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820起义”的英雄们

引子

1945年8月20日，一架飞机降落在了延安的机场，延安军民都感到好奇，这架飞机从哪里来的，是什么人驾驶的？就连尚在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也有相同的疑问。然而询问未果；他们知道，“这可能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密”，便没再多问。

其实，这是一次由党中央和军委直接领导，毛主席亲自拟电文接收，新四军和八路军共同操作、执行；涉及汪伪政府空军多个级别、数十人参与的大规模的起义行动。

这架飞机是汪伪“建国号”专机；机上有6人，他们仅仅是整个起义行动的一部分。这次起义被称为“820起义”，开创了从敌对阵营中驾机起义投奔共产党的先例。“建国号”也被共产党命名为“820号”。

一、起义发端

这次起义的策划起源于一年前。

1944年8月，在汪伪政府常州教导总队，当周致和遇到何健生时，两人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起义！投奔共产党。

那此的会面，他们达成了共识：只有共产党才能代表人民，才能救中国。而何健生在工作中与其上级——航空处少将长官白景丰接触较多，深知他与自己一样，也对汪伪政府、蒋介石政府失去了信心。于是，一个涉及汪伪政府空军多个级别人员的起义行动，开始秘密策划，逐步形成。

1944年底，周致和先后遇到了曾被新四军俘虏过的吉士志和曾在抗大学习过的飞行员黄哲夫。“驾机起义”投奔共产党的共同愿望，将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1945年6月，周致和通过同学秦传家（轰炸员）得知安徽有新四军在活动，于是安排黄哲夫和秦传家一同去寻找新四军，以便与共产党取得联系。他自己则集中精力，设法寻找飞机。

黄哲夫在整个准备、行动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7月，他和秦传佳终于找到了中共宣城县委书记彭海涛，说明了“驾机起义”的愿望和计划；随后，他们被带到新四军苏浙军区司令部，见到粟裕司令员。

粟裕当即表示欢迎，并立刻向新四军军部和党中央报告。党中央复电“待机而动，配合反攻”。

粟裕与黄哲夫一起讨论了起义计划和准备工作。最后，他与黄哲夫商定：俩人各自，分别以“左如”和“于飞”作为代号，进行联系。

与此同时，白景丰正与何健生、周致和商议，计划将所能调动的飞机以训练为名，全部飞往新四军解放区的机场。但白景丰突然被调往南京，原先的计划只得进行调整——兵分两路：一路驾机起义，直接飞往延安，由周致和负责；另一路由白景丰与何健生率队，从陆路起义，抵达新四军军部。

1945年8月，蒋介石极力拉拢汪伪政府官员，以求在战后占据有利地位。当时，伪湖北省长叶蓬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党第七路先遣军总司令。

19日，周致和及时抓住了一个机会：从南京送叶蓬至汉口。在精通日语的飞行员赵乃强的帮助下，他控制了汪伪的专机“建国号”。下午返航时，他们改变航程，飞赴扬州。黄哲夫立即通过扬州军分区政委程明，给延安发报“日内有机来延安，万勿误为敌机。”

二、毛主席亲自安排着陆的机场

接到电报，毛主席非常高兴，亲自安排着陆的机场，并手书电文联系华中局：“华中局：（一）飞机一架从扬州起飞今午飞抵延安；（二）延安机场可容二十架飞机。此外，太行之辽县城西及五台之灵丘城东二十公里各有一可用之机场。中央未号。”

照片1：1945年8月20日，毛泽东亲拟电文为起义飞机安排降落机场。

8月20日早上8点，“建国号”飞机从扬州机场起飞，周致和为正驾驶，赵乃强为副驾驶，黄哲夫领航，同机的还有管序东、黄文星、沈时槐。根据事先早已研究好的航线，于下午2点飞抵延安机场。军委航空组王弼、常乾坤等专门前往迎接。

“建国号”机组受到了党中央和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叶剑英、罗瑞卿、杨尚昆、胡耀邦等领导在王家坪总部接见，并设宴欢迎机组人员。朱总司令在欢迎词中，高度赞扬了全体“820起义”人员。他说：“你们有组织地起义来延安，是正义之举，你们这种爱国行动给汪伪空军开创了一条光明大道。我们要建立自己的空军，你们来得正好，正是我们需要的航空人才。”叶剑英宣布将“建国”号更名为“820”号飞机，隶属于总司令部。之后，延安也召开了军民欢迎大会。

“八路军有飞机了”的消息传遍延安。天天有人来机场看飞机；还有很多住在黄河边上的群众，带着干粮长途跋涉来看这架属于人民自己的飞机。8月2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去重庆谈判前，特意抽出时间接见了起义的全体机组人员。

与此同时，和蔡云翔一道策划起义的白景丰（偕夫人刘晏如）、何健生（偕夫人邱淑仪），与吉士志、陈静山、秦传佳等，共30余人分成两批，从地面起义，先后到达新四军军部。

很快，他们接到延安通知：立即启程赴东北参加航校筹建工作。就在此时，山东海阳县民兵缴获了一架日军飞机，急需飞行和机修人员。陈毅军长闻讯后，立即派专车将他们送到目的地。飞机修好后，飞到桃村机场——共产党的军队，又有了第二架飞机！

随即，白起、何健生、吉士志、秦传家、陈静山一行五人渡船北上，历经艰辛，于1945年11月到达东总报到，立即投身于老航校的紧张筹备工作中。

照片2：机修人员与当地民兵的合影。从左至右：吉翔、陈静山、何健生、当地民兵张吉俊、当地民兵、白起、当地民兵

。

至此，这次由共产党新四军粟裕亲自指导、联系、执行的，党中央、毛主席接待的，有组织、有规模的“820起义”行动宣告成功。

为了表达参加革命队伍的喜悦，也为了仍在敌后家属的安全，部分起义人员更改了姓名：周致和更名蔡云翔，白景丰更名白起，赵乃强、黄哲夫、吉士志、管序东、黄文星、沈时槐也分别更名为张华、于飞、吉翔、顾青、田杰、陈明秋。

三、“抢时机，建航校”

党中央此时已看准了东北，认为东北是创办航校的理想之地。8月30日，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召见军委航空组组长王弼，传达党中央、毛泽东关于利用东北日军遗弃的航空器材等有利条件，筹建航空学校的决定；要求组织一批懂航空的技术人员立即赶赴东北，摸清情况，接收器材和人员，为创办航空学校做前期准备。

随即，9月2日，王弼带队，与刘风、蔡云翔、田杰、陈明秋、顾青乘“820号”飞机赶往东北。飞机在张家口机场着陆加油时，意外撞坏起落架，不能再飞。王弼被晋察冀军区留在张家口任航空站站长，接收周边机场和航油，就地收编日军机务人员；用搜集的机床，加工零件，维修飞机。其余5人则改由陆路继续进发，于9月下旬抵达沈阳。他们受到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陈云、伍修权、吕正操等领导接见，并接受陈云的指示——立即开始寻找收集敌伪遗弃的飞机、器材、设备和油料等物资。他们实际成为首批投入东北老航校建校前期准备工作的人员。

1945年10月15日，于飞、张华也跟随常乾坤率领的第三批办航校人员，从延安出发，赶赴东北。此时，刘风带领的蔡云翔等第一批建校人员，已在榆树镇附近发现了一架相对完整的日本隼式战斗机。

机械员陈明秋、田杰检查后认为可以修复。他们立刻在附近农村说服群众上交了一些飞机零件、工具和油料等航材物资，终于将这架飞机补齐了零件；但发动机仍无法运转。

在此之前，刘风已接到东总关于林弥一郎航空队协助办航校的通知，他立即带领蔡云翔前往林弥一郎的住处。一方面，确实需要更多的零部件和修理人员协助修复这架飞机；另一方面，刘风也想通过此事探索即将与日籍人员配合工作的方式。

刘风是苏联契卡洛夫航校的优秀生，技术问题谈得有板有眼，加上坦荡豪爽的山东人气质，一下就赢得了林弥一郎的信任与好感，答应尽快从奉集堡调人员和器材来协助修理。在中日机械员的合作下，不到两天，飞机已能发动。

蔡云翔提出自己试飞；林弥一郎则以他们更熟悉这款飞机，以及危险性大为由，要求由日籍人员试飞。在蔡云翔一再坚持下，林弥一郎才勉强同意，又协助蔡云翔仔细检查了发动机和操纵系统的各项功能。即将启动滑行时，林弥一郎又让顾青攀上机舱转告蔡云翔——为了安全，第一次试飞不要收着陆轮，以防起落架失灵。

当中日双方人员同心协力修好的这第一架飞机，在蓝天上画了个优美的曲线，干净利落地着陆后，林弥一郎跟着刘风，满面笑容地向蔡云翔迎去，一路上不时地竖起大拇指说：“大大的，大大的，坚强勇敢的人！”

在之后的一个月，中日人员又在奉集堡等机场修好了20多架趴窝飞机，并在辽阳、营口、大石桥、鞍山等地搜集到10多架破飞机和一些航材。这增强了大家在东北建航校的信心。

1945年10月下旬，东北局和“东总”将林弥一郎带领的日军航空队改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航空队”。11月中旬，东北局和东总成立了航空委员会，伍修权为主任委员，黄乃一为秘书长，委员有刘风、蔡云翔、林弥一郎；还有尚在途中的常乾坤、王弼。

因东北形势变化，航空队数次搬迁，曾迁址本溪、辽阳、宫源等地。航空队刚在通化落脚，曾与蔡云翔一道策划起义的白起、何健生带领着吉翔、陈静山、秦传佳等820陆路起义人员经历了曲折坎坷的行程，从新四军军部也来到通化。他们一路上受到了地下党和沿途各解放区军民的倾力帮助。

此时，魏坚、常乾坤分别带领第二、第三批建校人员，正在从延安赶往东北的路上。之前，留在张家口的王弼，也加入了第三批队伍。蔡云翔带领两架飞机来接应，但都因故没能顺利返航。1945年12月，从延安出发的，受命创办航校的三批人员，终于齐聚通化。

随着环境相对稳定，人员、物资逐步到位，筹办航校的工作迅速展开。12月下旬，抗大山东一分校1000多名学生到达通化，解决了航校生源的问题。负责筹建航校的通化地委书记兼后方司令部政委吴溉之和司令员朱瑞报请东北局，经批准，决定航校学员从抗大分校选调；航空队由白平、刘西科、何健生等组成选调小组，即刻开展学员选拔工作。

1946年元旦，近500人集合在通化第二中学操场上，举行航空总队成立大会，朱瑞受东总的委托，宣布干部任命：朱瑞兼任总队长，吴溉之兼任政委，常乾坤、白起、林弥一郎任副总队长，黄乃一、顾磊任副政委，白平任政治部主任；民航队队长蔡云翔，政委刘风；教导队队长刘风兼任，政委陈乃康；训练室主任何健生；学生队队长兼指导员姚峻，副队长李熙川、张凤岐。

照片3：1946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在通化成立。临时搭制彩门以表庆祝。

照片3：1946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在通化成立。临时搭制彩门以表庆祝。

随后，更多人员投入到飞机、航材的收集工作之中。他们冒着大风大雪，甚至在炮火硝烟中，不分昼夜地四处搜寻，足迹踏遍了东北的30余座城镇50多个机场；连机场周遭的山沟、村镇也梳理了一遍。几个月时间，总共搜集到各种飞机120多架，航空发动机200多台，酒精200多桶，航空仪表200多箱。各种机床设备等物资装满了2800多辆马车！这就是老航校和人民空军最初的家底和基石。

经过通化“二三暴动”这场生死考验，航空总队更加紧密团结，为航校的建立做好了准备。

四、“团结奋斗、艰苦创业、勇于献身、开拓精神”

1946年3月1日，这是人民空军和中国航空史上的里程碑。500余名教职员工、学员，以及留用的日籍人员，集中在通化第二中学的校园里。这一天，是“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式成立的日子。

照片6：1946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通化成立。

上午10点，东北军政大学副校长何长工和朱瑞、吴溉之、常乾坤、黄乃一、白起、林弥一郎等走上主席台，何长工宣布：“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式成立了！”接着他代表党中央、东北局和东总宣布航校领导任命：校长常乾坤，政委吴溉之，副校长白起，副政委黄乃一、顾磊，教育长蔡云翔，副教育长蒋天然，校参议兼飞行主任教官林弥一郎，政治部主任白平，训练处长何健生，校务处长李连富，供应处长蒋金廷，学生大队大队长刘风、政委陈乃康，机务处长田杰，修理厂长陈静山。航校艰难起步，一方面继续组织机务人员和学员搜集飞机和航材，抓紧修理，修复一架试飞一架；另一方面由日本飞行员带飞有飞行基础的同志，包括刘风、魏坚、吴恺、王琏、张华、于飞、顾青、秦传佳等，争取尽快恢复，为飞行教学和训练做准备。

由于形势的变化，王弼带着东北局收集的通讯器材到了通化。航校根据王弼的建议转移至牡丹江，王弼本人也充实进航校领导队伍，担任政委。6月，飞行教员训练班率先正式开课，起义人员张华、于飞、顾青、秦传佳被编入该班。6月7日的飞行科目是“航线起落”，规定每人飞四个起落，飞的是英格曼初级教练机。这架飞机上没有通讯设备、没有降落伞、没有安全带、没有钟表；木质的机身经多年风雨侵蚀早已破烂不堪，发动机严重老化，有些零件连接处不是用开口销连接而是用铁丝拧起来。就这样一架飞机，还是同志们冒着生命危险用搜集到的各种航空器材，七拼八凑组装起来的，大家都当作心肝宝贝一样看待。

带飞教官是飞行科长吉翔，上午在为学员讲课时他还特别强调：下午飞行训练，一定要注意安全。如果飞机高度不超过100米发生故障，只能做直线迫降，不能做转弯飞行；否则有失速坠机的危险。

下午第一个带飞的学员是许景煌。当飞到第三个起落时，发现飞机发动机转数不够，就降落下来检查修理。一阵忙活后，飞第四个起落。重新起飞时油门已开满好长时间还拉不起来，眼看就要冲出跑道了才渐渐离地上升。转第一个弯，飞机还算正常；但转第二个弯飞机发动机突然熄火，螺旋桨不动了。空中停车就意味着飞机失去动力，对单发飞机来讲是灾难性的机械事故。

吉翔和许景煌都明白，此时应顺着飞行方向，利用飞机的余速迫降在田野里，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降低飞行员的生命危险。可前面就是铁道桥和凹凸不平的农田，飞机肯定会撞坏！这是大家的宝贝疙瘩，多少同志还等着训练呢！这时他们只有一个信念：保护飞机，飞机比生命更重要。于是吉翔强行转向机场准备降落，但转弯时余速已失，操纵系统失灵，飞机一头撞在洋灰钢筋的飞机堡上。随着一声巨响，飞机撞碎解体。

常乾坤校长、王弼政委立即带着大家跑过去，两人浑身是血，坐舱上的仪表碎片深深地扎在吉翔的脖子和胸口上，当场牺牲。许景煌被前仓风挡卡住了脖子，肿起老高。战友们把许景煌弄出来，紧急送往牡丹江医院进行抢救。一周之后，由于东北战事紧张，教育长蔡云翔主动承担任务，驾驶一架双发高教机从通化抢运出钞票。途经敦化加油时，由于考虑到通化没有航油，只好把备用汽油放在飞机上。起飞前，蔡云翔发现为尽可能多地抢运钞票，飞机已经超载；随即劝说希望搭乘飞机的东野一纵队几位领导下了飞机。但起飞后，飞机仍然很难爬升；最终，在长白山区迫降时，飞机撞树，机毁人亡。

蔡云翔为了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年仅28岁。6月下旬，航校在校前广场为蔡云翔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追认他为中共正式党员。

校长常乾坤致悼词，副校长白起介绍蔡云翔生平，称他是中国一流的飞行员。林弥一郎回忆中日人员的第一次合作，初识蔡云翔时，他勇敢试飞第一架修复的飞机的情景，眼含热泪发言：“蔡云翔是优秀的飞行员，工作积极带头，不怕困难，不怕危险，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今后我们要更加努力，发挥自己的技术才能，为培养更多的中国飞行员贡献出我们的一切！”出殡时，常乾坤亲自参加抬棺，起义人员和日籍人员大为感动。

蔡云翔、吉翔烈士，至今仍安葬在他们当年战斗过的牡丹江朱德大街北头山脚下。

蔡云翔和吉翔牺牲后，航校对所有飞机进行了大检查，把不合格的飞机退回修理厂，淘汰了包括所有英格曼初教机在内的一批隐患重重不堪使用的飞机。

此时面对的更大的困难是航空汽油告罄。东总对此批示：航空学校有飞行粮食（航空汽油）就办，没有飞行粮食就不办，就停止。

白起副校长根据他20年代在法国学飞行时的传闻，林弥一郎根据太平洋战争后期日军曾试验，但未成功的线索，都提出了试验酒精代替汽油，作为飞机燃料的想法。尽管没有经验和案例可以借鉴，但酒精替代汽油，确实存在某种可能性。

航校决定进行试验。由白起副校长牵头成立攻关小组，成员有蒋天然、陈静山、顾光旭，以及日籍人员邢部利保、原田辰好等人。攻关小组深知这一任务关系到航校的生存，没日没夜地干了起来。他们对酒精与汽油的燃点、燃速和能量等关键指标进行分析比较，发现酒精的热效率虽低于汽油，但通过提高酒精纯度，改造汽化器喷油嘴、增大喷出的酒精量，也可以产生很大马力。

他们在“九九”高教机上一次次试验，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和改进，终于达到预期效果——当酒精纯度提高到95%，喷油嘴口径增大为2.5毫米，同时调整好进气阀、排气阀的间隔和点火位置时，发动机最大转速可达2030转/分钟，达到飞行要求。由于酒精难以直接启动发动机，他们又加装了小汽油箱，汽油仅在启动时使用，然后转换为酒精。与此同时，哈尔滨的两个酒精厂恢复生产，开始向航校供应高纯度酒精。

事事具备，最关键的一步是试飞。尽管主动请缨者众多，但是老旧的“九九”高教机，再加上从未有成功经验的酒精作为燃料，风险极大。最终，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牵头负责酒精替代汽油攻关、同时飞行经验非常丰富的白起副校长，以及飞行经验同样非常丰富的日籍飞行教官黑田。

9月初的一天，在牡丹江畔的海浪机场，白起和黑田登上了一架“九九”高教机，黑田在前、白起在后。试车后飞机滑出对正跑道，黑田举手示意要求起飞，信号员扬起了放飞的白旗；飞机加速，随后腾空而起；在机场上空盘旋一圈，又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整个海浪机场都在欢呼雀跃！“酒精代汽油”，飞机试飞成功啦——老航校人创造了一项前人没有成功的奇迹！在1947年1月从苏联购入大量航油之前的飞行训练，以及飞行一期甲班全部放单飞时，都是靠酒精替代航油实现的。

1948年8月底的一天，张华接到任务，要为四野一纵运送南下的作战地图。张华担任副驾驶，日籍教官长谷川担任正驾驶，一起在刘善本带领下飞抵哈尔滨，连夜拟定了飞行计划。次日，为防敌机拦截，长谷川、张华于凌晨4:35起飞，并保持600米以下的低空飞行，避开雷达，胜利完成任务。东总首长热情赞扬：你们航校的同志们勇敢、不怕死，帮前线主力部队解决了大困难，圆满地完成了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为秋季大反攻立了第一功！

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被老一代革命家赞誉为“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在她的筹备和建设初期，“820起义”人员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中方技术人员的匮乏。他们在搜集航材物料、修复受损飞机、高难度试飞、恢复飞行训练及教学、承担运输与空投任务、试验“酒精代汽油”等，在那艰苦创业时期的诸多关键任务中一马当先，取得了了不起的成果；也付出了吉翔、蔡云翔牺牲的巨大代价。他们为东北老航校的建立，为中国空军的建立做出了重大贡献。

五、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普通一兵

白起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出任中央军委空司航行处副处长，1952年调任南京军事学院空军系副主任，1954年10月担任在山西省临汾的十二航校副校长。

何健生在参与对国民党空军接管工作后，于1949年5月调任上海军管会空军部秘书处办公室主任兼中央航空公司机航组的军事代表，之后又任华东军区司令部航空处六科副科长兼大校场航空站站长等职，于1953年9月和1954年12月两次荣立三等功。1979年，蒙冤20余年的何健生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恢复军籍，他是中国唯一平反后得以恢复军籍的空军干部。1988年8月，中央军委授予何健生独立功勋荣誉章，以表彰他为中国空军和航空事业建设做出的贡献。

张华参与了新中国第一支空军作战部队——混成四旅的建设，1950年6月，混成四旅成立时被任命为第十驱逐团副团长；之后担任空四师第十歼击机团副团长，并参加了抗美援朝；之后还担任过空二十九师副师长。

于飞出任1951年、1952年国庆阅兵空军中心指挥主任，1956年转业到中国人民国防体育协会、国家体委，先后任航空干部训练班副主任、滑翔学校副校长、国家体委计划司器材处处长、国家体委体育文史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等职，又受聘为中国航空体育运动协会副主席、中国航空博物馆研究员、中国航空史研究会顾问。

结束语

东北老航校从策划、筹备伊始，共产党人始终以海纳百川的胸怀，吸收着来自各方拥有飞行和地勤技术的人才。这也是东北老航校得以迅速、顺利地建立，不可或缺的积极因素。她不仅保证了教学质量，还创造出“直上九九高教机”、“酒精代汽油”等航空史奇迹，成功地、迅速地为人民空军和新中国的航空事业培养出第一批航空人才。

统一战线是法宝。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在老航校的创办、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820起义”人员在东北老航校创建、成长的过程中，尽心竭力，为人民空军和新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以及后来在在航空体育、中央统战工作中，继续默默无闻地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是一支不可替代的力量。

这些“820起义”的英雄们，赤胆忠心，无怨无悔。不论是在老航校艰苦的初建时期，为老航校的建设，冒着危险，执行任务；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在各种波折中，无论遭到任何冤屈，仍坚持信仰的选择，终身无怨无悔！

他们起义的壮举，以及他们为中国人民航空事业做出的贡献，值得我们无限敬仰！

让我们永远怀念他们！

附 录：主要起义人员简介

周致和（蔡云翔）

这次起义行动中关键的、担任驾机任务的主要策划者。他1918年出生于湖北省黄陂县，1934年进入国民党教导总队当兵，1935年考入国民党笕桥中央航校第十期学习；学习期间，在与航校苏联教官的接触中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1939年毕业后，周致和被分配到成都双流县驱逐第五大队任中尉飞行员，参加了对日的战斗。1944年6月24日，他参战攻击洞庭湖日寇舰艇时，因飞机故障迫降岳阳，被日军俘虏，送到汪伪南京航空公署。因技术好，被安排到在行政专机班，并在常州教导总队担任中校主任教官。

何健生

这次起义行动中具社会影响力的主要策划者之一，1909年出生于广东连平。1930年参加广东空军，1937年8月起,何健生担任国民党空军第八大队十九队领航轰炸员，参加了对上海江湾日军司令部和吴淞口日军码头、阵地和长沙、衡阳、宜昌、南宁等地对日作战。他先后26次奉命对日军的轰炸任务，曾6次跳伞，被国民党空军授予二等宣威奖章。1942年1月24日，奉命再次轰炸日本河内嘉林机场；完历任务返航时，被日军高炮击中，被迫跳伞，不幸落入日军阵地被俘；随后，被日军送交汪伪政府，任航空教导总队教导主任，上校参赞。他屈居于此，身为抗日民族英雄的何健生，深知国民政府的腐败，一直在思考中国的出路在哪里。此时的何健生身在曹营心在汉，已决心起义投奔共产党。

白景丰（白起）

这次起义中职位最高的主要策划者。他1904年出生于辽宁省盖平县杨木林于村，1923年考入东北军阀张作霖的航空部队。在张学良大力投入航空队建设时期，白景丰与其他航空队优秀官兵共18人，于1925年，一起被选送赴法国莫拉纳航空学校学习；这其中就有抗日民族英雄高志航。1927年毕业回国后，白景丰继续在张作霖的航空部队任职，被誉为“八大金刚”之一，又曾担任国民党空军航校的中校飞行教官，后因屡次受到排挤，不得已于1941年进入汪伪政府空军教导队任职，1944年官至航空处少将长官。尽管得以升迁，但白景丰此时已认清汪伪政府、蒋介石政府都无法代表中国的未来，中国的希望只能寄托在共产党身上。

黄哲夫（于飞）

这次起义中主要策划者之一，与共产党联络的重要联系人。他1921年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曾在抗大学习过，受到了进步思想的影响；他也担任过汪伪政府空军的少尉飞行员，后因思想激进被除名。1945年3月在南京他见到周致和教官，谈话中发现他们有共同的愿望和想法，驾机起义投奔共产党。他积极寻找新四军并协助周致和策划起义，负责联系共产党，并与周致和一起研究并确定驾机起义的航线，成为促成820起义的关键人物。

东北老航校研究会 《蓝天之魂》编辑委员会

“820起义”写作小组 （刘笑鹏执笔）