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英豪——1927：他们从这里出发

周根保 编著

目 录

代序

作者题记

一、周恩来：中共打响第一枪的领导人

二、凝固在历史上的忠诚

——对贺龙参加南昌起义前后故事的解读

三、叶挺与南昌起义

四、朱德：改变南昌起义命运的人

五、刘伯承：在南昌起义中“二三事”

后记

代 序

英雄城里追梦人

《人文天地》杂志社江西讯（王月凡 魏东凯摄影报道）“八一”是中国军魂，“八一精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旧制度，建立新世界，圆梦中华，复兴民族的思想结晶。国人都有相当深厚的“八一精神”。

2017年5月10日，笔者来到南昌英雄城，拜会了南昌市八一精神研究会的领导人，听他们讲“八一故事”，看他们研究“八一成果”，感受他们的“八一境界”，笔者深受感动，一个民间社团组织，在江西省和南昌市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在“缺医少药”的环境中，独立树立起研究宣传“八一精神”的大旗，他们这个群体在“八一精神”的感召下，追逐心中梦想，让“八一精神”，永放光芒。

据研究会执行会长周根保介绍，“八一”是中国军人的认知标志，有八一演化出的“敢为人先的英雄气概，听党指挥的坚定信念，不屈不挠的坚强毅力，为民奋斗的献身精神”的“八一精神”，同“两弹一星精神”，“延安精神”及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其本质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圆梦中华，复兴中国。在当代社会经济大发展，思想文化大变革之际，重温“八一精神”，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仔细品读八一南昌起义英烈的家国风范，对当代中国反腐倡廉，挖掘整合红色文化基因等有极其重要的史鉴作用。

八一起义，不仅仅是我国军史上的一次武装暴动，更是中国共产党重整思想文化信仰的一次考验，从此揭开了中国共产党是伟大中国复兴圆梦的领导核心地位，再一次用事实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才能发展中国。”

为了让八一这种红色文化基因代代相传，让“八一火种”在新时代重放光彩，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应运而生，八一精神研究会虽是一个民间社团组织，但却汇聚了各界社会精英，他们中既有长期工作在江西的党政军领导，又有八一起义将领的后代，还有在国内思想文化界的领军人物，他们汇聚在一起，集中思想精华碰撞，整合八一红色文化，让“八一精神”携时代而飞。据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吴根水介绍，研究会立足南昌，放眼全国，通过开学术会，办八一文化刊物，开通八一军魂网，八一精神宣讲进机关，进院校，进基层等活动，让全社会学习“八一精神”，继承八一情怀，实践“八一精神”。南昌八一精神研究会，凭着对党的忠诚，对人民负责任的态度，开创性的开展工作，研究许多新成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精神动力，他们这种无私奉献，忘我工作的情怀，应该是八一精神的最好延续和继承。

“心底无私天地宽，无需加鞭自奋蹄”，祝愿“八一精神”，在新时代大放光彩。

作 者 题 记

1927年，是中国革命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份：大革命因国民反动派的叛变而失败；中国共产党因敌人的屠杀而觉醒……

1927年，也是南昌城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份：一批风云人物会聚在这里，中国历史的转折，从这里开始……

拨开历史的烟尘，90多年前南昌城头的枪声虽己停息，但惊心动魄的起义壮举和振聋发聩的伟大意义却不会消散。探寻起义领导人当年的故事，每段故事背后那些偶然因素，往往让历史故事更加鲜活……

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军九十周年庆祝大会上说：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们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

本书将南昌起义领导人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在起义中的经历故事，汇集在一起，提供了一种特别的发现，发掘他们“出发”的史实，展示他们坚定信仰和人格魅力，他们的所念、所持、所重，留给后人的精神珍存，是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的信念路标。

伟大的时代孕育伟大的事业，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南昌起义领导人铸造的伟大的“八一精神”，集中彰显了我们共产党人带领中国人民战胜任何艰难险阻的道路自信，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具有超时空的恒久价值。

当下，全国上下正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旗帜，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而奋勇前进，更需要包括“八一精神”在内的伟大革命精神的支撑。

生命之树，枝茂叶盛，但究其根本，只在初年。漫漫人生，经历苍茫，但关键也只是几步。南昌起义，成了许多老一辈革命家一生的关键几步，成了他们人生的转折点。

南昌起义领导人当年聚集于南昌，他们虽然各具特色，但却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中人生许多“第一”，都是在这里发生。

南昌城，对于这代伟人，既是他们的人生转折点，又是他们踏上新的征程的出发地……

第

一

章

周恩来：中共打响第一枪的领导人

导 语

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说：

“周恩来，这是一个光荣的名字，不朽的名字。每当我们提起这个名字，就感到很温暖、很自豪。”

他称颂周恩来：

是不忘初心，坚守信念的杰出楷模；

是对党忠诚，维护大局的杰出楷模；

是热爱人民，勤政为民的杰出楷模；

是自我革命，永远奋斗的杰出楷模；

是勇于担当，鞠躬尽瘁的杰出楷模；

是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杰出楷模。

周恩来的“六个楷模”的光辉形象，其实，早在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中，已崭露头角。

开篇：不解之惑

2000年，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周恩来自述》，编者说：

“本书的前前后后，均引录了周恩来的叙述，贯穿起来看，可以大致明了周恩来的生平，反映这段历史伟人的经历。”

然尔，自述正文十一章，没有一句南昌起义的内容。

周恩来参加南昌起义的战斗经历，全书仅在“开篇自述”中，引用了周恩来1946年9月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的一段记录：

“到了‘七·一五’，汪精卫便正式‘分共’，实行‘宁汉合作’，接着我们就去南昌发动起义。

南昌起义的部队是贺龙第二十军，叶挺十一军二十四师等，共约两万余人。当时参谋团中有叶挺、贺龙、朱德、刘伯承、聂荣臻、李立三、张国焘等，我也是其中成员之一。宋庆龄、邓演达都是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起义军后来失败了，是因为犯了一个错误，即没有与当地农民结合起来，而要向广东去建立根据地。结果在潮汕与钱大钧等部激战失败。失败后的部队一部分到海陆丰与当地农民结合，一部分由朱德率领退到福建、江西边境，以后转到湖南，后来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合。”

南昌起义，是周恩来一生革命活动的一座丰碑；是周恩来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南昌起义和他一生息息相关，可是，他的自述正文十一章，却只字不提……

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军90周年大会上，对南昌城头的枪声，作出全新的定论，他说：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一声枪响，拉开了我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幕。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也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

领导中共打响第一枪的领导人周恩来，为什么在自述中避而不谈“这一个伟大事件”？

1961年，周恩来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陪同参观的省委书记杨尚奎请他题词，他说：

“我的笔是用来写经验教训的。”

周恩来对南昌起义的宣传，这般低调，这般谦虚，这般自责，既令人敬佩，也耐人寻味。

笔者编著此文，正是抱着这种不解心态，从南昌起义诸多史料中，摘记如下粗浅心得，缅怀周恩来在南昌起义中伟大功绩，为后人学习周恩来崇高精神，得到一些启示。

一、武装工作重要开拓者

史称周恩来是中共武装工作重要开拓者，是人民军队的奠基者之一，实不为过。

让我们翻开历史的记录……

1、中共早期武装斗争的积极倡导者

大革命时期，就全党来说，还没有认识到建立革命军队，尤其是自己直接掌握武装力量的重要性。党把主要精力放在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宣传革命精神上，在反动派的屠杀和刺刀面前，开始逐步认识到军队工作的重要性。

1924年，周恩来从欧洲归来，受中共委派，进入黄埔军校工作，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一职。周恩来虽然未受过专门的军事训练，但通过研究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经验，清醒认识到：

“真心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版《建军大业》第38页）

《党的文献》（1947-07）刘武生在《周恩来与南昌起义》中写道：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周恩来根据他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切身体会，看透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多次向中共中央建议，趁蒋介石建立南京政权尚未巩固之时，加紧组织武装力量，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

金冲及在《周恩来传》一书（文献出版社第174、176页）写道：

“1927年4月16日，中共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下决心讨伐，迅速出师，直指南京。”

1927年6月14日的中共政治常委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三省救各省，东南讨蒋”的斗争方针。

贺龙同志1959年1月，在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时，坐在周恩来办公室的沙发上深情地说：

“起义前夕，全国性的反共逆流汹涌扑来，要不要进行武装斗争，直接关系着党的存亡和革命的成败，而周恩来正是对开展武装斗争最早最坚决和最有力的执行者。他早在4月就向党中央提出了准备武装反抗的建议，当军事部长时，又成立了前敌军委，关心和联络我和叶挺的两支部队。”

周恩来是我们党最早认识武装斗争重要性的领导之一，史料表明：他多次表明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军队，没有革命军就不能打倒反动派阶级，夺取革命胜利。周恩来强调用革命武力去打倒反动势力的武装斗争的思想，为创建人民军队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2、叶挺独立团成立的关键人物

叶挺独立团，是大革命时期，中共直接领导和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周恩来是叶挺独立团得以成立的关键人物。

叶挺独立团，是以当年大元帅府铁甲队为基础而成立的，1924年11月中旬，周恩来通过在黄埔军校工作的实际考察，深刻认识到建立属于共产党自己的革命军队的重要性，他在征得孙中山同意后，着手谋划重组大元帅府铁甲队。他从黄埔军校里精心挑选了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在队里担任要职，铁甲队的日常工作，都是直接请示周恩来，铁甲队成为中共直接领导的革命军。1925年11月，经过努力争取，以铁甲队为基础，叶挺独立团正式成立。原铁甲队队长周士第等100多名队员均编入独立团，周恩来还亲自从黄埔军校抽调许多共产党员，到独立团担任各级干部。在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从第一军清理共产党员，周恩来又适时将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安排进独立团中。独立团初建时，全团有党员20多名，包括团长叶挺、团参谋长周士第、参谋董朗、连长卢德铭。

1944年，朱德《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特别指出：

叶挺独立团，“北伐时，该团约两千人，干部多是共产党员，现在的林彪，周士弟、陈毅、聂鹤亭，萧克等同志，都是独立团出来的，南昌起义时，该团已发展为六个团，编为第十一军。”

他还说：

“叶挺独立团，后来发展为二十四、二十五两个师。”

南昌起义军，中共直接领导和掌握的基本力量，就是从这里走来。

这支军队的成长、发展，无不凝集着周恩来的政治远见和军事才能。

3、南昌起义的最早倡导者之一

史学界共识：南昌起义最早提出，是1927年7月20日九江谈话会，南昌起义的提出，李立三是第一人。从许多史料看，这一说法，值得质疑。

195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预展，周恩来亲临现场，当讲解员说到：

“周恩来同志领导了南昌起义”时，周恩来立即指出：

“哪里是我领导的，是党领导的，应该说是党领导的。”

周恩来的话，不无道理。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8年2月出版的《周恩来年谱》第121页记载：

1927年7月中旬

……

△出席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会议初步决定在“东征讨蒋”的口号下，云集在九江、南昌一带的贺龙率领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叶挺率领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朱德率领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为基础，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为中央前敌委员会书记。

会后，周恩来指定以聂荣臻为书记的前敌军委，先去九江做准备，并交待何时发难，要听中央命令。

年谱庄重表明：南昌起义是党中央在7月中旬常委会上作出的决定，尽管时间没有明示，但会后周恩来指示聂荣臻先去九江做准备，表明会议时间在7月20号前。

据聂荣臻在《南昌起义》（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第197页）回忆：

在李立三到达九江之前，聂荣臻已经在九江开展了起义的准备工作。他参加了7月20日的谈话会，聂帅写道：

“会上，李立三等同志很急躁，主张立即动手。我说不行，必须等中央命令。他说，既然部队已经传达了，起义工作，已经组织了，下个命令就行了嘛！”“经过一番争论，会议最后决定，还是等中央的命令。”

这个史实，在叶挺1928年写的《南昌暴动至潮汕失败》一文，（中共党史出版社1987年6月版第127页）也有铁证：

会上“……并有主张不待中央命令，即刻发动的，最后决定，准备待中央命令一到即发动。”

文中“并有主张”指的就是李立三在九江会议的提议。

这是1928年的史料呵！

7月20日的九江会议，显然是在中央作出南昌起义决策之后。

那么，究竟是谁最早提出南昌起义的呢？

据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出版 《建军大业》第76页记述：

“关于南昌起义的提出过程，周恩来曾经回忆说，‘那时军委想可否搞个起义，主要是鲍罗廷跟加伦说可以搞个起义，国际决定上没有。’”

这时，周恩来正是军委领导人。提出这一倡导者，显然只能是军委负责人周恩来。

据史料表明，7月16、17日之间，周恩来、张国焘进行了酝酿，明确提出用叶、贺部队进行武装暴动。

7月18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举行南昌起义。

19日，周恩来密令聂荣臻等到九江，朱德返回南昌，分头开始起义准备工作。

20日，李立三等举行第一次九江会议，重提了南昌起义的新建议。

据此判定：在李立三等举行第一次九江会议前，中央已作出南昌起义初步决定。周恩来当是南昌起义最早倡导者之一。

周恩来同志的名字，在这一时期，和革命武装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武装斗争的思想，推动他始终站在斗争最前线，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他的名字在全国传颂开来。

1927年7月27日，他奉中央命令，秘密来到了南昌……

二、十个日日夜夜的辉煌

1927年，是中国革命的低潮，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大地，中国共产党人，从大屠杀的血泊中惊醒：

“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就无法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习近平语）

“只有举行武装起义，才是唯一出路。”这是历史的选择。

周恩来临危受命，于7月27日，来到南昌，至8月5日，率部南下。短短十天内，主政南昌，干了一件被习总书记称之为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事件”。

被当年南昌人称为“党代表”周恩来，是如何组织和领导中共打响第一枪的呢？让我们翻开南昌起义的历史画册：

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头终于响起了起义的枪声，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委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在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军二万余人，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浴血奋战，共歼敌人3000多人，将胜利的红旗插满了全城。

起义成功了！

出人意外的顺利，令人感到不免有些惊讶。

其实，这个胜利来之不易，它不仅凝集了共产党人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精神，更集中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起义领导人的聪明才智。时令29岁的周恩来，正是风华正茂，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表露他在革命风暴中锤炼出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他在指挥中展示的军事才能，一半来自天赋的胆大心细，指挥若定，一半来自黄埔军校政治主任实战的锻炼。

很多年后，毛泽东在谈到1927年中国革命的抉择时说：

“我们都是党派去的，恩来领导了南昌起义，我领导了秋收起义。”

是的，当年毛泽东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英雄气概，举起秋收起义的火把；崭露头角的周恩来，是如何挑起领导南昌起义这一重担？

笔者从南昌起义史料中窥见：

1、双箭齐发

南昌起义从酝酿到发动只经历了短短十几天时间，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在敌人虎视眈眈的警惕中，把一支二三万人的队伍和一大批留在武汉、九江的党内外干部，转移到南昌，从秘密转移到部署战斗，从制定政纲到组织政府，从对外宣传联络到内部安全保卫，从决定起义到实现起义这样短短时间里，在这样关系到党和革命安危的紧张时刻，周恩来显示了令人震惊的聪明才智和过人精力。

起义前夕，南昌城尽管只有六个建制不同的守军，但距南昌不远的东乡、樟树、临川、吉安、九江的敌军已对南昌形成合围态势。起义战斗的关键在出敌不意，速战速决。

为此目的，周恩来采取双箭齐发的办法，密令聂荣臻和朱德火速赶往九江、南昌，军内军外，起义准备工作，齐头并举。

聂荣臻是如何向军内传达，组织起义军作好起义准备的呢？

据聂荣臻回忆：

“举行南昌起义，是7月中旬中央在武汉开会决定的，我没有参加那次会议。那天晚上，恩来同志在会后到了军委，向在军委工作的几个同志进行传达。”

“中央会议上作了决定，要在南昌举行起义。”

“他传达完后，就指定贺昌、颜昌颐和我组成前敌军委，我为书记。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我们的同志，叫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做好起义的准备。”“并指示，第一个通知叶挺。”

聂荣臻等人于第二天即乘船急忙赶到九江，第一个通知了叶挺同志……

聂荣臻在回忆他在九江准备工作时，说：

“我们到九江以后，就一个部队一个部队去传达。”

“我们向这些干部介绍了整个形势”，“然后告诉他们做好一切准备，一接到中央命令就立刻行动。”

“接到我们的通知后，有些部队就陆续向南昌集结了。”

正当起义军开始向南昌集结时，汪精卫亲自窜到庐山，决定以张发奎的名义，命令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并令贺、叶部队集中德安。企图一举扑灭军队燃起的革命火焰。

7月24日，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得悉庐山军事会议将要清共的内容后，专程从庐山赶到九江面晤叶挺。随即在甘棠湖一艘小船上，与贺龙、叶挺商定，不去庐山开会，借“东征讨蒋”旗号，叶挺率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贺龙率第二十军分别于25日和26日乘火车开赴南昌。

8月1日，南昌起义后，聂荣臻和周士第根据周恩来指示，又从回马岭把第二十五师二千余人拉到南昌，加入起义队伍行列，成为起义军主力之一。

朱德是如何在南昌进行起义准备工作的呢？

起义开始前，周恩来对南昌情况，并不熟悉。如何摸清南昌情况，为制定起义方案提供可靠依据？

周恩来想到：半个月前从南昌回到武汉的南昌公安局长朱德。基于朱德在滇军中很有威望，对南昌了若指掌，周恩来决定派朱德潜入南昌，进行准备工作。

据一直追随朱德的赵镕在《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会师》（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9月版第 466 页）一文中说：

我党以朱德同志，为起义先行，于7月19日晚受领尖兵任务后，即离开武汉，21日进到南昌做起义的有关准备工作。

朱德一到南昌，直接到了总指挥部警卫团团长李正中公馆。朱德认为，得到他的掩护，就可减少他人怀疑。朱德在取得李正中团长同意下，住进了他以前住过的花园角2号房子。

他一面与地方党同志取得联系，共商为即将到达的起义军安排适宜行动的驻地；一面与敌高级军官交往，摸清敌人的城防部署，火力配备，绘制了包括敌人碉堡、火力等在内的南昌市地图。

7月27日早晨，周恩来敲开南昌市花园角2号朱德大门，当周恩来接过朱德亲自绘制的南昌城防图，连连称赞：

“有了这张图，起义后解决敌人就方便得多，顺利的多，看来这一次起义成功是有把握的。”

国防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放眼看南昌起义》第67页写到：

“周恩来作为这场起义的主持者，最担心的就是情况不明。现在有了这份图，他底气就足了。因此，从历史的结果看，朱德的确为南昌起义的胜利立了第一功。”

1927年7月27日，贺、叶两支部队，前后到达南昌。

这一天，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会在南昌正式成立。前委会委员由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

南昌暴动的大钟在滴滴嗒嗒的走着，内部每一个零件都开始转动起来了……

2、拍了桌子

南昌起义的机构设置中，革委会仅为对外的政治招牌，参谋团也不是正式的司令部，刘伯承以参谋长的名义无法指挥整个军队，只有周恩来既是前委书记，又是参谋团主任，所以他实际上是南昌起义的总司令。

1959年1月，贺龙视察了南昌起义的革命旧址，他登上八一起义总指挥部旧址二楼，首先来到周恩来工作过的房间，望着墙上周恩来当年的照片，说：

“起义是党领导的，而代表党来领导起义的就是恩来同志。恩来是党、军事、革委会的实际主要负责人，他忠诚、坚定、机智聪明、民主谦逊，大家都很尊重他。”

他还说：“起义的真正总指挥部是在这里，是恩来工作过的地方，这是历史的事实。”

史料证明：周恩来为中共打响第一枪，做出了巨大贡献。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紧张有序进行中，从莫斯科吹来了一股冷风……

共产国际新任代表罗明那兹到达武汉，当他了解到南昌起义情况后，立即声明：一切都应请示莫斯科。

7月26日，罗明那兹传达了联（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南昌起义计划的复电：

“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以为你们的计划是可以的，否则……”（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9月版《中国共产党史》上册，第235页）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实际是一封不完全同意起义的电文，对中国情况缺乏了解的罗明那兹，除了对执行电令，几乎没有商讨余地外，他责派当时常委位居第一的张国焘，专程赶到南昌传达。

就在起义决定7月30日举行的日子里，张国焘30日早上到达南昌。在前委扩大紧急会议上，张国焘除传达莫斯科电令外，特别说明：

“我奉命来考察这里的实况，并和大家重新讨论这一问题。”

张国焘的态度激起了与会人员的怒火，一向温文尔雅、雍容大度的周恩来，猛地拍了一下桌子，厉声责问：“中央派我来担任前委书记，负责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怎么又派你来阻止起义？什么道理？请你讲清楚。”

张国焘素向来好胜心强，干脆摆起“钦差大臣”的架子，说：

“我是中央派来的，起义没有把握就不能搞。”

除了继续把共产国际的电令拿出来压人外，张国焘还坚持，起义必须得到张发奎同意，否则不能发动。

周恩来勃然大怒：

“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的命令又如此，我不能负责了，我即刻回汉口吧。”

贺龙当时尽管还没有入党，也没有参加前委会，但时刻关注会议情况。解放后，他在参观纪念馆时说：

“当时真紧张呀，心都悬着，手里捏着一把汗，张国焘是中央代表，又是来传达共产国际指示，气势汹汹，不是周恩来同志的英明坚定，南昌起义很可能就被取消了。这是周恩来同志在党的危难时刻为革命作出的一大贡献。”

面对共产国际和这一中央代表的指示，周恩来以他对当时革命形势的洞察和政治远见卓识，坚决认为：害怕失败，而不敢进行武装起义，中国革命必然失败无疑，党也从根本上失去立足之地。

周恩来同志的忠诚坚定，无私无畏，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高尚品质，使前委会的同志深受感动，大家一致表示：“还是干！”

会议上，张国焘的主张遭到一致反对，这时，有的同志提出把张国焘撇在一边，起义照常干，周恩来说服大家说：“他既是中央代表，就不能以多数反对来否决他的意见，要耐心多说道理，争取改变他的观点。”因而会议开到第二天，他改变观点才结束。

尽管前委会延迟了一天，尽管起义推迟了一天，但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前委会在得到张国焘首肯的前提下，终于做出了“还是干”的决策。

起义命令以贺龙名义发出：

“我军为达到解决南昌敌军目的，决定明（一）日四时开始向城内外所驻敌军进攻，一举而歼之。”

1961年，周恩来视察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时说：

“那次斗争很紧张，在那次会上我生平第一次拍了桌子。”

贺龙在参观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时则说：

“周恩来对党的忠诚和坚定，是起义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没有他，起义很可能会夭折。”

贺龙的一席话，周恩来敢于担当，大气浩然的英雄气概，跃然于纸上。中共在求生存的道路上，终于勇敢的迈出了第一步。

3、指挥有方

战斗打响之前

起义战斗打响前，周恩来又干了四件事关起义全局的大事。

其一、任命总指挥。

7月28日，周恩来来到二十军指挥部会见贺龙。不久前，在武汉召开中央扩大会时期，周恩来在周逸群陪同下，专门到贺龙军部拜会过贺龙。周恩来谈了共产党对政局的看法和主张，使贺龙豁然开朗。时隔一个月，周恩来这次来会见，直接向贺龙传达了南昌起义决定，贺龙说：“我完全听共产党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

当贺龙听说把总指挥大权交给他，激动万分，禁不住说：“好，我服从！”周恩来敢于将还没有入党的贺龙委任为总指挥，这是需要极大的政治勇气和胆识。

其二、任命参谋团参谋长。

军事参谋团是起义的最高军事决策、指挥机构，成员有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刘伯承出于对自己声望和资历考虑，不肯担任这一职务，经周恩来一再做工作，才答应下来。刘伯承原是川中名将，一贯周到细致，作战指挥很有办法。起义中，周恩来把他派到贺龙指挥部，协助贺龙一块制定作战计划和指挥战斗。在起义战斗和南征作战中，刘伯承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三、宴请敌团长。

在南昌守敌的六个团中，除总指挥部警备团外，战斗力强的就属第三军的二十三、二十四两个团，周恩来密令朱德利用曾是滇军旅长身份和威望，以请客为名，把同是滇军的这两个敌团长拖住。计划如期进行，在嘉宾楼闹到九点多，朱德又把他们拉到大士院32号打“麻将”。后因叛徒告密，两个团长才匆匆赶回营房。在起义准备关键时刻，把敌两个主力团团长拖住，朱德为起义首建奇功。

当年参加起义的萧克同志回忆说：“朱德同志拖住了这几个军官，为解除第三军两个团的武装创造了条件。”（国防大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放眼看南昌起义》第86页）

其四、起义提前两小时。

南昌起义，可称一波三折。7月31日深夜10点钟，贺龙给周恩来打来电话，第二十军第一师第一团第三营副营长赵福生逃跑了！获悉这一意外情况，周恩来严肃而又沉着与在座前委成员进行分析，既然计划已经泄露，必须当机立断，在敌军还处于分散状态下，出其不意发动袭击，才能保证起义顺利进行。周恩来当机立断，起义时间提前到8月1日凌晨二时。

其实这是起义时间第四次改变。第一次是九江会议，原定7月28日起义，周恩来27日到达南昌，因准备工作太仓促，前委会定于7月30日夜，后因张国焘阻挠，才推迟到7月31日四时。后因叛敌告密，又提前到零辰2点。敌变我变，这是周恩来指挥艺术的体现。

实际上，起义战斗打响，并没有坚持到两点。

周恩来参观起义战斗的陈列时，杨尚奎问周恩来提出起义时间，周恩来肯定说：“打响是12点以后，贺龙是总指挥，我是记得清楚的。”

战斗打响之后

战场情况，是稍纵即逝，过了12点后，省政府卫队百八十人，得知叶、贺今晚要组织起义，立即慌了，准备从省政府民政厅后面溜走，当后门打开后，他们一出门，很快被二十军巡逻发现，连忙拉响枪栓，喝问口令，两边的口令当然对不上，接着两边就对射起来。

枪声就是命令，江西省政府后门传来的枪声，恰似早产婴儿的第一声啼哭，比人们预料要早近两个小时来到人间。一个缔造一个崭新军队的壮举，就从这样一个小小局部遭遇冲突中拉开了序幕。

南昌人是这场伟大壮举很多细节的见证者。

江西大旅社见证了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起义总指挥部就设在这里。

7月31日晚，整座大楼进入了临战紧张状态。所有与起义有关的指挥人员都集中在这里，他们脖子上都已经系上了象征起义的红巾，左臂上扎了为识别敌我的白毛巾。陈赓、粟裕组织起义警卫人员，将大院保卫得严严实实。8月1日凌晨，当起义枪声打响后，大楼一片繁忙，传达命令、报告战况的战士进进出出。粟裕从一个参谋的说话声中判断，枪响处正是朱培德的总指挥部，过一会儿，城南、城东一带都响起枪声，他心里明了，是自己部队向南昌城内敌军开火了。

整个暴动之夜，周恩来所在的“炮兵营”（江西省立好职业学校），一直灯火通明，电话连续不断打进来，就各处战斗进展进行报告。周恩来则根据报告和一张南昌敌我态势图，掌控战斗的全局。至凌晨五点，南昌城里枪声渐渐稀疏，显示战斗已经基本结束。此时，“炮兵营”门前早就挤满了人，门前石阶成了主席台，周恩来神采奕奕，健步登上“主席台”，用洪亮声音宣布：

“我们起义成功了，此时，这里的军队归共产党指挥！”

回望起义战斗的经过，人们惊叹，周恩来真叫料事如神！

在藩台衙门战斗——

这里是起义战斗，最紧张，最激烈的地方。

朱培德总指挥设在章江路的藩台衙门。这里守敌一个警卫团。第二十军指挥部与敌军总指挥部地处邻街，距离约200米。到达敌军街中心有一座高达十二、三米的鼓楼，鼓楼下的洞门是进攻必经之路。

敌警卫团，事先得到叛徒告密，已在端表楼上架起6挺水机关枪，封锁起义军进攻要道——古楼洞门。由于战斗提前打响，担任主攻任务部队尚未赶到。为防敌逃跑，贺龙急调手枪连冲进鼓楼洞，封锁住敌指挥部大门。

十五分钟后，主攻部队一、二团赶到，敌紧闭大门，龟缩在制高点上，向起义军射击，起义军进攻受挫，贺龙急令贺锦斋：“你快带老子的基本连去冲！”贺龙说的基本连，是指五连和七连，这两连战士都是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的老兵，现在又装备良好，专门在关键时刻冲锋陷阵的。贺锦斋把队伍带到指挥部前面的十字街口，命令战士卧倒，抱着枪横着身子在地面上向前滚。原来，敌人的水机关枪只能水平射击，不能朝下打，战士们滚着前进，滚一滚，停一停，两百多米长的小街，竟滚了个把钟头，当滚到距敌机枪阵地十几米时，突然一下子从地上爬起来，向敌人猛扑过去，敌人被我们突如其来的冲锋，吓得仓惶失措，掉头就跑。此时正面攻击的战士们，奋不顾身从民房屋顶爬上鼓楼，居高临下向敌军猛烈射击，把敌人压缩在指挥部院内。贺龙一面令部队正面攻击，一面急调五团增援，迂回到敌军驻地侧背，翻墙跳进院内，形成前后夹攻之势，敌走投无路，全部缴械投降。激战近三小时。

顺化门外战斗——

顺化门外大校场老营房敌军一个团，刚从湖口进驻南昌。

第二十军教导团换防后，第一总队战斗力强，驻在营房外西北墙边一个庙里，从那里出来，穿过大校场，便可直接攻击敌营房正面，其它三个总队驻进靠敌营北边，与敌营只隔一道一人高矮墙。战斗时，只要翻过墙，便可直捣敌军住室。

下午，团长和参谋长带领各总队长去敌团拜访团长，借此侦察敌情地形。

敌团长外号朱胡子，接待特别热情，毫无戒备，将团驻地、配置一一介绍，在辞谢敌团长后，指挥员对敌军情况了如指掌。晚上敌团士兵穿着白衬衣做游戏，起义部队战士站在周围观看。

凌晨一点多，市区传来枪声，团长下达命令，开始攻击。

战斗完全按原定计划进行，敌人陷于慌乱之中，一部分未起床，来不及摸枪还击便做了俘虏。

此战斗，教导团仅伤亡一人。

战斗结束后，教导团又派出部队配合第六团和第十一军十师，共同对驻在附近的敌八十团展开攻击，大部敌军被歼，余部向进贤方向溃逃。

贡院战斗——

贡院，坐落在东湖之滨，原是清代科举考场，敌一个团驻扎于此，二十四师第七十二团负责攻击这部敌人。

城西二十军传来枪声，团长率二营向贡院敌军采取包围形势展开攻击。敌人抵挡不住，慌忙向北沿湖边逃窜，迎面遭到起义军埋伏在水观音亭火力阻击，敌又折向七十二团团部方向攻击，正当敌人向团部门口学生兵冲击时，二营长带领队伍从左侧兜抄过来，将扑向团部的敌人击溃。

该团还趁势占领了敌军设在佑民寺的修械所。

天主堂战斗——

敌五十七团，是尾随起义军于7月26日开抵南昌，驻扎在松柏巷天主堂和匡庐中学的。

二十四师七十一团担任歼灭该敌任务。三营营长为了摸清敌情，带领一名战士装扮成伙夫，三次进入敌营侦查，他们一个营一个营给敌人挑水，把情况摸得一清二楚。团长根据侦查情况，决定三营主攻天主堂之敌，主力攻大门，派一个连绕道出城外，封锁城墙；第二营主攻匡庐中学之敌，其它在松柏巷一带警戒。

未等起义军进攻，驻匡庐之敌，于半夜一时四十分“鸣枪而出”，起义军七十一团二营从外“鸣枪而入”，敌退至院内顽抗。

驻天主堂的敌人，听到匡庐中学枪响，陆续出动，遭遇预先在巷口埋伏的七十一团三营阻击，退入天主堂，因巷道狭窄，双方交战甚烈，起义军撤出巷口外。重选二十余名官兵，组成冲锋队，再次发起进攻，敌被迫向院内退缩。这时担任迂回攻击的一个连已跳进院内，敌遭前后夹击，纷纷举手投降。

三营战士爬上天主堂主楼后，调转敌人机枪，向匡庐中学方向的敌人射击，敌爬上城墙，妄图逃窜，遭埋伏在城墙下起义部队机枪阻击。只好缴械投降。

新营房战斗——

新营房位于永和门外，是敌军第三军二十四团驻地。歼灭这个团由第二十四师七十二团三营和广东北江农军担任。在整个南昌起义过程中，新营房战斗，是既解决了敌而自己又无伤亡的唯一一场战斗。

这个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呢？

7月31日早晨，营长利用关系，化妆到进攻目标——新营房“会朋友”，仔细调查敌营的地形、道路和人数、装备，在归途中便拟定了一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作战方案。

下午，队伍摆出一副行军架式，约摸走了一个多钟头，营副官走进敌团部，声称是奉命从外面进城来，找不到宿营地，打算借营房前空地露营，并借一点房子办公。敌人拒绝了借房子，但对靠近露营未加反对。随即，敌团长令参谋把普通口令和特别口令也告诉了营副官。

两支敌对的部队，一在营房里，一在营房外，相隔数十米，最远也不过一百米。

夜深了，城内响起了清脆的枪声，指挥官一声喊：“冲！”战士们随即像潮水般冲进敌营房。敌人从梦中惊醒，还来不及摸枪就做了俘虏。这时敌团部电话响了，敌军总指挥问：“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起义部队二营长接过电话说：“二十四师在此接防完毕！”

战斗顺利提前结束。

在其它各处——

起义战斗打响后，在南昌其它地点也进行了一些战斗：

南昌百花洲住着王均第三军宪兵营，起义部队发起攻击后，仅有两名被击毙，全营便停止了抵抗。

驻牛行车站的第三军巡防队和税务所二十多人，也被二十军四团部分士兵俘虏。

驻在吕祖洞的金汉鼎第九军一小部分，象征性抵抗后也缴械投降。

……

由于采取突然袭击，准备充分，天亮时整个战斗基本结束。

南昌起义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起义胜利了，南昌城披上了节日的盛装，在庆祝胜利的日子里，起义军颁布了第一份气壮山河的革命宣言，开始了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权的伟大尝试，创建了第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

8月2日，前敌委员会对部队进行了整编，由革命委员会任命军事指挥人员。起义部队两万余人，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名称。

一支由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军队诞生了。从1927年8月1日起，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不管以后道路如何艰难曲折，也不管打什么军旗，南昌城头的枪声，开创了一个历史的新纪元，人民军队的建设，有了一个起步的基点。

肖克主编的《南昌起义》一书，特别指出：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率领中国人民创造的光荣的革命业绩”，“在国民党叛变了革命的紧急关头，我党正确选择了起义地点和时机，所以能旗开得胜”。

毛泽东同志对南昌起义，曾给予了高度历史评价，他不仅坚持要在军旗上写上“八一”两个字，表示人民军队建军的日子，而且对南昌起义和其他武装斗争的经验教训，加以理论概括。他指出：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这是对南昌起义伟大壮举的生动写照。

周恩来组织和领导南昌起义的伟大功绩，永载史册！

三、南下征战的迷茫

从8月初到10月初，是周恩来率起义军南下征战阶段，这一阶段，有追寻，也有迷茫，而以迷茫为主；这一阶段，有胜利有失败，而以失败为主。

起义胜利后，根据中央原定方针，起义军经赣东南下经江西、福建转战广东。当时起义军尚未政治改造，部队纪律不严，特别是蔡廷锴率部逃脱，对起义军影响极大，加上时值酷暑，士兵病倒和逃跑很多，部队减员近三分之一多。进入赣南和粤北后，同围追敌军多次激战，尤其是9月底到10月初，起义军主力在潮汕与强敌作战，由于敌众我寡，最终被占优势敌军击散，起义领导相继离开，前往香港。起义军主力遭到严重挫折。

无可置疑，起义军主力的失败，虽有其偶然因素，但更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如何正确看待其失败的主因；如何认识周恩来等领导人，在南征中的追寻与迷茫？至今仍是有许多不同的评说。

1、《中国共产党90年》一书对南昌起义定论。

1927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当时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两万多人，在南昌城头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四个小时激烈战斗，起义军占领南昌城。

根据中共中央的计划，起义军于8月3日陆续撤离南昌，南下广东。这样做是准备同广东东江地区的农民起义军汇合，进军广州，占领整个广东并夺取出海口，取得共产国际的援助，重新北伐。10月初，起义军在广东潮汕、汕头地区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陆地区，同当地农军汇合，主要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南昌起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这次起义像一声春雷，使千百万革命群众在经历了一系列的严重挫败后，又在黑暗中看到了高高举起的火炬。南昌起义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起一面革命武装斗争的旗帜，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造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6月出版，第103到104页）。

这是笔者看到，党史界对南昌起义最真实最客观的定论。

2、两位革命前辈的心声

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在《有关南昌起义的一些情况》一文中写道：

“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武装斗争实际行动批判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在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的旗帜。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的起义。”“南昌起义胜利后，没有就近联合湘东的革命力量，发动和领导湘赣土地革命战争，而是驱军南下广东夺取中心城市，是一个失策，是一个错误。”“但主要责任在中央，不在前委。”“上面两种指导思想都是共产国际经过的代表传过来的，中国同志由于幼稚没有经验，无条件接受了。至于南昌起义军要南征去占领潮汕，以便接受苏联的援助，更是共产国际的具体指示。”（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6月版《南昌起义》第189页）

李维汉发出这样既浅显又深刻，既清醒又无奈的感慨，令人振聋发聩。对我们了解起义军南下广东的历史背景，起义军主力失败的历史原因，以及如何正确评价周恩来在南下广东的失误，提供了十分有益的依据。

要求研究南昌起义“不要唯心，唯权威，唯结论”的肖克，解放后，在接受采访中说了这样一番别开生面的话，他说：

“起义军当时指出要南下广东，占领大城市，这种思想当时很普遍，是不奇怪的。十月革命、辛亥革命都是先攻下城市才成功的，所以没有人一开始就认识到要把部队开到农村去，上山下乡都是逼出来的。下农村，第一个提出来的是毛泽东同志，但他也是攻打长沙失败后才认识到的，他觉悟早，决心大，一直坚持不动摇。南昌起义的同志，开始有攻打大城市的思想，但随着潮汕失败，也开始认识到要下农村，朱德和贺龙就是代表。”（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南昌起义与八一精神研究》第237页）

肖克的评述，是他不唯心，不唯权威，不唯结论的生动写照。

起义军南征失败，尽管起义将士英勇无比，创造了许多军事奇迹，但失败却在所难免，这是战略决策失误造成的结果。历史性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伟大的历史事件，往往因失败而伟大。面对挫折与失败，周恩来等同志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在流沙会议上，作出向海陆丰转移，和农民运动相结的决定。

起义军南下受挫后，朱德和贺龙探索新的革命道路的伟大实践，更是起义领导人在失败后觉醒鲜明的例证。

3、笔者浅析

南昌起义，既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危急关头挽救革命的伟大壮举，又是在新的奋进中开创革命新纪元的伟大标志，是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研究南昌起义和周恩来的伟大功勋，必须以习总书记关于南昌起义是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伟大事件”定论为依据。

首先，要把视野定格在南昌起义的全过程。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南昌起义深镜头》一书，作者黄道炫说：

“朱德、陈毅率领起义部队上山，南昌起义至此才真正画上一个句号。”

1961年2月，朱德参观八一起义旧址后，当陪同参观的同志请朱德作指示，他说：“我回到北京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会邀请一些老同志座谈回忆，写点东西给你们。”1962年6月他以《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为题，发表了座谈纪要。详尽介绍了南昌起义军千里转战上井冈山的经过，把南昌起义与井冈山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

再次，要看到失败的是起义军的主力，而不是全部。

1957年，周恩来在亲笔修改《八一起义》说明稿中，在（19）条中，在“起义军遭到失败”条文中，亲笔加上“主力”二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南昌起义》第170页）。说明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失败的是主力军，而不是全部。

历史事实是，1927年10月7日，二十四师一千余人，在董朗率领下，到了海陆丰，走上了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道路。另一部两千余人，在朱德、陈毅率领下，也开始了“上山”，1928年4月迎来了“朱毛”井冈山会师，开创了“朱毛红军”新时代，成了中国工农红军战斗力的核心，人民军队的基础力量。

综上所述，南昌起义经历了一个由胜利——失败——再胜利的苦难辉煌。

1927年10月24日，当时中共中央在“左倾盲动”错误思想指导下，发出了关于南昌起义失败的通告，南昌起义所造成的巨大政治影响，起义军后来保存革命火种，转战井冈山的军事实践，证明当时中央作出的结论为时过早，虽然“左倾盲动”错误的指责后来得到了纠正，但当年对南昌起义作出的种种片面的，不符合实际的评价，并未一一澄清，至今在某些问题上还或多或少有些影响。

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的发展是相互联系的，看问题要联系地看，要全面地看，才能防止片面性。起义部队南下的挫折与失败，不能抹杀南昌起义的成功，南昌暴动与朱德上井冈山是不可分割的历史，南昌起义的全过程，应该是始于南昌暴动，止于井冈山会师。

南昌起义的火种从来没有灭！

南昌起义的旗帜从来没有倒！

南昌起义的队伍从来没有散！

对周恩来在指挥南征中的教训，笔者认为，要客观的，历史地加以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解放后，周恩来多次讲过南昌起义的失败教训，是“没有就地闹革命”。

周恩来自责：“当时没有这个思想。”

笔者认为，“没有这个思想”，在当时也属正常。

中国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在武装斗争方面，没有经验，只知道照搬苏联的做法，更没有树立农村包围城市那样观念。而习惯按照中央指示办事的周恩来，带领起义军不屈不挠去占领潮汕，失败在所难免。

贺龙从军事战略角度，讲了一段十分深刻的话：

“起义军南下时，我们只知道和敌人打正规战，阵地战。当时敌人有几十万人，有强大的后方，而我们只有两三万人，这种打法，虽然可以靠勇敢打赢几场战斗，但最终还是会被打败的。这一教训，使我们清醒起来，不能摆正规军的架子，和敌人拼消耗，而是要看清敌强我弱的形势，和敌人打游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后来，我回到湘西，就是用这种战法，靠开始的几十个人，十几杆枪，又重新打出了一个根据地。”（江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出版《南昌起义与八一精神研究》第237页）

贺龙的总结，深刻反省了广东失败的教训，给起义领导人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提供了深刻的教训。但南下广东失败的教训，并不是马上得出的结论，大革命失败后，党纠正了右倾错误，却犯了“左倾”错误，依然是打大城市，依然是搞正规战，依然是不重视农村。

唯有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中，在连连遭受挫折后，便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把部队带上井冈山。

唯独有朱德、陈毅，继毛泽东之后，在进军广东失败之后，放弃过去既定方针，北上西进，上山打游击，率领起义军余部转战千里，登上井冈山，迎来朱毛井冈山的会师，迎来了“朱毛红军”的诞生，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纪元。

南下广东，千里征战，是一部既惨烈又宏伟的史诗。当时参战者在几个月内，就写了文章；解放后，不少史学者，也写了文章，但他们对起义军主力惨败的主因，都写得含糊不清，有的避而不谈。

须知，共产国际的援助，当时是深入人心呵，甚至成了将士们的精神支柱。

起义军于9月24日占领潮汕，南下第一期目标，基本实现了，但共产国际在哪里呢？共产国际的援助没等到，却等来国民党军的四面包围……

9月30日，汤坑战斗，敌人越打越多，而起义军已毫无兵力投入，汤坑战斗的失败，直接导致南下广东计划的破灭，起义军的领导们，被迫四处逃亡……

南下失败的责任，谁来承担？

又是周恩来。在起义军领导人最后召开的流沙会议上，周恩来躺在担架上，发烧40度，仍在痛苦地自责自已的失误……

他又一次把责任搅到了自己身上。很快，中央关于南昌起义失败的通报下来了；中央对周恩来等人处分决定也下来了。

解放以后，对南昌起义，最关心的人是周恩来；但他一生避开的话题，也是南昌起义。他谈到南昌起义，从不谈意义，只说失败的教训。

这难道不是周恩来伟大之处吗？

四、历史的伟人，当代的楷模

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南昌起义中展现的革命精神，固有的内核，永远不会过时，但只有和时代精神结合，与党的中心任务结合，才更能发挥它强大生命力。

据悉，建军八十五周年，时任中央文献室主任冷溶，在《南昌起义对我们的重要启示》的讲话中，第三个问题是南昌起义中的领导代表周恩来等所展现的领导气质的时代价值。笔者无缘聆听冷溶同志的讲话，笔者只能从自己阅读的史料中，作出粗浅的探试。

1、周恩来听党指挥，坚定信念的执著追求，是引领当代人生价值取向的一面旗帜

进入新时期，习总书记把听党指挥，坚定信念，作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政治生活的头等大事。把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作为各级领导干部的立身之本。他说：

“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就可能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

（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他在建军九十周年庆祝大会上说：

“听党指挥”，“是人民军队的建军之本，强军之魂”。

南昌起义的全过程，呈现了起义将士坚定信念，听党指挥的格局，周恩来为代表的领导人，是听党指挥，坚定信念的典范。周恩来等革命前辈，不顾个人安危，抛去高官厚祿，听从党的安排，义无反顾参加南昌起义，这是听党指挥的高度政治自觉。

1977年7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八一南昌起义》一书，在“永远奋战在党的红旗下”章节中写道：

在汤坑战斗中，起义军主力遭到失败，队伍决定向海陆丰方向转移。在普宁县流沙附近的一座小庙里，起义军领导都集中在这里开会。周恩来同志正患着疟疾，发着四十度高烧，身子更瘦弱了，但他一双眼睛乃炯炯发光。

会议由周恩来同志作报告。他用激动声音痛斥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强调指出，我们共产党员要有继续奋战在党的红旗下的决心。

这既是对起义将士的要求，更是周恩来光辉一生的写照。

当前，很多干部面对金钱物质的诱惑，丧失了党性原则，原因之一，就是理想信念的淡忘。周恩来坚定信念的执著追求的光辉形象，是引领人们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取向的一面旗帜。

从严管党治党，首先要坚定理想信念，有了听党指挥的坚定信念，眼界就宽，站位就高，在顺利和逆境时，就会不骄不躁，不消沉不动摇，自觉抵制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永保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这也是我们倡导弘扬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崇高精神的初衷。

2、周恩来敢于担当，英勇无畏的英雄气概，是我们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强大精神动力

前面叙述的周恩来在前委会上拍桌子，二十年后，周恩来说：“是我平生仅有一次。”周恩来为了执行中央正确决定，拍了中央代表的桌子，展现出当仁不让的气概，雷霆震怒的神威，是何等担当风彩！

这里，特别摘抄一段，周恩来在山崩地裂面前，沉着冷静的英雄静气：

1927年10月3日，周恩来面对起义军失败的混乱局面，从容镇定，对善后工作做出有序安排。当时周恩来正发着高烧，别人劝他先走，他说：“我不能脱离部队，我要把部队带到海陆丰去，扯起苏维埃旗帜。”

他抱病留在潮汕地区，直到领导人全部安全转移，他才和叶挺，聂荣臻一起乘只小船离开了广东。

在敌人重兵包围中，周恩来临危不惧，负重践战，创造了起义军在失败后的撤离中，起义领导人一个没抓，一个没杀的奇迹。

当前，我国正处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战略目标，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更需要发扬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那种不怕艰难险阻，勇于担当，勇于献身的英雄气概，更需要每个共产党人付出艰苦努力，用实干托起中国梦、强军梦，更需要我们一代一代不懈追求，接力奋斗。像周恩来老一辈革命家那样，在血雨腥风面前，冲锋在前，担责在先。

实现中国梦、强军梦，更需要伟大的精神支撑，更需要自强不息的精神动力。老一辈革命家的敢为人先，勇于担当的英雄品质，始终是鞭策我们在改革开放，与时俱进前进中的精神动力。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的伟大目标，我们更要弘扬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伟大的革命精神，锲而不舍、驰力不息，在习近平为核心党中央领导下，为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奋斗终身。

3、周恩来知人善任，民主谦逊的政治品质，为党的干部培养提供了智力支撑

领导人的高明之处，并不在他处处高人一着，而在于知人善任，在于每每危急关头，善于采纳正确的意见。南昌起义的主持者周恩来，伟大之处，正在于此。

前面详述了周恩来任命贺龙、刘伯承的事例。对朱德的使用，更是生动体现。为了发挥朱德作用，起义一胜利，周恩来就决定要他组建第九军；三河坝分兵，又重任朱德为总指挥。为起义军绝处重生产生了重大作用。当起义军在潮汕受挫，队伍散乱时，正是朱德以军长、总指挥的身份，挺身而出，砥柱中流，终于把起义军带上井冈山。

早在起义酝酿期间，周恩来就联系了一批著名国民党左派人士，秘密来到南昌，起义后，又成了有党外人士参加的革命委员会，委任最具资格的谭平山为主席。周恩来在起义中，为党的统一线工作，树立了光辉范例。

周恩来还是一位给人亲近感和平等感的领导，在南昌起义中，谁的意见正确，就照谁的办；行军中，他和战士一样走路；打仗时，他深入前线，哪里战斗最激烈，他就出现在哪里……

起义军南下，蔡挺锴率第十师逃跑了，周恩来对身边同志说：

“这是我的过失，我应当承担全部责任。”

这是何等的担当精神！

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政治品质，是经过血与火的考验。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周恩来的谦逊谨慎，忠诚坚定，善于协调，诚信待人的政治品质，更是我们今天党的干部培养的智力支撑。

一个好干部的成长，一靠自身努力，二靠组织培养。从组织培养来讲，要抓好道德建设这个核心，要抓好传统教育这个基础。

习近平同志历来十分重视干部教育培训，他说：

“要更广泛更有效调动干部的积极性。这个问题极为重要，现在看来十分紧迫。”

近年来，习总书记十分重视传承红色基因教育，他说：

“光荣传统不能丢，丢了就丢了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

当前，我们正在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党员干部肩负重任，经受时代考验。目前党的干部中存在形形色色的问题，与党承担历史任务相比，确有不小差距；党员干部的素质、能力、作风都还有不少问题，必须引起全党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全党，“党面临的‘赶考’远没有结束”，要“努力交岀优异的答卷”指示，意味深长呵！

习总书记的指示，是我们弘扬老一辈革命家革命精神的基本依循。周恩来在南昌起义中所突出表现出来而今天又特别需要的革命精神，非常丰富。在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伟大征途中，还会有各种风险和挑战，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在南昌起义中表现的崇高的革命精神，仍然是我们攻坚克难的强大武器，是我党培养干部的智力支撑。我们要永远学习，使之发扬光大。

结 语

周恩来在南昌起义中展现的崇高品质，伟大的风范，革命的精神，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

周恩来革命精神永放光芒！

参阅文件：

1、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建设风云录》，2010年版。

2、江西人民出版社徐兆麟《壮烈的开端》，2010年版。

3、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周恩来自述》，2002年版。

4、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南昌起义与八一精神研究》，2014年版。

5、国防大学出版社，李弘主编《放眼看南昌起义》，2007年版。

6、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南昌起义》，1987年版。

7、人民出版社出版江英、李晓南编著《建军大业》。

8、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出版，关河五十州《建军大业》，2017年版。

9、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蒋泽先《1927南昌城》，2018年版。

10、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熊诚《建军大业》，2017年版。

11、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亲历南昌起义》，2007年版。

12、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刘汉升《南昌起义之后》，2006年版。

13、江西人民出版社罗政球《红色感叹号》，2009年版。

14、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朱德自述》，2003年版

15、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

后 记

周恩来领导中共打响第一枪的伟大实践，本人并无全面深入解读的能力，此文仅是笔者整理的心得笔记。

全文分四节，似乎不太相联，有些松散，其实，只有一个主题：作为中国现代史最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周恩来，他的雄才大略，在南昌起义，已经崭露头角！

多次自称不是帅才的周恩来，时令29岁，刚刚走上中央核心领导层，第一次出征挂帅，打响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能说不伟大吗？

至于周恩来在《周恩来自述》中所说：“因为犯了一个错误，即没有与当地农民结合起来，而要向广东去建立根据地。结果在潮汕与钱大钧等部激战失败”的自责，其实，这个错误的主因，是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央思想路线的错误。作为中央决策者之一、前委书记，自有不可推御的责任……但毕竟，党还处在幼年时代，用现代人的话，是付出了沉重的学费。笔者在整理“受挫主因”这一节，说了些理论家们不愿听的话，只算是一个老年读者的一家之言吧。

其它内容，仅是作了些辑录，并无多少新意。本书收集笔者其它几篇小作，主要为烘托“崭露头角”这个主题，起些注释作用，也是为了增加书的厚度。

这是笔者第六本阅读南昌起义史料笔记，同过去所作，肯定会有重复的话；也有同一件事，不同说法，这是因为：南昌起义的书，（如《建军大业》，就有四个不同作者。）在不同作者中，确有不同说法，笔者只能凭着自已的判断，选用似乎更合理的一说。

最后，还是重申两句话：由于水平有限，资料有限，失误和不当之处，请读者批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