸楼巷。

 

张侠的分析，和史沫特莱访问记——《伟大的道路》，记载的朱德1927年7月18日，参加了共产党一次秘密会议，19日离开武汉的记述，时间完全一致。

史沫特莱曾比较长时间和朱德谈过话，史氏的访问记，虽然有一些与史实有出入之处，但基本上是准确的。如：

1927年7月18日，朱德将军接到通知，要他马上去参加共产党的一次秘密会议；

会议决定——我们执行新政策的第一个行动是铁军在南昌举行起义，起义之后便进军广州，建立一个新的国民革命政府……

张侠认为：中央最初只决定农民举行暴动，而不打算利用铁军；新政策的第一项变化，便是“铁军在南昌举行暴动”，这一演变，很多人不知道，很像朱德亲自说的。

据史料记载，周恩来、朱德、李立三，7月18日都在武汉，中央在武昌郊区的7月18日的秘密会议，是完全可能的。

 

第三节  记录南昌起义酝酿与决定的时间表

 

根据以上研究，对南昌起义的酝酿和决定，张侠试排这样一个时间表：

7月12日，按照共产国际训令，改组了中央核心领导，指定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五人政治局兼常委。周恩来、李立三、张太雷都是主张武装斗争的领袖人物，五人政治局决定了秋收暴动、南昌暴动的举行，决定了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

1927年7月13日，我党发表《政局宣言》，这是个分水岭，武装斗争的思想开始成为全党的基本路线，成为党的统一意志；

7月15日前的几天，周恩来确定了“以湘鄂赣为中心”的大方向；

7月14日至17日，周恩来和瞿秋白、张国焘等进行了起义酝酿，明确提出动用叶、贺部队进行武装暴动；

7月18日，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了使用叶、贺部队；决定了武装暴动；决定了在南昌暴动。

（三项基本原则，在这之后若干会议上除了补充外，没有根本变动；)

7月19日，李立三、谭平山等赴九江，朱德返南昌进行起义前准备工作；同日，聂荣臻等到部队传达中央关于起义决定；

7月20日，李立三等举行了第一次九江会议。

7月25日，中央常委开会，根据瞿秋白带来九江同志的“南昌决议”，最后确定了南昌起义的决定。并确定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

7月26日晚，周恩来到达九江，稍停、即于7月27日转赴南昌，把起义推进到发动阶段。

……

 

以上时间表，表明了南昌起义酝酿和决定的经过，说明了“九江谈话会”，不可能是南昌起义第一次提出！

史料表明，在李立三等人到达九江之前，关于南昌暴动，中央已有决定，李立三他们到九江之后，发现了新情况，又提出了新建议。九江谈话会，对南昌起义有促进作用。

总的来说，决定要发动南昌起义，是经过了相当长的酝酿、慎重研究的，而且是在一系列会议上（碰头会不算，已查明有中央一次会议，九江两次会议，以及最后中央常委会）研究，讨论之后才决定的。

 

某些书刊和文艺作品，对南昌起义酝酿和决定的渲染，应是对南昌起义史实又一误读……

南昌起义谁是最早倡导者？中央是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会议决定的？这是南昌起义史料中一个重要问题，这是研究南昌起义，必须搞清的重大问题。

 

周恩来是南昌起义最早倡导者之一！

南昌起义是中央在1927年7月18日在武昌决定的！

这就是逻辑的力量。

逻辑很重要，我们判断一个历史事件，往往不能完漂掌握细节，此时逻辑推理可以帮助我们尽可能做出符合事实的结论。

当然，史学界有新的补充修正，另当别论。

 

 

 

老周有话说：

 

编著完此章，我突然冒出一个问题：

“为什么大家不好好看书？”

南昌起义是如何决策的？

是谁首倡的？

《周恩来年谱》已有庄重的记载；

参加南昌起义前期准备工作的聂荣臻元帅，在《南昌起义》一文中有详细回忆，他在文中写道：

“举行南昌起义，是七月中旬中央在武汉开会决定的。我没有参加那次会议。那天晚上，恩来同志在会后到了军委，向在军委工作的几个同志进行了传达。他传达的大意是，国共分裂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起义。今天，中央会议上做了决定，要在南昌举行起义。恩来同志还说，会议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指定他为书记。他传达完后，就指定贺昌、颜昌颐和我，组成前敌军委，我为书记。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我们的同志，叫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做好起义准备。”[[41]]

聂荣臻的回忆，已对“南昌起义是中央决定的”，说得明明白白。

 

他到了九江，参加了“九江会议”，并在回忆对“九江会议”作了详述：

“参加二十日谈话会的有谭平三、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等同志，还有一些中央委员和叶挺同志。会上，李立三等同志很急躁，主张立即动手。我说不行，必须等中央命令。他说，既然已经向部队传达了，起义工作已经组织了，下个命令就行了嘛！我说，不这么简单，我们来的任务是做好组织部队起义的准备，……经过一番争论，会议最后决定，还是等中央的命令。”[[42]]

九江会议的内容，聂帅也讲得明明白白。

 

张侠曾在聂帅领导下工作，为弄清南昌起义决策经过，他曾多次亲自拜访聂帅。他对“南昌起义的决策”的论证，应该是更充分，更详实，前面己述，这里不再细述了。

但史实界，至今还在那里抄袭： “南昌起义，是九江会议，第一次提出”……

而这些权威著作，都是通过“重大题材”，审读把关而推出的……

笔者深感不解。

那么多著名史学家，也跟着说：

南昌起义，是“九江第一次会议第一次提出”……

难道真是“不好好读书”造成的吗？

否！

其原因不好说白，否则……

笔者人微言轻，盼望有权威的“明白人”，能加以纠正。

笔者认为，历史人物的个人回忆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我们不能不重视个人回忆，但又不能全盘接受个人回忆。随着时间推移，记忆可能产生误差，对历史人物的回忆，应多方研判，才能去伪存真。

南昌起义，“功在第一枪”，这是人们共识。然而，笔者认为，“第一枪”背后那些鲜为人知的事件、那些在暴动的各个环节，起过关键性作用的人物，更值得纪念与颂扬，更充满热血与献身，更映射出非凡英雄气概。

这些历史故事，更需要挖掘；传颂给后人，更具有现实意义。

张侠对“谁首倡第一枪？”“中央如何决策南昌起义？”等等，细致详实的考证，为我们解读“第一枪”背后鲜为人知的事件，作出了艰苦卓绝的贡献。

 

 

 

第三章  挺起的脊梁

     ——走近起义舞台的一代英豪

   

研究南昌起义历史，会发现一个十分有意思的事：起义中的骨干力量，许多人当年己高官厚禄，他们为什么会冒着生命危险，义无反顾地参加起义？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支撑着他们打响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探寻南昌起义前辈，当年为什么选择起义？

这是南昌起义研究，有特殊意义的重要课题。

这些起义人物，堪称中华民族精英！堪称中华民族挺起的脊梁！

举几个典型人物说说：

 

——周恩来：中共打响第一枪的领导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周恩来是早期军事工作的重要开创者之一。这只要看看他的履历就知道了：

周恩来是一个官僚家庭的儿子，祖父曾任清朝大官，父亲是个杰出的教书先生。

在青年时代，周恩来就献身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1919年，他积极参加五四运动；

1920年至1924年，他在中共旅欧总支部工作；

1924年11月，回国，受党的指派，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

1925年2月，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长，参与领导黄埔军校进行第一次东征。9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少将军衔。10月，参加第二次东征。1926年2月，任第二军副党代表。

1926年冬，他到上海工作，担任中共军事委员会书记，他是1927年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主要负责人。

1927年5月下旬，周恩来从上海到达武汉，在五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5日，担任中央军事部长，29日，中央常委会议决定周恩来代理中央常委职务。7月12日，中央改组，进入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

在南昌起义前，周恩来是党内公认的富有军事工作领导经验的人，1926年年底，他还不满29岁，风华正茂，他的军事才能，一半来自天赋；另一半来自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实战的锻炼……

在中国革命处于“命悬一线”的危难时刻，周恩来受中央重托，出任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是周恩来同志革命活动的一座丰碑。

走近起义舞台的周恩来，无论人生阅历和军事才能，和其他许多起义军领导人相比，他们都比周恩来年纪大，资历老，名声响；尤其是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这些人更是身经百战，周恩来任中共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是起义军实际上的总指挥，但他们无一例外，都非常听从周恩来的指挥，这在当年确是一件了不得的奇事。

1956年1月，贺龙视察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登上二楼，首先来到周恩来工作的房间，他在沙发上坐下，点燃一支雪茄烟，望着墙上周恩来当年的照片，满怀深情地说：“起义是党领导的，而代表党来领导起义的，就是恩来同志。恩来是党、军事、革委会的主要负责人，他忠诚坚定，机智聪明，民主谦逊，大家都很尊重他。”

贺龙一席话，洋溢着他对周恩来同志无限敬仰之情；周恩来忠诚、担当的英雄气概跃然于纸上。

史料称：开始，斯大林对南昌起义的态度，是持否定意见的。

据中央编译局副研究员徐元宫，在《南昌起义中的苏联密电往来》一文中揭露：

据张国焘回忆，罗明纳兹宣布共产国际对中共关于发动南昌起义的报告的答复意见后说：“这的确是一封阻止南昌暴动的电报，是一个严重的训令，是斯大林亲自决定的电报”。

紧接着，他又话锋一转，板起脸对张国焘说：“我们在汉口是根据我们这一地方的情况来看问题，共产国际是根据全部国际情况来决定行动。它所考虑的，有国际关系，中苏关系，以至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因素。如果我们不按照共产国际指示行事，不仅会遭受失败，我们还有违反纪律的罪名”。

文章写道：解密档案文件充分证明，莫斯科对南昌起义报告答复内容，是由斯大林亲自确定的。斯大林只是借用了共产国际名义发送电报而已。

从回电内容来看，斯大林潜在意思是，间接、变相地阻止中央的南昌起义计划。

斯大林认定：中共没有莫斯科的同意，是不可能贸然行动的。

苏联解体后，从解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9号记录”，清晰地留着“中央书记”斯大林的签名，这份会议记录揭露了斯大林对南昌起义的最初态度。[[43]]

或许是大革命一系列挫折，让斯大林感到了些许难堪，也许是斯大林对起义根本不看好……

这封电报，斯大林少有没有命令的口吻。

其实，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从来就是依据攻打冬宫的经验，耳提面命式地给中国革命开药方：

“共产党必须照以下几点行动：甲……”

斯大林万万没有想到，从来俯首听命的中共领导核心，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昌起义中共精英，竟然从当时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从南昌当时战之必胜的现实出发，以共产党人的政治担当，作出了“还是干！”的决策。

    恩来明知共产国际阻止起义的意图，面对中央代表张国焘的反对，但仍坚持起义不能停止，仍然继续做中央代表的说服工作……

周恩来为何坚持起义？

周恩来以他对中国革命形势的洞察和马列主义的远见卓识，认为只有不失时机地开展武装斗争，革命才有出路；害怕失败而停止起义，不仅党掌握的武装力量将要丧失，党也从根本上失去了立足之地。

周恩来在前委会上，在总结过去依靠蒋介石、汪精卫革命一再受挫的教训后指出：

党必须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能去依靠张发奎，再受人摆布。现在起义箭在弦上，不能不发。如果丧失战机，必将带来更大损失。

周恩来坚持起义的主张，直至31日中午，才说服了张国焘，得到中央代表的首肯。南昌起义计划最后一笔，终于落笔……

周恩来等前委们，抵制共产国际的错误主张，智斗张国焘，为了中共求生存，迈出了第一步！

周恩来功不可没！

 

——起义军“大户”贺龙

 

贺龙的个人经历，非常有传奇色彩。他的家乡在湘西洪家关，从小家境贫寒，爷爷教他习武。十几岁开始闯荡江湖。他曾尝试搞“兵运”，策动军队加入革命党，但不巧被一伙土匪捉住了。更不幸，这伙土匪又被当地官兵围剿，他也被当作土匪抓起来了，后来因“贺龙未满十八岁，不犯杀头之罪”为由，让人将他保释了。这便是外传贺龙做过土匪的来由……

1961年9月18日，周恩来视察八一起义纪念馆，说：

“贺龙当时领导一个军，是起义军的‘大户’，他性格豪爽，斗争坚决，什么敌人也不怕，在最困难的时候，下定决心跟党走……”[[44]]

贺龙参加起义时，还未入党，他在党的指示面前，只有一句话：

“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党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45]]

 

贺龙为什么选择起义？不少人不理解。

第一人是蒋介石。

1938年1月13日，蒋介石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贺龙参加了会议。

南昌起义11年后，蒋介石想搞明白，贺龙为什么参加南昌起义？蒋介石问贺龙：

“民国16年，你为什么好端端的军长不当，去参加共产党的南昌暴动？”

贺龙答：

“政见不同！”

蒋介石当然无法理解共产党人的信仰……[[46]]

对贺龙何以参加南昌起义，还有一种人不懂——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主持的“专案组”，要贺龙交代：

“南昌起义你是怎样投机革命的？”

……

“文化大革命”，贺龙被关押在西山，贺龙夫人薛明问他：

你为党为革命作出这么大贡献，晚年却遭到迫害，你后悔不后悔？

贺龙回答：

“不后悔。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不就是随时准备牺牲自己吗？”[[47]]

徐特立是在马日事变大批共产党员惨遭屠杀时申请入党的，在年过50的时候，仍赶来南昌参加起义。1966年，他已90高龄，来八一纪念馆参观时，他站在一楼会议大厅的楼梯旁，回忆起起义时在此遇见贺龙的一次谈话。他当时问贺龙：“马上要起义了，如果失败了怎么办？”

贺龙说：

“干革命就不怕失败，只要下定决心，失败了，我还要干，一直干到革命胜利为止。”

徐老说：

“贺龙的这次谈话，我印象很深，直到今天还清楚记得。”[[48]]

徐老的话和徐老投身南昌起义的实际行动，是对共产党人信仰生动注释！

 

1955年9月2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北京怀仁堂举行元帅军衔授衔仪式后，陈毅元帅对贺龙元帅开玩笑说：

“元帅阁下，当初您在南昌同叶挺打响第一枪时，可曾想到当元帅？”[[49]]

 

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已经是威震四方的军长了，何以参加南昌起义？

 

据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原馆长徐巍介绍，贺龙说：

“我参加南昌起义，不是一时的冲动，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什么目的，而是当时我就选择了今后一生要走的道路，那就是坚决跟共产党走。做出这个决定，我花了七年的时间。”[[50]]

 

1959年1月18日，贺龙视察了南昌起义的旧址。陪同参观的同志恳请贺龙谈一下参加南昌起义经过。贺龙点着已熄灭的雪茄烟，深深吸了一口，平静地说：

“7月底，汪精卫决定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这时，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就上庐山，要就开南昌。那时，我主意已定，就是跟着共产党走。党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这时敌人也用力来拉我，送来金条银洋，还许愿让我当安徽省长。我对他们说：国民党我不入，要入党我就参加共产党。”[[51]]

贺龙记忆力和观察力非常强，据说在日常生活中，他和别人见过一面，多年后仍然叫得出名字。见过一两次面之后，对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也能看得八九不离十。有些话提出后，他可以放在脑子里装很久，然后只字不提，直到一定时候才讲出来，而你在其间完全觉察不出他在考虑这些问题。

这里举李奇中在《回忆和贺龙同志的几次见面》一文中说的一件逸事：

八一南昌起义胜利后的第二天，贺龙和周逸群在一起谈到宋庆龄发表的宣言，周逸群把宣言念给贺龙同志听，贺龙听后非常感兴趣，对周逸群说：“你再念三遍。”周逸群连续读了三遍。之后，贺龙对周逸群说：

“这篇文章真好。你周逸群是知识分子，念了四篇。我不识字，听了四遍。现在我们两人比比看，看那个背得出来。”

结果，贺龙同志一口气把宣言背诵出来，一字不差。周逸群却不能完全背出。周逸群更加敬佩贺人绝顶聪明。[[52]]

前面说到，1926年冬，贺龙第一次见到周恩来，一见如故，两人推心置腹进行了交谈，这次会见使贺龙思想发生根本变化，这也是贺龙人生转折的开始……

实际上，贺龙自1927年6月26日从河南凯旋回武汉后，几乎天天处于共产党和蒋、汪的三面争夺之中，贺龙最后做出选择是：“共产党的政策好，我要跟共产党走。”

在把贺龙完全争取过来后，周恩来便和瞿秋白、张国焘开始了酝酿南昌起义……

1955年，贺龙被授予十大元帅，位列第五；令人费解的是，授予元帅证状的编号，毛泽东却把001号给了贺龙……

 

——叶挺，在起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笔者从南昌起义史料中发现，关于叶挺在南昌起义作用的专门文章，少之又少；其实，叶挺在南昌起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叶挺的部队不仅是南昌起义的主力，特别是他本人毅然抛弃优裕的生活，抛弃名利，面对国民党方面的利诱，毫不动心，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党性，义无反顾投身起义之中，更是难能可贵。

在北伐战争，叶挺独立团威震四方。我军许多著名将领如林彪、周士第、陈毅、萧克等都出身独立团。

阳翰笙曾在叶挺部队做政治工作，解放后他在《怀念叶挺同志》一文中写道：

“叶挺指挥若定，刚毅果断、机智神速，意志象钢铁一般。连刘伯承同志后来都夸奖说：‘我见过的将领很多，没有谁能像叶挺那样沉着、坚定。’当时的刘伯承同志已经身经百战，他的评价是很有分量的。”[[53]]

 叶挺留给人的印象，个头略高，衣冠严整，帅气硬朗、年轻英俊，虎虎有生气。他说话简明，观点准确有力，浑身上下都透着一种军人的肃穆和敢于冲破一切艰难险阻的英雄气概。

叶挺虽为师长，生活却十分简朴；

他的另一个特点，是平日话极少，尤其是军事以外的话题。

叶挺主要履历都与军事有关，他先后就读陆军小学、陆军中学、保定军校，他曾在孙中山的警卫团任营长，后来被派往苏联学习，学习期间参加中共旅莫支部。

北伐伊始，中共决定在各军中建立一支从军事到政治，全部由共产党领导的独立团。最终因形势恶化，仅在张发奎的第四军中建立了叶挺任团长、周士第任参谋长的独立团，后来通称叶挺独立团，叶挺因此成为当时中共唯一掌握正规军队的共产党员。

北伐中，叶挺独立团担任先遣队，首战打垮吴佩孚六个团，接着攻何平江、汀泗桥、贺胜桥，直至武昌，威震四方。

面对乌云压城的险恶形势，叶挺一面要求部队保持高度警惕，一面想办法扩充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

1927年初，第四军扩编，叶挺升任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二十四师师长，独立团改编为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周士第任团长。为了扩充党掌握的武装力量，叶挺将军独立团力量分别派向第二十四师（辖三个团）、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第二方面军警卫团，后来，独立团人员均成为这些部队骨干力量，为中共随后组织发动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准备了军事骨干力量。

叶挺可谓中共军事工作重要奠基人之一。

据聂荣臻回忆：七月中旬中央在武汉开会决定南昌起义后，当晚，周恩来匆匆赶到军委传达，指定聂荣臻等三人为前敌军委，聂荣臻为书记。前敌军委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我们同志，做好起义的准备。

聂荣臻到九江后，住在叶挺的司令部，根据周恩来指示，第一个通知叶挺。[[54]]

在第二方面军中，大部分部队都是老粤军和老四军演变而来的，他们的军事生涯都与这支部队息息相关，如今要他们从这支部队分离出来，绝非轻而易举。叶挺顶住了各方面的疑惑与压力，向组织明确表示，竭尽全力，完成任务。

当时实际情况是，在汪精卫步蒋介石后尘叛变革命后，共产党员叶挺，何去何从，十分引人关注。

叶挺时任国民革命军第11军第24师师长，具有将军军衔，每月有几万大洋收入，又是北伐名将，战功卓著。然而，在党的指示面前，叶挺毅然放弃这一切，义无反顾投身起义之中。

叶挺会率部起义，张发奎万万没有想到！

张发奎在自传中说：

“那次庐山会议，叶挺、贺龙、蔡廷锴没有出席，因此会没有开成。不过，我并不认为共产党会发动叛乱，所以没有先下手逮捕他们”。[[55]]

此时张发奎还认为叶挺会念旧，他曾对劝他应约束和防备叶挺的国民党将领颇为自信地夸口：

叶挺和他是广东北江的小同乡，从小便在一起，可以说是如兄如弟，以他和叶挺的私人关系，他认为叶挺绝不会与他为难。

这话也不无道理，叶挺与张发奎，是同乡、同庚，又是同学、同事。1912年他们同时考上黄埔长洲岛的广东陆军小学，同编在一个班，1914年又同时考进武昌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同窗两年。1919年叶挺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粤军，翌年张发奎也投奔粤军，1921年他们分别担任总统府警卫团第二营、第三营营长。1924年，叶挺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8月，叶挺回国，同年11月，已任国民革命军第12师副师长的张发奎，推荐叶挺任第12师第34团团长，1926年1月，34团改为独立团。张发奎从第4军长提拔到第2方面军司令，叶挺也从第25师副师长，升任第24师长……张发奎和叶挺，从军队职务看，一直是上下关系。而且叶挺的部队，一直是张发奎最信任的部队。

叶挺的部队是起义军的基础力量，叶挺的态度极为重要。在私情与党的指示面前，叶挺豪不含糊，表达了对起义的坚定支持。

此时，如果叶挺对张发奎不舍旧情……

此时，如果张发奎对叶挺的部队产生警觉……

此时，如果叶挺在党的指示面前产生了动摇……

中共“第一枪”，能在南昌城头打响吗？

斯大林的“没有想到”，给周来等南昌起义领导人作出“还是干”的决策，留下了契机；

张发奎的“没有想到”，给起义军攻其不备、出奇制胜创造了先机！

南昌起义得以顺利举行，全在叶挺等共产党人听党指挥的非凡政治自觉！

 

——人民军队总司令朱德

 

对于朱德的早期经历，陈毅于1948年有一个概括：

“二十多年来，总司令一直和毛主席在一起，领导我们的党和军队同反革命作斗争，没有一天离开过党和军队，没有一天离开过老百姓。不仅二十多年是如此，从历史上算起来，总司令是最早的同盟会会员，参加辛亥革命，参加讨袁战争，以后参加党，参加北伐。总司令和毛主席、董必武同志等是我党最老的党员。1921、1922年即参加党的同志，现在已不很多了。大革命失败后，总司令坚决地和工人农民站在一起，带着队伍继续上山干革命。”[[56]]

南昌起义时，朱德已41岁了，是起义领导人中的“老同志”，他立了很多战功，1922年，当时他36岁，已经当上了滇军旅长，金钱地位权力唾手可得，但就在这时，他接触到了共产党的学说和主张，就毅然抛弃一切，辞职离家，寻找共产党。

当时孙中山曾邀请他重返滇军带兵，并答应给10万大洋作军费，他不为所动；找到了陈独秀，陈独秀认为他是军阀官僚，把他拒之门外。但他仍没有灰心，决心远渡海外，到马克思的故乡，去寻找真理。

在德国，他遇到了周恩来，他对共产党信仰的执着，感动了周恩来，终于由周恩来介绍加入了共产党。他以后又赴苏联学习，直到1926年回国。

前面说到，朱德1927年1月，到南昌朱培德的军官教导团任团长，兼南昌市公安局局长。在同年6月，被朱培德“礼送出境”，回到武汉。

因为他对南昌情况，了如指掌。为了摸清敌情，做好起义前期准备工作，党指示他作为起义先行，要求他秘密潜回南昌。

他冒着生命危险，于7月21日，再次秘密返回到了南昌……

朱德在追忆参加南昌起义时说：

“我年轻时，在滇军打过很多仗，但南昌起义，是我入党后，为党为人民打的第一仗，心情很是激动。”[[57]]

 

在朱德身上，人们发现几个很奇特现象：

他身经百战，身先士卒，却从未负过伤；

他几次遇危，几乎要被敌人活捉，他却总能以“我是伙夫”，迷惑敌人，英勇机智脱险；

平时，他几乎从不生病，晚上睡觉，蚊子也不叮咬他，只需盖上一块布，就能呼呼大睡……

连红军医院院长傅连璋，都感到惊奇……

人们称他是“红军之父”，人民军队永远的总司令……

他是南昌起义，唯一从起义筹划，到最后率领起义军余部，走上井冈山的起义领导人！

南昌起义，是许多老一辈革命人生的转折点；也是朱德人生的转折点。

他从南昌城，踏上领导人民军队武装斗争的征程，随后就同这支军队同呼吸、共命运，浴血奋战，朱总司令的名字，和人民军队的名字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本书后面，再详叙朱德如何改变南昌起义命运、率领起义军余部走上井冈山的事迹……

 

——我军第一位参谋长刘伯承

 

1957年8月1日，为了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解放军报》刊登了《八一起义》连环画。连环画宣传提纲中，起义领导人只列了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解放军报》社对此非常慎重，呈送周恩来审阅。

周恩来批示：“刘伯承同志在起义中任参谋长，做了大量军事工作，功勋卓著，应在起义领导人中加上刘伯承的名字，排在朱德之后。”

从此，刘伯承的名字出现在起义领导人之中，庄重地表达了刘伯承在南昌起义中的地位和作用。

史料称，周恩来是当时党内高层军事工作最高领导者，但毕竟没有受过军事专门训练，作战指挥，也不是他的专长。临危受命，领导南昌起义，急需一位既有组织大规模兵暴经验，又有丰富作战指挥能力的得力助手。

刘伯承既有组织泸顺武装起义的经验，又是川中名将，富有丰富作战指挥经验，刘伯承任南昌起义军参谋长，当是最佳人选。

史料称，刘伯承是在1927年的7月底到达南昌的。他在辛亥革命时代从军，参加了推翻清朝和反对袁世凯的战争。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中任第十五军军长。根据党的决定，在四川领导了泸州起义，起义失败后，到了武汉。

据陈公培回忆：刘伯承在泸州失败后，转道陕西到武汉后，来南昌参加起义，只带了一个参谋。

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在江西大旅社宴会厅，召开前敌委员会，宣布前敌委员会正式成立；确定参谋团成员，刘伯承被指定为参谋团参谋长。

会后，周恩来指示刘伯承，根据前委会意图，去20军军部，协助贺龙拟定起义计划，并协助贺龙负责指挥攻打敌人总指挥部。

刘伯承从7月27日到达南昌，到10月3日流沙会议后撤离转移，在参谋团近两个月的军事指挥中，功勋卓著，堪称我军历史上第一位参谋长。

1950年7月10日，时任南昌市委书记黄霖请他题词，刘伯承说：

“南昌起义是我第一次参加领导这么多人打得一场大仗，后来虽然失败了，但经验教训是很多的，对我的帮助和提高很大，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终生难忘。”[[58]]

刘伯承用了“刻骨铭心，终生难忘”这八个字，表达了对南昌起义的记忆。

刘伯承素以“深思断行”为座右铭。他艺高胆大，但是心如细发。在川军，素有“军神”称谓。

据悉，在一次作战中，他头部连中两弹，一颗子弹从右边太阳穴射入，透右眼而出。由于失血过多，人渐渐昏迷不醒。一位德国军医给他开刀，割开伤口，将子弹取出。他为了保护大脑，拒绝用麻药，一声不吭，硬生生忍痛坚持……他24岁，就被称为“独眼将军”。

曾有人请他，讲述从泸顺起义到南昌起义的历程，他说：

“一切革命都是被逼出来的。我们都是逼上梁山。我从四川被逼出来，现在又从南昌被逼出来，逼到革命的最前线。”

刘伯承是十大元帅中，受伤、病痛最多的，但寿命却是十大元最长的，他活了九十四岁。

刘伯承，在十大元帅中，最具神秘感；连蒋介石也称他：

“论战术之奇，刘伯承数中国军界一绝。”

 

——对南昌起义有特别贡献的叶剑英

 

叶剑英在南昌起义前夕，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参谋长，1927年上旬，在武汉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在汪精卫“分共”前夜，经周恩来同意，中共中央特批接纳了叶剑英入党。

南昌起义前夕，他随国民革命军第4军，来到九江。他根据党的指示，在隐蔽战线，为南昌起义顺利举行，作出了特殊贡献。详情后面再叙。

解放后，他曾对采访他的人说过他当时的心情：

“宁汉分家以后，蒋介石说汉口反革命，武汉说蒋介石反革命，两下吵，我对武汉没有多少怀疑。但蒋介石还是总司令。究竟跟着谁走？……我就自己看报纸，关上门，想了几天，什么问题都想到了。我想到自己年轻时立志为国为民做点事，参加革命后当了师长。那时师长每月差不多都有二三万元收入。……如果只是为了个人，跟蒋介石走，至少可以做大官。但是，蒋介石在上海屠杀工人，屠杀群众，变成了十足的反革命！一个革命，一个反革命，阵线己是很分明了。参加革命，还是反革命？想了想，只有革命才有出路，所以我就下决心，通电全国反蒋。”[[59]]

叶剑英以他对中共的赤胆忠诚，从隐蔽战线，以特定方式，悄悄走近起义舞台……

 

——从南昌起义走出的开国大将陈赓

 

从南昌起义走出的将帅，陈赓极有代表性。他家庭富裕，但当时社会黑暗，使他从小立志革命。1922年加入共产党，他19岁，是黄埔第一期学员，在黄埔军校时，在一次东征作战中，蒋介石打了败仗，司令部人员都跑掉了，眼看敌人就要包围上来，蒋介石拿起手枪要自杀，陈赓夺过手枪，背起蒋介石就跑，一口气跑到一条河边，弄了条船，把蒋介石送上对岸，冲出了敌人包围圈。救了蒋介石一命。

如果他投靠蒋介石，飞黄腾达，军长、司令肯定都不在话下，为了革命的理想，他却选择了反蒋的道路。

1927年2月，他从苏联学成回国，先到唐生智部队任特务营长。1927年7月27日，他随周恩来从武汉到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

1932年，陈赓在红军中负重伤，返沪医治，至次年春，不意被捕，押解南昌，蒋介石亲自劝降，陈赓始终不屈……

陈赓的人生传奇，正是南昌起义前辈，何以参加起义的生动写照。

 

——著名的活动家、作家、诗人郭沫若

 

北伐时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是一位著名的反蒋斗士，但他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

1927年3月，郭沫若来到南昌，住进了南昌市东湖边的花园角二号，这是朱德的寓所。他在二楼挥笔疾书，写下了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上海的“四·一二”大屠杀完全证明了他的判断，让他震惊，但也让他更加坚定。

七月底，身在武汉军官分校的郭沫若，跟着军校学生来到九江，与李一氓等坐着手摇机车赶去南昌参加起义，他的人生在南昌又翻开了崭新一页。

解放后，他回忆说：“起义的那天，我正在庐山，在张发奎那里。当听到起义的消息时，我就决定赶到南昌。下山到了火车站，已经没有去南昌的火车，便请铁路工人用手摇车送我。快到南昌时，碰到从城里逃出来的国民党败兵，一顿殴打和抢劫，几乎丢掉了性命。在南昌，我见到周恩来和叶挺等同志，安排我参加宣传委员会和政治部的工作，在瑞金我终于加入了党。”

郭沫若是大诗人，在起义军南下进入临川，逃跑的事发生了，死人的事也发生了，拖垮、失败的危险威胁着全军……郭沫若却挥笔写下：

夜雨落临川，

军书汗马还。

一声传令笛，

铁甲满关山。

原诗有以下小注：这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南昌暴动后，军次临川时所作……

看！这是什么精神！这是什么气概！

 

——令人难于理解的是陈毅、许光达……

 

起义军已离开南昌，为了参加起义军，苦苦追赶起义队伍的陈毅、许光达，他们又为了什么？……

陈毅原在武汉军校任党委书记，7月25日，军校改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8月4日，陈毅随教导团乘船从武汉到九江。

当得知南昌暴动消息后，他便和排长肖劲，上路朝东走，再拐到了南昌……8月6日，他才到南昌，此时，南昌满街都是张发奎的兵。后来，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终于在临川赶上了起义军。周恩来分配他到叶挺的73团当党代表。成了天心圩维护起义军不溃散的唯一一个党代表。

起义军主力失败，当起义部队军官纷纷离开部队时，按照大多数人的走向，他可以去香港，或去上海中央，还可以去苏联深造，更何况在北京有同学，在上海有哥哥，但陈毅搞武装的决心坚定，后来他自己说：

“党派我到73团当党代表，从那时起，我就没有离开部队，带兵打仗，在战场上打了二十多年，敌人打跑了，我头发也快白了。”[[60]]

发生在起义军主力失败后，陈毅如何协助朱德千里转战的故事，后面再叙。

 

成为共和国大将的许光达，与陈毅走着相同的路。1927年他到国民革命第4军任见习排长。

8月1日傍晚，他从一个熟人那里知道了南昌暴动的消息，他顾不上拿什么东西，立即趁黑赶路，到8月6日赶到南昌，后得知起义军已离开南昌转移，他沿着抚河向南追去，8月15日追到宁都城边……后来被叶挺任命到第25师任排长……

许光达参加会昌战斗，在战斗中率尖刀排攻克一个又一个阵地，会昌战斗后，升为代理连长。后来，在三河坝战斗中，率领全连坚守前沿要点，接连打退了敌人三次进攻后，腰部负伤。

起义军撤离三河坝，他被安排在一个农民家养伤，20天后，伤口痊愈，他又忽忽追赶部队……

解放后，他曾任装甲兵司令员。他同陈赓两个开国大将，重复了同一个故事……

 

——不能忘记的起义中几位重要人物

 

萧克在与南昌八一纪念馆同志座谈中，特别指出：

“起义前敌委员会各成员，在起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你们在宣传时，不应该忽视，也应该提到他们。”

萧克的话十分有道理，在不少南昌起义史料中，这些起义人物往往极少提及。这应该是八一起义宣传上的一个遗憾……

首先说说极富悲剧色彩人物李立三：

李立三家庭出身富贵，他从青少叛逆家庭，投身革命，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曾和毛泽东、刘少奇，一起领导萍乡路矿工人大罢工。

参加南昌起义时，他是中央常委之一，是前敌委员会成员之一。

7月19日，他派往九江，主要部署中央撤退工作，在7月20日谭平山主持的谈话会上，他敏锐分析了当时政治形势，认为同张发奎破裂不可避免，向中央积极建议：

“赶快集中南昌，实行在南昌暴动”。

他是南昌起义积极倡导和者推进者之一；特别是为周恩来确定起义地点，提出了积极建议；在起义前夕前委会上，坚定支持周恩来排除张国焘阻扰；

     在起义南下征战中，李立三做了多方面工作……

十分惋惜的是，1928年冬，李立三成为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犯过“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称为“立三路线”，三个月的“立三路线”，使他陷入人生低谷……

历史上有一个奇怪现象：李立三做的许多好事，大都被人忘记了；而他的“立三路线”，大家都记得清清楚楚。

 

恽代英：

他是中共早期著名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创办和主编《中国青年》，培养和影响了整整一代青年人。1926年被党派到黄埔军校，任政治主任教官，1927年1月到武汉，主持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工作，任政治总教官。

7月奉中央之命赴九江，任前敌委员。

萧克评价恽代英，有一段很好的总结：“恽代英是个忠诚坚定、热情洋溢、精力充沛、不知疲倦地宣传鼓动家。南下途中，他光着头，戴着一副镜架被摔坏的眼镜，活跃在战士中间，到处作报告。他当年演说中的一些语言，至今还铭刻在我的记忆里。”[[61]]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对恽代英是这样写的：

“恽代英光着头、赤着脚，在酷热的太阳下前进。他的换洗衣服已丢掉了，身上穿的一套粗布军衣，弄得污秽破烂不堪，肩上搭着一条供各种用途长布巾，满身晒脱了皮，又黑又瘦，任何人看到他都要叫他一声‘甘地’。他这种作风，……使一般士兵们大受感动，往往有人惊叹：‘那些大委员们，比我们更能吃苦些……’。”[[62]]

透过这些行军生活片段，我们不仅看到恽代英那种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的精神，同时也看到一种崭新的起义军官兵关系，也已经随着这支队的诞生而诞生了。

 

彭湃：

他是中国农民运动杰出领袖。出身地主家庭。1917年东渡日本求学。1921年5月回国，1922年6月开始从事农民运动，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前敌委员会委员。

萧克说：“起义军进入广东以以后，处处都能感受到他在农村的巨大号召力。起义年失败后，也是由于他在农村的工农工作，才能使起义的领导人全部安全撤离，无一伤亡。”[[63]]

 

谭平山：

因他在党内职务高，中央同意他列席参加前委工作。萧克对谭平山说了一段深刻的话：

“谈到南昌起义，还有一个人我们不能忘记，那就是谭平山。他是南昌起义的倡导者，发起者之一，不仅态度很坚决，热情也很高。共产国际对他的歧视和偏见，使他受了冤屈。我们应历史地看待他的功过。”[[64]]

 

——起义军队伍中不老“八仙”

 

起义军队伍，有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八位五十岁上下的老人。他们是：

革委会主席团的谭平山，委员彭译民，财政委员会主席林祖涵，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廖乾吾，第二十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方维夏，第三师政治部主任徐特立，革委会委员高语罕，临时江西省政府主任姜济寰等八人，年龄均在望六以上。

“八仙”之一徐特立，是著名教育家，在1927年5月21日，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他是被追杀黑名单之一，他连夜跑到郊外，意外遇到中共湖南省委领导人李维汉。李维汉是徐特立学生，两人交谈后，李维汉问徐特立，是否愿意加入共产党？徐特立毫不迟疑地表示：“我已经50岁了，只要共产党这样一个先进的党，能允许我这老朽的人加入组织，那我就真获得了新生，还不愿意吗？”于是，经李维汉介绍，徐特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后来，徐特立同方维夏一起，乘小轮到九江，后乘火车赴南昌，风尘仆仆参加了起义。

朱其华在《一九二七底的回忆》中写道，南征行军中，“徐特立这老头子的精神特别好，他看见那些青年同伴在路上休息，总是带笑的招呼：‘噢！同志，精神振作起来，前进’！”

徐特立处处充满青春活力。

“八仙”姜济寰，是徐特立同乡，老友，徐特立是党员，他是国民党员，姜济寰是在徐特立、林伯渠动员说服下，离开国民党队伍，是南昌起义后革委会任命的江西省代理主席，并随大军一起南下广东。

“八仙”里的彭泽民，年近60，同林伯渠一样是“白发仙人”，他带了与他年纪相仿的夫人，南下行军中，夫妻俩总是精神愉快地跟着队伍一道行军。路上，彭泽民还经常为伤病员采药看病……

陶铸在彭泽民追悼大会上，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记得当时彭泽民先生虽然鬓发己斑，但表现如一青年，……他总是精神愉快地跟着部队步行，并且帮助我们不断向部队进行战斗方员工作，大家都深深地为他这种乐观、艰苦和模范行动所感动。”

此八人年虽老而不服，翻山越水，每日步行数十里，不以为苦，老当益壮。他们作为这支部队的领导层，在困难面前总是乐观，没有被困难吓倒。这种大无畏的气概，从我军一诞生，就由这些老前辈给树立了楷模。

 

——九对夫妻共同参加南昌起义

 

在研读南昌起义史料时，发现有多名夫妻共同参加了南昌起义，一道见证了中共向反动派统治打响“第一枪”。据不完全统计，有九对夫妻，在史册上留下他们的名字。

他们是——

彭湃、许冰；

彭泽民、邓冠梅；

吴亚鲁、苏同仁；

韩麟符、刘馨；

罗鬓渔、谭勤先；

江德贤、何柏华；

方闻、封亦君；

陶名溢、方晚成；

靖化秋、彭文。

这18位前辈伉俪情深共襄首义，参加了打响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二个一枪”，然而，他们中有近一半献出了年轻生命，那些幸存者中，有的是矢志不渝，奋斗到新中国的诞生；也有少数人，由于种种原因，离开了革命队伍，但最终殊途同归，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

 

走近起义舞台的起义人物，堪称个个是英雄！

下面，让我们看看起义军一代英豪，在经历残酷挫折与磨练面前，如何奋起反抗的英雄壮举吧！

 

 

老周有话说：

 

参加起义的主要人物，他们大都已是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了……

他们为什么能——

顶着随时可能杀头的危险，担着可能遭到国际、斯大林责罚的风险，义无反顾，汇集南昌参加起义？

他们为什么能——

不为钱，不为官，不怕苦，不怕死，勇敢无畏地投入到起义中？

解释只有一个：

“听党指挥！”

这是他们落地有声的共同声音！

南昌起义是党中央决定的。“听党指挥”，是南昌起义先辈高度政治自觉地生动注释；是中央打响“第一枪”的精神动力。

南昌起义，是在白色恐怖延伸的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此时，共产党人横尸遍野，血流成河……中国革命由高潮转入了低潮，此时此刻，敢于站出来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人，无疑是要有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精神。

    阅读此章，人们不难释解：

一次起义：

为什么能走出这么多开国将帅？

为什么能走出这么多治党治国人才？

阅读此章，人们更不难释解：

人民为什么选择共产党？

共产党为什么选择武装斗争？

中华民族的伟大在哪里？

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在哪里？

南昌城头的枪声，作出了庄严地回答！

 

“学党史，悟思想”:

从八一英雄的初心；

从八一英雄走近起义舞台的壮举；

我们应“悟”出什么？

——周恩来在起义前夕前委会，当仁不让的气概、雷霆震怒的神威；

——贺龙“我完全听党的话，党叫我怎么干我就怎干”的心声；

——叶挺在党的指示面前，毫不含糊，对起义绝对支持的坚定态度；

——陈毅、许光达急急追赶起义队伍的生动情景；

——南征途中乐观、坚定，朝气蓬勃的不老“八仙”；

……

这是何等非凡的英雄气概？

南昌起义中一代英豪一一

是中华民族精英的汇集！

是中华民族挺起的脊梁

学习八一先辈们人物史料，我们应更深刻领会：

信仰的力量！

习总书关于“信仰信念信心，是我们战胜一切强敌，克服一切困难，夺取一切胜利的精神支撑”指示，是对南昌起义英雄的史料生动注释！

 

学习八一英雄们史料，我们应更深刻认识：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学党史？

学党史，学什么？

学党史，怎么学……

走近起义舞台英雄们的事迹：

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守初心，追寻理想，忠诚信仰的生动写照！

也是我们理想信仰的生动教科书！

 

 

 

 

 

 

 

第四章  一波三折

——起义前的风波与曲折

 

起义准备，可谓一波三折。

起义计划最后一笔，即将落笔时刻，莫斯科又吹来一股冷风……

 

树欲静而风不止，起义前的风波，接踵而来……

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同志，坚定、勇敢、机智、敏锐，克服一个个困难，引导起义按照预定计划顺利进行。

他们是怎样化解这些突发事件的风波呢？

 

第一节  先听听：庐山黑会背景下，“小划子会议”的故事——

 

“小划子会议”，是南昌起义史上一个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它是在为夺我兵权、兵变、陷阱的庐山会议的背景下召开的。

7月下旬，在汪精卫“七一五”叛变后，在“东征讨蒋”旗帜下，集结在九江及其附近的贺龙的第二十军、叶挺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两支部队高涨的革命情绪，震动了汪精卫，他要对叶挺及其拥有兵权的共产党员开刀，也要对像贺龙这样虽非共产党员但却表现进步的部队开刀。

庐山军事会议要反共，我们党很早就知道了。（李立三7月24日就说：“闻将有庐山会议，来实行解决在第二方面军中之C.P”。）

汪精卫还在武汉时，就通知张发奎、朱晖日、黄琪翔等他那一帮人，准备在庐山召开反共的军事会议。张发奎兼承汪精卫指示，于7月24日，正式通知叶、贺到庐山参加军事会议，并命令叶、贺所部集中德安。

庐山黑会阴谋，被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了解，叶剑英于7月25日，在九江市甘棠湖，借划船玩水，在一只小船上开了个会，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叶、贺，决定叶、贺不去庐山，部队也不到德安。从而，粉碎了汪精卫企图解除叶、贺兵权的阴谋。

 

“小划子会议”当事人贺龙、叶剑英的回忆是——

 

1951年，贺龙曾说：

朱培德要我和叶挺到庐山去开会。朱培德走后，叶挺同志、叶剑英同志和我，三个人在湖中小划子上开了一个会。我们谈到并决定三件事情：第一、考虑是否到庐山去，他们问我去不去？我说不去，他们同意了，并说这样很好。第二、张发奎命令队伍要集中德安，我们研究不到德安，开牛行车站，到南昌去。第三、决定叶挺的部队明天开，我的部队后天开，我的车先让给叶挺。[[65]]

 

1979年7月16日晚上，叶剑英在西山寓所接见萧克同志，当谈到“小划子会议”时，叶说：

 

在甘棠湖一条小船上，进行了一些磋商。那时不可能谈得很深……

当时，一方面一起玩玩，一方面进行一些磋商。我当时不知道南昌起义的具体计划，就对叶挺、贺龙他们说，有什么动作告诉我。当时大都主张快去南昌。[[66]]

 

他们在自然悠闲地划船玩水之中，就决定了重大问题。

“小划子会议”，对叶、贺部队适时开赴南昌、保证南昌起义顺利举行，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后来史学界把起义军从九江开赴南昌，说成是“小划子会议商定的”，这也不完全符合实际。

中央党史出版的《南昌起义》一书综述中称：

 

“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得悉军事会议将要清共的内幕后，专程从庐山赶到九江面晤叶挺。随即在甘棠湖上的一条小船上商定，贺龙、叶挺不去庐山开会，叶挺率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贺龙率第二十军分别于二十五日和二十六日乘火车开赴南昌。”[[67]]

 

起义军是怎样开赴南昌的？

 

叶挺于1928年在《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一文中，写道：

 

“我们及贺龙的军队，奉张发奎的令向南昌一带集中。”[[68]]

 

叶挺的话，应该是准确的。

因为兵权不在我手中，军队不能由我调，我党控制的几支部队，军令也不能我出。部队调到九江，调到南昌，是张发奎他们调动的。为什么把我军调到九江、南昌这样一个有利于我之起义的位置呢？

“东征讨蒋”，固然有其假的一面，但也有其真的一面。我党利用“东征讨蒋”这个口号，把我党所控制部队调到九江、南昌一线，利用敌人的矛盾，发展我们的力量，这是党善于运用斗争策略的表现。

 

朱道南有以下一段回忆：

反动派虽然在反共上一致，但其内部始终是有利害冲突的，汪精卫的实力主要是靠张发奎，但他没有地盘，这时大革命已失败，汪、张想扩大自己力量，七月底就在武昌南湖誓师，声称东征讨蒋，命令叶、贺部队做先锋，开往九江待命，想运用共产党力量，向蒋介石讨价还价……[[69]]

 

据张发奎自述，九江及南浔线，在张发奎心目中，是进退裕如的理想地域。从“对外”来说，这里是“东征讨蒋”的进攻出发地，从他内心讲，也是南下广东的战略要冲。

 

蔡廷锴在自传也说：

“过了数天，各军集中完毕，张军长已到，令叶挺率我师及贺龙部先占领南昌。”[[70]]

张发奎和蔡廷锴的话，是对叶挺报告一个有力佐证。

 

上述材料表明：

起义军开赴南昌，前提是“东征讨蒋”的旗号。“小划子会议”，对此，起了很大促进作用。不仅坚定了叶、贺不上庐山参加军事会议决心，而且加速了叶、贺部开赴南昌的进程。

 

叶、贺拒绝执行张发奎把部队集中到德安的命令，贺龙违命把部队擅自开赴南昌，这是南昌起义得以顺利举行的关键一举，它体现了叶挺、贺龙听党指挥的非凡的英雄气概。

有的书刊，对“小划子会议”作用，似有夸大……

叶剑英和萧克在谈到“小划子会议”时说：

“讲历史，就是要实事求是，讲历史唯物主义。”

这是我们宣传八一起义，应持的态度。

 

1927年7月27日，是个重要的日子——

这一天，周恩来在陈赓护送下，从武汉经九江来到南昌，当天下榻于朱德的寓所花园角2号，和朱德商讨了起义有关问题，很快了解了南昌的敌我情况。第二天，迁往江西省立女子职业学校，这所学校成为前敌委员会办公地点，代号为“炮兵营”。

七月底，陆续到达南昌的重要领导人还有：刘伯承、吴玉章、林伯渠、恽代英等。

一些革命志士和热血青年正在向南昌云集；

郊区的农民赤卫队、担架队、运输队，市里的工人纠察队、群众团体也正在争分夺秒地进行各种准备……

 

南昌，像一座瞬间就要爆发的火山，一股股炽热的岩浆正在地下翻滚涌动。

一场猛烈的革命风暴即将到来。

 

第二节  再说说：在起义前的前委会，周恩来怒斥张国焘的故事——

 

7月27日晚上，遵照中央的命令，在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李立三、彭拜、恽代英为委员的前敌委员会，谭平山由于在政治上一直负有重要责任，中央决定他列席前委会。

 

前委会“指挥前敌一切事宜。”[[71]]

 

第一次前委会，决定了起义相关重大问题：

 

把原定起义时间从7月28日改为7月30日；

决定参谋团成员为：刘伯承、周恩来、贺龙、叶挺、蔡廷锴，刘伯承为参谋长；

决定贺龙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兼代第二方面军前敌总指挥

……

（有些著作说：7月20日前委会上，组织了总指挥部，决定贺龙为总指挥。这是误读。

作为历史，是应当搞清楚的。

笔者认为，党的前委，是实际上起义总指挥部，但没有总指挥部名义。前委会虽然不是起义总指挥部，但起义中重大事情都是前委会决定的；

就如周恩来也没有总指挥的名份，但起义中重大事情都在他主持下拍板的。）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紧张有序进行中，从莫斯科吹来了一股冷风……

7月26日下午4时，在汉口一所住宅里，秘书举行了中共常委会，共产国际新任代表罗明那兹，传达了联（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南昌起义计划的复电：

“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以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拉尔斯赛和我们其他署名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是不能容许的。”[[72]]

 

共产国际代表在会上特别表示，目前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苏共领导人不仅对南昌起义表明了疑虑，而且是一种不支持态度。

共产国际代表新到，对南昌起义，自然说不上话，只有指令张国焘前往南昌传达。

此时，起义部队已云集南昌，起义时间已从28日改为30日，起义计划只差最后一笔——一声信号。

29日，张国焘连发两封密电给南昌，要求无论如何等他到南昌再作决定……

南昌暴动的大钟在滴滴答答地走着……

30日一早，张国焘赶到南昌，立即被接到“炮兵营”——周恩来住地代号。

当张国焘介绍完这次来南昌意图，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砰地拍响了桌子！

（事后周恩来说，这是他平生仅有的一次拍桌子。）

周恩来怒斥张国焘，笔者称这是南昌起义史上最为精彩的一页。

叶挺回忆这段历史，在《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报告中写道：

“周恩来同志听着大怒，谓‘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你给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去罢。’”[[73]]

 

据张侠说，1972年6月11日，周恩来说：（大意）

中央派了张国焘当中央代表，他反对起义，又不好公开讲，就说不要忙，等待张发奎争取过来再搞。张住在庐山，他去庐山劝说了好几次，我们盼了很久，决定不等了，马上起义，这是正确的。

 

周恩来在1961年9月18日，视察八一起义纪念馆时又说：

当时争论的确是很激烈的。我们要行动时，张国焘赶来竭力反对，气得我在会上拍了桌子、有的人（指谭平山）还主张把张国焘绑起来，我不同意，说：“张国焘是中央代表，怎么能绑呢？”[[74]]

争论实质是两个问题：

 

一是对共产国际指示的认识。

 

共产国际意图是要停止这一暴动举行，周恩来为首的前委，从当时中国革命实际出发，分析了南昌我军处于绝对优势的实际，（从建制看，我军十五个团，敌军六个团；从兵力上看，我军两万余人，敌军万余人；从指挥官看，敌人建制不同，互不隶属，而且师长以上指挥官，大部分不在南昌；而我方有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聂荣臻等将领，尤其有一直掌握党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加之由于敌人昏庸与傲慢，基本上对我军没有防范……）认为起义的成功大有希望、胜利在握。因此，制了共产国际的错误主张，为中国共产党的生存，勇敢迈出了第一步。

 

   二是对张发奎的态度问题。

 

张国焘坚持“不经张发奎同意，就不可动”的右倾观点；周恩来则是把坚持起义和争取张发奎分裂开来。

一方面认为起义是箭在弦上，势在必行。

另一方面，要坚持做争取张发奎统战的工作。

高语罕曾说，到了汕头后，恩来同志还叫我去香港接洽张发奎，后因故未果。这说明，从南昌起义前后，直到潮汕，周恩来为首起义领导人，一直都在和他联系，至1943年，周恩来还派朱蕴山去广西找过张发奎，希望他为胡志明在广西办越南干部训练班提供方便，张发奎照办了。1980年张发奎逝世，叶剑英还发了唁电。

依上述史料来说，当时争论的实质是坚持起义还是停止起义的问题。

实际情况是，尽管大家情绪这么激烈，张国焘还是张国焘，南昌起义没有他的首肯，计划仍难于落实。

7月31日早晨，贺龙、叶挺接到张发奎的电报，称他本人将于8月1日到南昌。

前委当即在贺龙指挥部再次开会，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并表示：个人同意举行暴动，作为中央常委和周恩来负责向中央和共产国际说明。

上述材料表明，当时张国焘是以“中央代表”身份，来南昌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并参与起义的决策。尽管张国焘当时说了许多反对起义的话，尽管张国焘顽固坚持“南昌起义要争取张发奎同意”的错误主张，但最后在大家的说服下，加之情况已起了变化，张国焘最后表示了“少数服从多数”。

对前委会与张国焘的斗争这一历史，今天许多史料大大加以夸张。不可忘记，1931年，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还是中共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仅次于江西中央苏区的红色区域……

把起义前的前委会，演绎成敌我矛盾，这是对历史的误读，尽管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不得人心，但这是党内斗争啊……

张国焘后来叛变投敌，那是后话。

 

会议终于决定在次日凌晨四时举行暴动。

尽管起义推迟了一天，尽管前委会延长了一天，但前委们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终于做出了“还是干”的决策。

起义时间正一分一秒地接近。

静夜正在凝聚第一声春雷。

从上面叙述的材料，看到当年周恩来不仅斗志满怀，而且充满智慧。

正如贺龙同志后来回忆说：“如果不是周恩来的英明决定，八一南昌起义很可能被取消了，这是周恩来在党的危险时刻为革命作出的很大贡献。”

时至今日，文化界在演绎八一起义历史中，都把前委会的“斗争”作为重头戏，有的为了突出这场斗争的火药味，竟然演绎了贺龙“冲进会场，把手枪抵着张国焘的脑袋……”的镜头，不知“重大题材把关”的同志，看到这样镜头何种感觉？

还原历史本来面貌，是本作初衷，愿与读者一起为之努力！

 

第三节  再讲讲：朱德“宴请”敌团长的故事——

 

本来预定8月1日凌晨四时起义，可是，发生了意外，二十军第一师第一团一个副营长，把我军行动泄露了，于是，前委把起义时间提到凌晨二时。

这件事，和朱德“宴请”敌团长有关，而且流传很广，很多文艺作品和史料都浓彩重笔来描述。作为传奇故事，我们可以以高兴的情绪去看它；但作为革命历史来研究，有必要搞清楚。

 

滇军第3军第23、24团是朱培德的主力，起义军的劲敌。为拖住这两个团，利用朱德在滇军中威望，前委指示朱德在7月31日晚宴请团长、团副们，用调虎离山之计控制团长，削弱其部队战斗力。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朱德自述》，写道：

“计划晚上一点就开始解除朱培德部队的武装，我被分派的任务是，邀请朱培德下面的一些军官，一直搞到夜晚九点，还拉在那里饮酒。可能是因为发命令太早，一下走漏了消息，那是贺龙部队一个云南人的副营长去报告的。他们得到消息，因为封建关系，立刻惊怕起来，马上派人来叫这些军官立即回营。他们起来要走，我也不好拦挡，不过这时朱培德本人是到庐山去了。他们走了，我也就回去，此刻街道上已不通行了。我走到贺龙的司令部，告诉他消息已走漏了，于是不得不提前，两点钟暴动就开始了。”[[75]]

 

朱德当年警卫员刘刚所写回忆录中，却是——

团长叫我见机移去卢、肖二人自卫武器。……十二时十分钟，外面来了十多个武装，请走了敌人两位团长和其他两位客人，他们都很惊骇。

刘刚还描述第二天，在一间小房内，见到卢、肖二团长，外面捆了两个副团长在柱子上……

这些都是刘刚亲目所见，亲耳所闻，因此很多人都相信此说法……

史沫特莱与刘白羽，在她（他）们书里，都说，“客”是“请”了，但当叛徒告密之后，这些“客人”都走了，一个也没抓。

到今天一些影视中，则是朱德怀抱一个女人，见“客人”要走，向空中开了两枪，卫兵立即把“客人”都抓了起来……

笔者认为，朱德的《自述》是可靠的，经过朱德过目的史氏的书和刘白羽所记，即请“客”、打牌到九点左右，叛徒告密之后，朱德一个个地放这些团长走了，并没有抓起来；抓起来的说法，只是演绎化了的故事。

但笔者至今看到的许多史料还是这样写，这种对史实不实的做法，就像一道美食已经做好了，上桌前又多撒了些盐巴，虽然可以吃下去，但感觉很不舒服。

叛徒泄密，不仅捣乱了朱德宴请计划，而且会给起义战斗带来极大麻烦。

朱德送别“客人”，急急地赶到贺龙指挥部，告诉了走漏消息的事，贺龙赶紧报告了周恩来，前委当即决定：起义提前到凌晨二点！

至此，终于隐隐地闻到远远飘来熄烟的味道……

 

   

 

 

老周有话说：

 

三个突发事件，都是起义前夕发生的，处理不好，直接影响起义能否顺利进行。

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坚定、沉着，以超人智慧，化解了这些风波。

尤其起义前夕前委会，更是惊心动魄！充分表现了周恩来等前委们政治担当和聪明才智。否则，起义很可能夭折；

诸多权威著作，过去都认为张国焘在前委扩大会议上，是借传达共产国际对中共南昌起义的答复意见，假传圣旨，是借斯大斯的尚方宝剑，来阻止南昌起义的发动……

这是南昌起义研究中一个难解之谜。

黄道炫著《南昌起义深镜头》一书第53页写道：

“从李立三的报告看，张国焘的确准表达了共产国际电报的精神，……有理由认为，张国焘传达的武汉会议精神，应该是当时的真实内容，虽然这可能已经是一个永远无法最后定论的问题。”[[76]]

    黄道炫的见解，应是实事求是的。      

    今天，随着苏联解体后，从解密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9号纪录”，已清晰揭露了斯大斯对南昌起义最初的反对态度。

其实，周恩来是真正读懂共产国际指示的第一人。但现在箭在弦上，不能不发，如果丧失战机，必将带来更大损失。如果害怕失败而停止起义，党将从根本上失去立足之地。所以只能不计成本，坚持“还是干”的决策。

周恩来等前委们，为了坚守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以共产党人的政治担当，冲破了共产国际的束缚，抵制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

正如恽代英在批驳张国焘所说：

“共产国际和陈独秀的错误害死了中国革命，葬送了成千上万的同志；他们的领导完全破产了，现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好了，忽然又来了什么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如果你再动摇人心，就要打倒你！”

后来，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也写道：

“恽代英这种愤怒的发言，曾使我为之变色。他平时是一个正直而有礼貌的人，对我一直很友善，对人没有私怨，没有与人竞争的野心，在共产党人中素有‘甘地’之称。我听了他这些，当时百感交集。他坚持暴动，显然积压已久的愤慨到此时才坦白发泄出来。我也佩服他这种坚毅精神，自愧没有能够用他的蛮劲去对付罗明那兹。”[[77]]

笔者摘录上面几段话，意在说明：

前敌委员会与张国焘的激烈争论，其实质是中国共产党要不要举行武装起义，共产党人敢不敢独立领导中国武装斗争的问题。

在革命的紧急转折关头，周恩来等共产党人表现的非凡革命胆略和气魄，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领导革命的正确方针，使南昌起义得以胜利举行，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开创了一个崭新的纪元。

史学界、文艺界，被艺术化的“前委会激烈之争”，是对南昌起义历史的误读，我们应遵照萧克同志说的“不唯上，不唯权威，不唯定论”指示，还原真实的历史原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