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佳佳

八一起义指挥部所在地——江西大旅社。徐佳佳摄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部队在南昌举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新型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端。

      八一起义是在革命低潮时爆发的。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相继叛变革命，中国共产党人遭到来自“盟友”的背叛和屠杀。妥协还是反抗？在生死考验面前，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表现出对革命信念毫不动摇、迎着狂风恶浪坚持战斗的大无畏品格。1927年7月中旬刚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毅然决定了三件大事：将当时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组织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农民发动秋收起义；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和决定大革命失败后的新方针。

      在中国众多城市中，八一起义为什么会在南昌爆发？这其中经历了哪些决策过程？

南下战略

      八一起义会在南昌爆发，与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决定在湘鄂赣粤四省发动武装起义，并南下广东，再次建立革命政权的总决策有重大关系。

      在南昌起义之前，中国共产党内部就革命的前途问题展开过激烈争论。1927年，北伐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蒋介石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以“分共”的名义，正式同共产党决裂。随后，汪精卫集团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国共合作破裂，由国共两党合作发动的大革命宣告失败。面对大革命的失败，中国共产党人何去何从，革命果实如何巩固，中国共产党内部莫衷一是。参加南昌起义的李嘉仲回忆，“对于革命武装应当向什么地方发展，中国共产党内有三种思想倾向”。

      第一种主张是东征攻打南京，与蒋介石拼个胜负。1927年7月初，中共中央在武汉共和里14号召开党员军事干部会议时，瞿秋白就提出该主张，“宁汉合流已成定局，中国大革命已告一段落”，因此他要求中国共产党掌握的部队“撤出汉口，沿长江流域东进，打到南京去”。

      第二种主张是西退四川，依靠当地的军队，再做打算。当时国民革命军暂编第15军副军长黄慕颜等就持这种观点。

      但更多人倾向于南下广东，稳住已有的革命根据地，重整旗鼓，在适当的时候再次发动北伐。由于北伐前中国共产党在广东开展了较多的农民运动，革命基础较好，彭湃领导下的海陆丰根据地建设又比较顺利，再加上当时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的许多士兵是广东籍，因此很多人对这一主张十分支持，并坚信“只要我们开到广东，就一定有很好的发展”。

      众说纷纭中，中国共产党到底应往何处去？1927年7月初，时任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在武汉约见吴玉章、刘伯承、黄慕颜和李嘉仲等人，对形势做了详细分析。周恩来在会上反驳了西退四川的观点，认为当时四川地区的农民运动尚未大规模开展，革命基础较薄弱，退守四川很难取得革命胜利。相反，湘赣粤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形势十分有利，因此他坚持革命的中心应在南方。

      周恩来的观点与不久后中共中央南下的决策是一致的。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改组后，一扫之前妥协退让的政策，正式明确了今后的战略方向，“立刻决定民众武装暴动的新政策，规定湘鄂赣粤的四省秋收暴动的计划”“集合我们的武力，依张发奎回粤徐图发展”。

      不过，这一决策并没有明确在江西发动起义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八一起义会在南昌爆发，并在1927年9月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前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这其中还蕴含了一些历史的偶然因素，与当时革命形势下的一些机动决策有关。

革命力量汇聚

      八一起义在南昌爆发，最直接和偶然的因素就是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后，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武装力量在南昌、九江一带快速聚集，且当时张发奎等人对叶、贺部队不断施压，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武装面临“不暴动我们的军队（就要）被解散”的紧急情况。为此，八一起义才在秋收起义等中共预先策划的武装暴动之前，于1927年8月1日爆发。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公开反共，虽然当时武汉国民政府并没有立刻响应蒋介石的主张，但是已经出现了一些反共的声音和行动，在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的中国共产党人处境十分危险，因此在武汉就地发动起义是很难的。于是，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已经作出发动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并借此南下的决策后，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干部纷纷离开武汉，其中不少人从水路向九江转移。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向九江转移，一方面是九江距离武汉近，水路交通便利，另一方面则与当时江西相对较为宽松的政治环境有关。在江西长期主政、后又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的朱培德在“中山舰事件”之后对中国共产党人持包容态度，并曾经公开反蒋。直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经过蒋介石的多次拉拢，朱培德才于5月27日宣布查封共产党员主办的《三民日报》，并决定将政府中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相对于当时湖南、浙江、上海等地反革命势力对中国共产党的大肆屠杀，江西的环境是有利于革命的。因此，在叶挺、贺龙部队到达九江之前，已经有一部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和干部在九江待命了。

      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派遣李立三、邓中夏等人赴九江，准备组织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中一部分力量，联合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重回广东，以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中共中央军事部派聂荣臻、贺昌、颜昌颐组成前敌军委，前往九江，到部队开展工作，为起义做好准备。在充分考察当地情况后，大家认为近期可以在南昌、九江一带发动起义。此外，中共中央决定在九江、南昌一带发动起义，还有一个重要契机，那就是叶、贺部队能够借“东征讨蒋”之名迅速在九江、南昌一带集结。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不顾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反对，坚持先北伐再东征讨伐蒋介石的计划。但随着南京国民政府在军事上行动增多，1927年6月底，武汉方面开始了东征的准备。

      最初，武汉国民政府以唐生智和张发奎部为东征军主力。已升任第11军第24师师长的叶挺率部作为先遣队从湖北武昌沿长江到达九江后，贺龙部队也很快到来。当时，由于唐、张二人与汪精卫的分歧，东征讨蒋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直到7月中旬，汪精卫才重新令张发奎、程潜、朱培德、贺龙各部共同组成东征军向南京进发。南昌起义前，贺龙虽然不是党员，但在立场上一直与中国共产党靠近。7月23日，贺龙率部到达九江，军部设在九江饭店。谭平山曾试探性地将中国共产党准备起义的情况透露给贺龙，“贺表示甚为热烈”。

      此外，被武汉国民政府派往江西抚州的朱德，于7月21日秘密返回南昌。他领导下的第五方面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市公安局保安队等确定能够参加起义。就这样，在起义前，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主力部队很快集结于九江与南昌两地，起义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最终确定起义地点

      起义部队在九江集结，但是起义地点却选定在南昌，这一决策与两个城市的交通和地理环境等因素有着重大关系。

      由于当时革命环境瞬息万变，中共中央一致认为必须在汪精卫集团叛变革命后尽快举行起义，向全中国表明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革命的决心。

      为力保起义能短时间内举行，中共中央任命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前往九江负责此次起义。周恩来赴九江前，中共中央指派任务时只提出“准备于必要时，在南浔起义”，故而到底在南昌还是九江发动起义悬而未决。

      1927年7月26日，周恩来由陈赓陪同赴九江对起义的时间、地点进行实地考察，并与前期抵浔的李立三等人进行协商。经过充分讨论，大家认为短期内举行武装斗争非常必要，但具体的起义地点是在九江还是南昌，则需要权衡利弊、趋利避害。

      九江，濒临长江，交通发达，是长江中游的重要港口，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自帝国主义用炮舰打开中国国门后，九江就成为长江沿岸帝国主义奴役中国人民的据点。九江人民进行了多次反帝斗争，群众基础很好。但是九江水域多，腹地不大，假如在此起义，部队回旋空间小，撤退会成为难题。

      同时，北伐战争推进到长江流域时，帝国主义感到在华利益受到威胁，各国战舰聚集到长江沿岸，扬言将武力干涉中国革命。因此，如果在九江起义，那么帝国主义势力将很快通过水路扑向九江的起义部队。

      另外，当时国民党新军阀力量也在长江沿岸集结。下游是蒋介石部队，中上游是汪精卫部队，这两股力量虽呈对峙态势，但在反共的态度上却是一致的。因此处于南京与武汉中间的九江如果爆发起义，他们极有可能调转枪口，通过水路共同向新生的革命军队开枪。这也是在九江起义的隐患之一。

      相反，南昌与九江只相隔100多公里，叶、贺部队快速从九江到南昌集结并发动起义是可行的。而且，南昌地处内陆，腹地辽阔，部队机动范围大，起义后有较多回旋余地。同时，当时南昌只有一条南浔铁路与九江相连，只要起义部队能够控制住该铁路，就可以从铁路交通上阻挡大批前来增援的反革命武装，减少南昌城内的起义压力。同时，南昌还有护城河赣江作为天然屏障，且当时的赣江水深不足两米，通航能力有限，反动武装短时间通过水路调兵到南昌的可能性较小。这些交通、地缘优势让南昌易守难攻。

      此外，南昌的群众基础也很好。大革命时期，南昌的《红灯》等报刊登了大量声讨蒋介石的文章。1927年3月6日至17日，蒋介石在抚州、永丰、南昌、九江等地封闭工会、农会，捕杀大量革命志士后，南昌各群众团体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声讨活动。4月2日，在中共江西区委领导下，省农民协会发动南昌新建县农民，与南昌各界民众数千人在钟楼新舞台举行示威大会，控诉蒋介石及国民党右派省党部的反革命罪行。随之，聚会民众在南昌军官教育团的支持下，捣毁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和江西省政府，并拿下了南昌国民党党部。

      另外，南昌还具有一个九江当时不具备的时机优势，那就是当时南昌守城兵力较为空虚，总兵力约6000人。当时，朱培德为布防，将第五方面军第3军调动至樟树、吉安、万安等地，第9军调至进贤、临川等地；第二方面军余部位于九江地区。而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预定参加起义的部队共2万多人。这些力量与南昌守城兵力相比，具有明显优势，是起义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

      就这样，通过对交通、地理位置、敌我力量等方面的对比，在南昌与九江之间，中国共产党很快选择在南昌发动起义，并命令叶、贺部队于7月28日以前集中于南昌。

      8月1日凌晨，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多人，在南昌城头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起义军占领了南昌城。

      从1927年7月初中共中央改组后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到8月1日在南昌举行起义，从酝酿到决策的过程不过1个月。南昌被选为八一起义的地点，是当时中共中央结合整体战略意图与具体革命形势做出的正确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